赏罚之政，谓赏善罚恶也。赏以兴功，罚以禁奸，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赏赐知其所施，则勇士知其所死；刑罚知其所加，则邪恶知其所畏。
故赏不可虚施，罚不可妄加，赏虚施则劳臣怨，罚妄加则直士恨，是以羊羹有不均之害，楚王有信谗之败。夫将专持生杀之威，必生可杀，必杀可生，忿怒不详，赏罚不明，教令不常，以私为公，以国之五危也。赏罚不明，教令有不从。必杀可生，众奸不禁；必生可杀，士卒散亡；忿怒不详，威武不行；赏罚不明，下不劝功；政教不当，法令不从；以私为公，人有二心。故众奸不禁，则不可久，士卒散亡，其众必寡；威武不行，见敌不起；下不劝功，上无强辅；法令不从，事乱不理；人有二心，其国危殆。故防奸以政，救奢以俭，忠直可使理狱，廉平可使赏罚。赏罚不曲，则人死服。路有饥人，厩有肥马，可谓亡人而自存，薄人而自厚。故人君先募而后赏，先令而后诛，则人亲附，畏而爱之，不令而行。赏罚不正，则忠臣死于非罪，而邪臣起于非功。赏赐不避怨仇，则齐桓得管仲之力；诛罚不避亲疏，则周公有杀弟之名。书云：“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此之谓也。
【译文】
国君治理国家应该做到赏罚得当，奖善惩恶。奖赏的根本目的在于鼓励臣民再建功勋，为国服务，惩罚的根本目的则是要警戒臣民不可以作恶，坚决杜绝各种违法逆上的事件，所以，赏赐的原则是不可以不公平，惩罚的标准是不可以不相同。当臣民清楚地了解了国君赏赐的原因时，也就知道了死的价值，有了行动的准则，当臣民知道了国君惩罚的实施范围，也就会节制自己的行为，禁绝邪恶。所以，在奖赏惩恶的问题上，赏赐的对象不能是没有战绩功勋的人，惩罚的原则不可以冤枉好人，不可滥用，赏赐虚设会使有功绩的臣民心生怨恨，滥用惩罚的手段就会使贤良直士心生不满。因此，《战国策》记载：某国君在赏赐天下名人奇人时，分配不均，因为一杯羊羹却失去了自己的国家，楚王也听信奸人谗言，奖罚不当而导致亡国。在赏罚的问题上，将领对部下有生杀大权，但若乱用，使好人受冤，无辜而死，使坏人受到纵容，免于处罚，喜怒无常，敌发脾气，赏罚不清，没有固定的制度做依据，假公济私，这些便是危及国家的五种祸患。
作为统治者，赏罚的区别不明确，臣民就不服从国家的各项法令。杀死可以赦免生存的人，就会使恶人得不到应有的惩处，败德乱行的事情就屡禁不止，使犯了死罪的人得到逃脱，士卒就会离散逃亡，众亲就会叛离；喜怒无常，应有的尊严就得不到拥护，也就无人肯服从指挥；赏罚的标准不明确，臣下就不肯勤勉向上；管教不当，国家的法令就无人服从；把自己的私事当做公事去做，臣民就会心生异志，所以，不禁绝各类奸邪行为，国家的江山就不会长久；士卒四散逃亡就会势单力孤；将帅应有的威严树立不起来，士卒就不会冲锋陷阵；部下不能勤勉向上，国君就没有坚强有力的辅佐；国家的法令无人服从，就会出现无法料理的混乱局面，人有二心，国家的危亡之时就到来了。所以，治国首先要禁绝各类奸邪的人和事，教民节俭以净化社会风气，用公平、正直的原则管理各类案件，以清廉、公正的原则进行赏罚，赏罚得当就会使百姓心服口服。道路上有饥饿的人，马厩里却有肥壮的马，这就是统兵将领不顾将士死活，而只管自己生存的结果；克扣士兵而自肥的表现。所以，身为人君应首先广泛地征集各种人才，然后论功而赏，还要首先明确各项法令然后进行处罚，这样会使众心归附，部下因为有所疑惧而不敢妄为，这样治理国家就能不令而行。如果赏罚不正，不公平，那么忠直的大臣就会无罪而死，邪恶的人也就会无功受禄，受到重用。在赏赐的原则问题上应该是不避怨仇，所以有齐桓公受到管仲的辅佐，在诛罚的原则问题上应该是不避亲戚，所以有周公杀死自己的弟弟以匡扶正义。《书》说：“不偏爱不袒护，国君的治国之路就会平坦，社会也就会天下太平。”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解析】
文章还用较大篇幅，列举了为将统兵之人掌握生杀大权时，五种不当的处罚的严重后果，将其称为“国之五危”，说明将导致“其国危殆”，可见其为害之大。
文章也专门论述了政府官员赏罚得当的作用和不当的危害，着重提出了“先募而后赏，先令而后诛，”和“赏赐不避怨仇，诛罚不避亲戚”的主张。
这两点特别重要，如能真正作到，就能充分发挥赏的激励作用和罚的警戒作用。用人在先，奖赏在后，才是有功而奖；颁令在先，而后惩罚违令，那才是惩恶扬善。这样做才能令人心服。赏罚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达到治理国家目的的手段，只有坚持“先募而后赏，先令而后诛”，赏罚才能充分发挥规范和引导作用。至于“赏赐不避仇，诛罚不避亲”，则是人人都懂得的道理，非如此不足以服人心，非如此，不足以得民心。然而，真正做到大公无私，赏罚公正，一视同仁，却并不是容易做到的。不过，要治理好国家，却是非做到不可！
赏罚，是历朝历代、古今中外当政处事乃至理家都在使用的手段，但能做到赏罚分明的已属不易，能做到赏罚得当的，就更加难得了。仔细捉摸诸葛亮这篇论述，那将大有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