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李善长，字百室，定远人。少读书有智计，习法家言，策事多中。太祖略地滁阳，善长迎谒。知其为里中长者，礼之，留掌书记。尝从容问曰：“四方战斗，何时定乎？”对曰：“秦乱，汉高起布衣，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杀人，五载成帝业。今元纲既紊，天下土崩瓦解。公濠产，距沛不远。山川王气，公当受之。法其所为，天下不足定也。”太祖称善。从下滁州，为参谋，预机画，主馈饷，甚见亲信。太祖威名日盛，诸将来归者，善长察其材，言之太祖。复为太祖布款诚，使皆得自安。有以事力相龃龉者，委曲为调护。郭子兴中流言，疑太祖，稍夺其兵柄。又欲夺善长自辅，善长固谢弗往。太祖深倚之。太祖军和阳，自将击鸡笼山寨，少留兵佐善长居守。元将谍知来袭，设伏败之，太祖以为能。
太祖得巢湖水师，善长力赞渡江。既拔采石，趋太平，善长预书榜禁戢士卒。城下，即揭之通衢，肃然无敢犯者。太祖为太平兴国翼大元帅，以为帅府都事。从克集庆。将取镇江，太祖虑诸将不戢下，乃佯怒欲置诸法，善长力救得解。镇江下，民不知有兵。太祖为江南行中书省平章，以为参议。时宋思颜、李梦庚、郭景祥等俱为省僚，而军机进退，赏罚章程，多决于善长。改枢密院为大都督府，命兼领府司马，进行省参知政事。
太祖为吴王，拜右相国。善长明习故事，裁决如流，又娴于辞命。太祖有所招纳，辄令为书。前后自将征讨，皆命居守，将吏帖服，居民安堵，转调兵饷无乏。尝请榷两淮盐，立茶法，皆斟酌元制，去其弊政。既复制钱法，开铁冶，定鱼税，国用益饶，而民不困。吴元年九月论平吴功，封善长宣国公。改官制，尚左，以为左相国。太祖初渡江，颇用重典，一日，谓善长：“法有连坐三条，不已甚乎？”善长因请自大逆而外皆除之，遂命与中丞刘基等裁定律令，颁示中外。
太祖即帝位，追帝祖考及册立后妃太子诸王，皆以善长充大礼使。置东宫官属，以善长兼太子少师，授银青荣禄大夫、上柱国，录军国重事，余如故。已，帅礼官定郊社宗庙礼。帝幸汴梁，善长留守，一切听便宜行事。寻奏定六部官制，议官民丧服及朝贺东宫仪。奉命监修《元史》，编《祖训录》、《大明集礼》诸书。定天下岳渎神祗封号，封建诸王，爵赏功臣，事无巨细，悉委善长与诸儒臣谋议行之。
洪武三年大封功臣。帝谓：“善长虽无汗马劳，然事朕久，给军食，功甚大，宜进封大国。”乃授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中书左丞相，封韩国公，岁禄四千石，子孙世袭。予铁券，免二死，子免一死。时封公者，徐达、常遇春子茂、李文忠、冯胜、邓愈及善长六人。而善长位第一，制词比之萧何，褒称甚至。
善长外宽和，内多忮刻。参议李饮冰、杨希圣，稍侵善长权，即按其罪奏黜之。与中丞刘基争法而訽。基不自安，请告归。太祖所任张昶、杨宪、汪广洋、胡惟庸皆获罪，善长事寄如故。贵富极，意稍骄，帝始微厌之。四年以疾致仕，赐临濠地若干顷，置守冢户百五十，给佃户千五百家，仪仗士二十家。逾年，病愈，命董建临濠宫殿。徙江南富民十四万田濠州，以善长经理之，留濠者数年。七年擢善长弟存义为太仆丞，存义子伸、佑皆为群牧所官。九年以临安公主归其子祺，拜驸马都尉。初定婚礼，公主修妇道甚肃。光宠赫奕，时人艳之。祺尚主后一月，御史大夫汪广洋、陈宁疏言：“善长狎宠自恣，陛下病不视朝几及旬，不问候。驸马都尉祺六日不朝，宣至殿前，又不引罪，大不敬。”坐削岁禄千八百石。寻命与曹国公李文忠总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同议军国大事，督圜丘工。
丞相胡惟庸初为宁国知县，以善长荐，擢太常少卿，后为丞相，因相往来。而善长弟存义子佑，惟庸从女婿也。十三年，惟庸谋反伏诛，坐党死者甚众，善长如故。御史台缺中丞，以善长理台事，数有所建白。十八年，有人告存义父子实惟庸党者，诏免死，安置崇明。善长不谢，帝衔之。又五年，善长年已七十有七，耄不检下。尝欲营第，从信国公汤和假卫卒三百人，和密以闻。四月，京民坐罪应徙边者，善长数请免其私亲丁斌等。帝怒按斌，斌故给事惟庸家，因言存义等往时交通惟庸状。命逮存义父子鞫之，词连善长，云：“惟庸有反谋，使存义阴说善长。善长惊叱曰：‘尔言何为者！审尔，九族皆灭！’已，又使善长故人杨文裕说之云：‘事成当以淮西地封为王。’善长惊不许，然颇心动。惟庸乃自往说善长，犹不许。居久之，惟庸复遣存义进说，善长叹曰：‘吾老矣。吾死，汝等自为之！’”或又告善长云：“将军蓝玉出塞，至捕鱼儿海，获惟庸通沙漠使者封绩，善长匿不以闻。”于是御史交章劾善长。而善长奴卢仲谦等，亦告善长与惟庸通赂遗，交私语。狱具，谓善长元勋国戚，知逆谋不发举，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会有言星变，其占当移大臣。遂并其妻女弟侄家口七十余人诛之。而吉安侯陆仲亨、延安侯唐胜宗、平凉侯费聚、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遇春、宜春侯黄彬、河南侯陆聚等，皆同时坐惟庸党死，而已故营阳侯杨璟、济宁侯顾时等追坐者又若干人。帝手诏条列其罪，傅著狱辞，为《昭示奸党三录》，布告天下。善长子祺与主徙江浦，久之卒。祺子芳、茂，以公主恩得不坐。芳为留守中卫指挥，茂为旗手卫镇抚，罢世袭。
善长死之明年，虞部郎中王国用上言：“善长与陛下同心，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亲戚拜官，人臣之分极矣。藉令欲自图不轨，尚未可知，而今谓其欲佐胡惟庸者，则大谬不然。人情爱其子，必甚于兄弟之子，安享万全之富贵者，必不侥幸万一之富贵。善长与惟庸，犹子之亲耳，于陛下则亲子女也。使善长佐惟庸成，不过勋臣第一而已矣，太师国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纳妃而已矣，宁复有加于今日？且善长岂不知天下之不可幸取。当元之季，欲为此者何限，莫不身为齑粉，覆宗绝祀，能保首领者几何人哉？善长胡乃身见之，而以衰倦之年身蹈之也。凡为此者，必有深仇激变，大不得已，父子之间或至相挟以求脱祸。今善长之子祺备陛下骨肉亲，无纤芥嫌，何苦而忽为此。若谓天象告变，大臣当灾，杀之以应天象，则尤不可。臣恐天下闻之，谓功如善长且如此，四方因之解体也。今善长已死，言之无益，所愿陛下作戒将来耳。”太祖得书，竟亦不罪也。
汪广洋，字朝宗，高邮人，流寓太平。太祖渡江，召为元帅府令史，江南行省提控。置正军都谏司，擢谏官，迁行省都事，累进中书右司郎中。寻知骁骑卫事，参常遇春军务。下赣州，遂居守，拜江西参政。
洪武元年，山东平，以广洋廉明持重，命理行省，抚纳新附，民甚安之。是年召入为中书省参政。明年出参政陕西。三年，李善长病，中书无官，召广洋为左丞。时右丞杨宪专决事。广洋依违之，犹为所忌，嗾御史劾广洋奉母无状。帝切责，放还乡。宪再奏，徙海南。宪诛，召还。其冬，封忠勤伯，食禄三百六十石。诰词称其专刂繁治剧，屡献忠谋，比之子房、孔明。及善长以病去位，遂以广洋为右丞相，参政胡惟庸为左丞。广洋无所建白，久之，左迁广东行省参政，而帝心终善广洋，复召为左御史大夫。十年复拜右丞相。广洋颇耽酒，与惟庸同相，浮沉守位而已。帝数诫谕之。
十二年十二月，中丞涂节言刘基为惟庸毒死，广洋宜知状。帝问之，对曰：“无有。”帝怒，责广洋朋欺，贬广南。舟次太平，帝追怒其在江西曲庇文正，在中书不发杨宪奸，赐敕诛之。
广洋少师余阙，淹通经史，善篆隶，工为歌诗。为人宽和自守，与奸人同位而不能去，故及于祸。赞曰：明初设中书省，置左右丞相，管领枢要，率以勋臣领其事。然徐达、李文忠等数受命征讨，未尝专理省事。其从容丞弼之任者，李善长、汪广洋、胡惟庸三人而已。惟庸败后，丞相之官遂废不设。故终明之世，惟善长、广洋得称丞相。独惜善长以布衣徒步，能择主于草昧之初，委身戮力，赞成鸿业，遂得剖符开国，列爵上公，乃至富极贵溢，于衰暮之年自取覆灭。广洋谨厚自守，亦不能发奸远祸。俱致重谴，不亦大负爰立之初心，而有愧置诸左右之职业也夫？
【译文】
李善长，字百室，定远人。
从小读书，有智谋，学习法家学说，预料事情多能料中。
太祖在滁阳攻占地盘，李善长前去迎接太祖的军队，并拜谒太祖。
太祖知道他是当地德高望重的人，于是以礼相待，并留他任掌书记。
太祖曾经在闲暇时问李善长说：“四方都在打仗，天下什么时候能够安定？”李善长回答说：“秦末动乱，漠高祖以酱通百姓身份崛起，他豁达大度，了解人，善于任用人，经过五年成就帝业。
现在元朝政纲败坏，天下土崩瓦解。
您是濠州人，距汉高祖的家乡沛不远。
您应禀受了山川王气，效法漠高祖的所作所为，天下不费力气就可以安定。”太祖称赞李善长说得好。
李善长跟从太祖攻下滁州，任参谋，参预机密事务的谋划，主管军队的粮饷供应，很受太祖亲近信任。
太祖的声威名气一天天炽盛，对那些因为太祖的威名而来归附的将领，李善长细察他们的才能，向太祖一一进言。
又替太祖向这些将领披露收留他们的真诚，使这些人都能安下心来。
有人因为事情不顺而不相协洽，李善长总是从中调解回护。
郭子兴听信流言，怀疑太祖，渐渐夺去太祖的兵权。
又想要把李善长夺过来辅佐自己。
李善长坚决拒绝，不去。
太祖深深倚重他。
太祖驻军和阳，亲自率军攻击鸡笼山寨，留了很少的兵将帮助李善长守和阳。
元将侦察到这一情况就来袭击和阳，李善长设下埋伏击败偷袭的元军，太祖认为他很能干。
文祖获取巢湖水军，李善长全力辅佐太祖渡过长江扩展力量。
攻下采石后，军队直趣太平，李善长预先写好通告禁止士卒抢掠财物，危害百姓。
城被攻下后，就把通告高高地贴在通衢大道上，军纪肃然，没有人敢违背禁令。
太祖任太平兴国翼大元帅，以李善长任帅府都事。
李善长跟从太祖攻克集庆。
将要攻取镇江，太祖担心众将领不约束自己的部下，于是假装发怒，想要对那些不管束士兵的将领用军法处置，李善长全力救助，事情纔得以平复。
镇江被攻下，城中居民不知道有士兵进城。
太祖任江南行中书省平章，以李善长为参议。
当时宋思颜、李梦庚、郭景祥等人都是中书省中官员，而涉及军机大事，进兵退兵事宜，赏罚的章程，多由李善长决断。
后改枢密院焉大都督府，太祖命李善长兼领府司马，晋升行省参知政事。
太祖任昊王，拜任李善长为右相国。
李善长了解熟悉典章制度，裁定决断各种事务都非常明快流畅，他又娴于辞令。
太祖要招纳什么人才，常常命李善长书写文告书信。
前前后后凡是亲自带兵出去征讨，太祖都命李善长留守后方，将吏信服他，服从调度，居民生活安定，调运兵饷，使前方不至困乏。
李善长曾经请求国家统管两淮盥务，实行专卖，立茶法，都是在元代盐法茶法的基础上斟酌改订，剔除其弊政。
不久又恢复制钱法，开办铁冶，确定鱼税，使国家用度更加丰足，而百姓又不因乏。
昊元年九月议定平定张士诚伪昊的功劳，封李善长为宣国公。
改动官制，以左为上，以李善长为左相国。
太祖刚刚渡过长江的时候，处事常常用很重的法典，一天，太祖对李善长说：“法律有三条连坐的规定，不是太过分了吗？”李善长于是请求除犯大逆罪要连坐之外，其它连坐的规定都删去。
太祖于是命李善长与中丞刘基等裁定法律条文，并且在朝廷内外公布，让大家知道。
太祖登上帝位，追封太祖祖父、父亲以及册立后妃太子诸王等礼仪，都命李善长充任大礼使。
设置太子官属，命李善长兼太子少师，授银青荣禄大夫、上柱国，录军国重事，其余官职不变。
不久，李善长率礼官制定郊社宗庙礼。
皇帝驾幸汴梁，李善长留守京城，准许他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根据情况专断处理。
不久，李善长又上奏确定六部官制，议定官民的丧服以及朝贺东宫太子的礼仪。
李善长又奉命监修《元史》，编纂姐训录》、《大明集礼》等书。
确定天下岳渎诸神的封号，封立诸王，封爵赏功臣，无论大事小事，都委派李善长与诸儒臣一起商议确定推行。
送武三年大封功臣。
皇帝说：“李善长虽然没有攻城夺地的汗马功劳，但是他事奉我很久，供给军粮，功劳很大，应当进封大国国公。”于是授给李善长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中书左丞相，封为韩国公，每年俸禄四千石，子孙世袭。
赏给他免罪的铁券，自己可以赦免两次死罪，儿子可以赦免一次死罪。
当时封为公的，有徐达、常遇春的儿子常茂、李文忠、冯胜、邓愈及李善长六人。
而李善长处在第一位，赐封公爵的制词把他和萧何相提并论，对他褒赞备至。
奎善长外表宽和，而内心褊狭刻薄。
参议李饮冰、杨希圣稍微有些越权，侵犯了李善长的权力，李善畏立即按照他们的罪上奏罢黜他们。
李善长与中丞刘基争法以至于怒骂。
刘基心中不安，于是请假回乡。
太祖任用的张昶、杨宪、汪广洋、胡惟庸都获罪，李善长的职权依然如故。
富贵都达到了极点，内心也渐渐骄横，皇帝开始有些讨厌他。
洪武四年，李善长因病退休，赐给他临濠地若干顷，置守冢户一百五十家，给佃户一千五百家，仪仗士二十家。
过了一年，李善长病愈，皇上命他督建临濠宫殿。
朝廷又夺取江南富裕百姓的十四万田给濠州，命李善长管理经营这些田地，李善长在濠州呆了好几年。
洪武七年，提拔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为太仆丞，李存义之子李伸、李佑都任地方官府的官员。
洪武九年，临安公主嫁给李善长的儿子李祺，李祺拜任驸马都尉。
初确定婚约，公主遵守妇道，对夫家十分恭敬。
恩宠不比寻常，家道非常显赫，当时人都艳羡他们。
李祺娶回公主之后一个月，御史大夫汪广洋、陈宁上疏说：“李善长依恃恩宠，放纵自己，陛下因病几乎十天不上朝，他不去问候皇帝。
驸马都尉李祺六天不上朝，把他宣召到殿前，他又不承认罪过，这是大不敬之罪。”因罪，李善长被削减每年一千八百石俸禄。
不久，命李善长与曹国公李文忠总管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同议军国大事，督修圜丘工程。
丞相胡惟庸最初任宁国知县，因为李善长的推荐，擢拔为太常少卿，后来任丞相，因此和李善长互相往来。
而李善长弟李存义之子李佑，是胡惟庸的侄女婿。
洪武十三年，胡惟庸谋反被诛，因为同党之罪而死的人很多，但李善长依然如故做官。
御史台缺中丞，命李善长管理御史台的事，李善长也多次提出建议。
洪武十八年，有人告发李存义父子实际是胡惟庸的党徒，皇帝下诏免他们一死，贬谪崇明安置。
李善长不谢恩，皇帝心中含恨。
又遇了五年，李善长年纪已有七十七岁，因为年老而不约束自己。
曾经想营造府第，向信国公汤和借三百名卫卒，汤和把这事秘密报告皇帝。
四月，京城百姓中有罪的人应当迁徙边地，李善长多次提出请求，赦免自己的亲戚丁斌等人。
皇帝发怒，亲自审问丁斌，丁斌原来在胡惟庸家供职，就此谎出奎查董等人以前和胡惟庸勾结往来的情况。
皇帝命逮捕李存义父子，审问他们，供词涉及到李善长，说：“胡惟庸有反叛的阴谋，叫李存义暗中劝说李善长。
李善长惊诧说：‘你说的是干什么啊！小心啊，这事会使九族都被灭。
不久，胡惟庸又派李善长的老朋友杨文裕去劝说李善长参加反叛，说：‘事成之后将把淮西地给你，封你为淮西王。
李善长很吃惊，仍不答应，但很有些心动。
胡惟庸于是自己去劝说李善长，李善长还是不答应。
又遇了很久，胡惟庸再派李存义去劝说李善长，李善长叹息着说：‘我已经老了。
我死之后，你们自己去干吧。
有人又告发李善长说：“将军蓝玉率军出塞的时候，到捕鱼儿海，抓获胡惟庸派出去勾结沙漠上国家的使者封绩，李善长隐瞒着不向皇帝报告。”于是御史们接二连三地上奏章弹劾李善长。
而李善长的家奴卢仲谦等人，也告发李善长与胡惟庸互赠钱财，暗中勾结。
罪案已定，说李善长是国家元勋，皇室的亲戚，知道有反叛的阴谋而不梭举告发，狐疑观望，持两面派的态度，寅属大逆不道。
恰逢有人上书说星象变化，其应验应当在改换大臣，于是把李善长家以及他妻子、女儿、弟弟、侄子家共七十余人全部诛杀。
而吉安侯陆仲亨、延安侯唐胜宗、平凉侯费聚、南雄侯趟庸、荣阳侯郑遇春、宜春侯黄彬、河南侯陆聚等人，都同时因为是胡惟庸的同党而获罪处死，而已死的营阳侯杨璟、济宁侯顾时等若干人又被追究连坐。
皇帝亲手写诏书一条条列出李善长的罪状，附在定案文书中，编成《昭示奸党三录》，向天下公布。
李善长的儿子李祺和临安公主迁徙到江浦，遇了很久去世。
李祺之子李芳、李茂，因为皇帝对公主的宠爱而施恩不连坐。
李芳任留守中卫指挥，李茂任旗手卫镇抚，罢去他们世袭的资格。
李善长被处死的第二年，虞部郎中王国用上书说：“李善长与陛下同心同德，在极端危险的环境中九死一生，夺取天下，勋臣里面，排在第一位，家中人活着的封为公，死了的追赠为王，儿子娶公主，亲戚拜授官职，人臣的地位已经达到极点了。
假如他自己想图谋不轨，那还不一定能弄清楚，但现在说他想辅佐胡惟庸反叛，那就大错特错，完全不是这样。
人们的感情，爱自己的儿子，一定胜过爱兄弟的儿子，安享已经到手万无一失的富贵，一定不会企求那檀只有万分之一机会获得成功带来的富贵。
李善长与胡惟庸，只不过是侄子的亲戚关系，和陛下却是亲子女的亲家关系。
假如李善长帮助胡惟庸反叛成功，不过在勋臣当中位居第一而已，不过就是任太师、封国公、封王而已矣，不过就是儿子可以娶公主，女儿可以被纳为王妃而已，难道能够比今天获得更高的地位？况且李善长难道不知道天下不可以侥幸取得。
在元朝末年，想要夺取天下的人数不清，没有一个不是自己粉身碎骨，宗族被灭，后代断绝，能保住生命的有几个人呢？李善长为什么要在亲身见到这种残酷的局面后，而要在衰惫之年亲身又蹈赴这种境地呢？凡是进行反叛的人，一定是有深仇而激发叛变之心，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父子之间有时会互相要挟以求避开祸患。
现在李善长之子李祺已经成为陛下的骨肉亲人，没有一丝一毫的嫌隙，何苦要突然问干这种反叛的事情。
至于说到天象昭告变化，大臣将有灾祸，用杀掉大臣的方法可以上应天象，那就特别不可行。
我担心天下人听到这种说法，认为功劳像李善畏这样卓著，尚且如此结局，四方就会因此而解体。
现在李善长已经死了，说这些也没有什么益处，只希望陛下把这作为将来的鉴戒罢了。”太祖看到王国用的上书，竟然也不加罪于他。
汪广洋，字朝宗，高邮人，流落他乡，就定居在太平。
太祖渡长江的时候，召汪广洋任元帅府令史，江南行省提控。
设立正军都谏司，提拔汪广洋为谏官，迁任行省都事，积功晋升中书右司郎中。
不久，主管骁骑卫事，任常遇春参军。
攻下赣州之后，汪广洋居守赣州，授任江西参政。
洪武元年，山东平定，因为汪广洋清廉明察，处事稳重，于是命他主管行省，汪广洋安抚接纳新归附的人，百姓感到安定。
这一年，召汪广洋入京任中书省参政。
第二年又出任陕西参政。
洪武三年，李善长生病，中书省缺少官员，于是召汪广洋任左丞。
当时右丞杨宪专断处事，汪广洋处处依从他，但还是被他妒忌。
杨宪嗾使御史弹劾汪广洋奉养母亲不依礼法。
皇帝严厉地责备汪广洋，将他放逐还乡。
杨宪又一次上奏，汪广洋被放逐海南。
杨宪被诛，纔把汪广洋召回朝廷。
那年冬天，汪广洋被封为忠勤伯，食禄三百六十石。
赐封的诰词称赞汪广洋能裁决繁剧的政务，多次献纳忠心的谋略，把他和汉代的张子房、蜀汉的诸葛孔明相提并论。
到李善长因病离职回乡。
于是命汪广洋为右丞相，参政胡惟庸焉左丞。
汪广洋任职期间没有好的建议，遇了很久，降职迁任广东行省参政，但皇帝心中最终还是认为汪广洋好，于是又把汪广洋召回任左御史大夫。
洪武十年，又拜授右丞相。
汪广洋非常喜欢饮酒，与胡惟庸同任丞相，他只是随波逐流、保住官位而已。
皇帝多次告诫开导他。
洪武十二年十二月，中丞涂节说刘基被胡惟庸毒死，汪广洋应当知道情况。
皇帝问汪广洋，汪广洋回答说：“没有这事。”皇帝发怒，责备汪广洋合伙欺瞒，把汪广洋贬到广南。
送汪广洋的船停在太平，皇帝追想起汪广洋在江西多方庇护文正，在中书省不揭发杨宪的奸诈，追下敕书命诛杀汪广洋。
汪广洋年轻时曾拜余阙为师，经史的知识非常渊博，善于篆书隶书，精于作诗。
汪广洋性格宽和自守，但是和奸诈之人同时任丞相却不能趁早离开，所以陷入灾祸之中。
赞曰：明朝初年设立中书省，设立左右丞相，管理主持朝廷事务，大都任用有功勋的大臣兼管中书省事务。
但是徐达、李文忠等人多次接受命令率兵征讨，未曾专门管理中书省事务。
在丞相职务土盘桓多年的人，只有李善长、汪广洋、胡惟庸三人而已。
胡惟庸垮台之后，丞相这一官职于是被废弃不再设置。
所以整个明代，只有李善长、汪广洋能够称丞相。
只可惜李善长以普通百姓的身份，能在太祖创业之初选择君主，投身其中，全力辅佐，帮助君主建立宏图大业，得以获得封国，爵位成为上公，于是达到富贵的顶点，却在衰老之年，自取灭亡。
汪广洋忠谨厚道，保住自己，也不能揭发奸邪，避开祸害。
两人都招致很重的处罚，不是极大地辜负了当初擢拔他们为官的心意，而有愧于处在皇帝左右的这一职务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