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赋役
赋役之法，唐租庸调犹为近古。自杨炎作两税法，简而易行，历代相沿，至明不改。太祖为吴王，赋税十取一，役法计田出夫。县上、中、下三等，以赋十万、六万、三万石下为差。府三等，以赋二十万上下、十万石下为差。即位之初，定赋役法，一以黄册为准。册有丁有田，丁有役，田有租。租曰夏税，曰秋粮，凡二等。夏税无过八月，秋粮无过明年二月。丁曰成丁，曰未成丁，凡二等。民始生，籍其名曰不成丁，年十六曰成丁。成丁而役，六十而免。又有职役优免者，役曰里甲，曰均徭，曰杂泛，凡三等。以户计曰甲役，以丁计曰徭役，上命非时曰杂役，皆有力役，有雇役。府州县验册丁口多寡，事产厚薄，以均适其力。
两税，洪武时，夏税曰米麦，曰钱钞，曰绢。秋粮曰米，曰钱钞，曰绢。弘治时，会计之数，夏税曰大小米麦，曰麦荍，曰丝绵并荒丝，曰税丝，曰丝绵折绢，曰税丝折绢，曰本色丝，曰农桑丝折绢，曰农桑零丝，曰人丁丝折绢，曰改科绢，曰棉花折布，曰苎布，曰土苎，曰红花，曰麻布，曰钞，曰租钞，曰税钞，曰原额小绢，曰币帛绢，曰本色绢，曰绢，曰折色丝。秋粮曰米，曰租钞，曰赁钞，曰山租钞，曰租丝，曰租绢，曰粗租麻布，曰课程棉布，曰租苎布，曰牛租米谷，曰地亩棉花绒，曰枣子易米，曰枣株课米，曰课程苎麻折米，曰棉布，曰鱼课米，曰改科丝折米。万历时，小有所增损，大略以米麦为主，而丝绢与钞次之。夏税之米惟江西、湖广、广东、广西，麦荍惟贵州，农桑丝遍天下，惟不及川、广、云、贵，馀各视其地产。
太祖初立国即下令，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麻亩徵八两，木棉亩四两。栽桑以四年起科。不种桑，出绢一疋。不种麻及木棉，出麻布、棉布各一疋。此农桑丝绢所由起也。
洪武九年，天下税粮，令民以银、钞、钱、绢代输。银一两、钱千文、钞一贯，皆折输米一石，小麦则减直十之二。棉苎一疋，折米六斗，麦七斗。麻布一疋，折米四斗，麦五斗。丝绢等各以轻重为损益，愿人粟者听。十七年，云南以金、银、贝、布、漆、丹砂、水银代秋租。於是谓米麦为本色，而诸折纳税粮者，谓之折色。越二年，又令户部侍郎杨靖会计天下仓储存粮，二年外并收折色，惟北方诸布政司需粮饷边，仍使输粟。三十年谕户部曰：“行人高稹言，陕西困逋赋。其议自二十八年以前，天下逋租，咸许任土所产，折收布、绢、棉花及金、银等物，著为令。”於是户部定：钞一锭，折米一石；金一两，十石；银一两，二石；绢一疋，石有二斗；棉布一疋，一石；苎布一疋，七斗；棉花一斤，二斗。帝曰：“折收逋赋，盖欲苏民困也。今赋重若此，将愈困民，岂恤之之意哉。金、银每两折米加一倍。钞止二贯五百文折一石。馀从所议。”
永乐中，既得交阯，以绢，漆，苏木，翠羽，纸扇，沉、速、安息诸香代租赋。广东琼州黎人、肇庆瑶人内附，输赋比内地。天下本色税粮三千馀万石，丝钞等二千馀万。计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岁歉，有司往往先发粟振贷，然后以闻。虽岁贡银三十万两有奇，而民间交易用银，仍有厉禁。
至正统元年，副都御史周铨言：“行在各卫官俸支米南京，道远费多，辄以米易货，贵买贱售，十不及一。朝廷虚糜廪禄，各官不得实惠。请於南畿、浙江、江西、湖广不通舟楫地，折收布、绢、白金，解京充俸。”江西巡抚赵新亦以为言，户部尚书黄福复条以请。帝以问行在户部尚书胡濙。濙对以太祖尝折纳税粮於陕西、浙江，民以为便。遂仿其制，米麦一石，折银二钱五分。南畿、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广西米麦共四百馀万石，折银百万馀两，入内承运库，谓之金花银。其后概行於天下。自起运兑军外，粮四石收银一两解京，以为永例。诸方赋入折银，而仓廪之积渐少矣。
初，太祖定天下官、民田赋，凡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升。惟苏、松、嘉、湖，怒其为张士诚守，乃籍诸豪族及富民田以为官田，按私租簿为税额。而司农卿杨宪又以浙西地膏腴，增其赋，亩加二倍。
故浙西官、民田视他方倍蓰，亩税有二三石者。大抵苏最重，松、嘉、湖次之，常、杭又次之。洪武十三年命户部裁其额，亩科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减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俱止徵三斗五升，其以下者仍旧。时苏州一府，秋粮二百七十四万六千馀石，自民粮十五万石外，皆官田粮。官粮岁额与浙江通省埒，其重犹如此。建文二年诏曰：“江、浙赋独重，而苏、松准私租起科，特以惩一时顽民，岂可为定则以重困一方。宜悉与减免，亩不得过一斗。”成祖尽革建文政，浙西之赋复重。宣宗即位，广西布政使周干巡视苏、常、嘉、湖诸府还，言：“诸府民多逃亡，询之耆老，皆云重赋所致。如吴江、昆山民田租，旧亩五升，小民佃种富民田，亩输私租一石。后因事故入官，辄如私租例尽取之。十分取八，民犹不堪，况尽取乎。尽取，则民必冻馁，欲不逃亡，不可得也。仁和、海宁、昆山海水陷官、民田千九百馀顷，逮今十有馀年，犹征其租。田没於海，租从何出？请将没官田及公、侯还官田租，俱视彼处官田起科，亩税六斗。海水沦陷田，悉除其税，则田无荒芜之患，而细民获安生矣。”帝命部议行之。宣德五年二月诏：“旧额官田租，亩一斗至四斗者各减十之二，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减十之三。著为令。”於是江南巡抚周忱与苏州知府况钟，曲计减苏粮七十馀万，他府以为差，而东南民力少纾矣。忱又令松江官田依民田起科，户部劾以变乱成法。宣宗虽不罪，亦不能从。而朝廷数下诏书，蠲除租赋。持筹者辄私戒有司，勿以诏书为辞。帝与尚书胡濙言“计臣壅遏膏泽”，然不深罪也。正统元年令苏、松、浙江等处官田，准民田起科，秋粮四斗一升至二石以上者减作三斗，二斗一升以上至四斗者减作二斗，一斗一升至二斗者减作一斗。盖宣德末，苏州逋粮至七百九十万石，民困极矣。至是，乃获少苏。英宗复辟之初，令镇守浙江尚书孙原贞等定杭、嘉、湖则例，以起科重者徵米宜少，起科轻者徵米宜多。乃定官田亩科一石以下，民田七斗以下者，每石岁徵平米一石三斗；官民田四斗以下者，每石岁徵平米一石五斗；官田二斗以下，民田二斗七升以下者，每石岁徵平米一石七斗；官田八升以下，民田七升以下者，每石岁徵平米二石二斗。凡重者轻之，轻者重之，欲使科则适均，而亩科一石之税未尝减云。
嘉靖二年，御史黎贯言：“国初夏秋二税，麦四百七十馀万石，今少九万；米二千四百七十馀万石，今少二百五十馀万。而宗室之蕃，官吏之冗，内官之众，军士之增，悉取给其中。赋入则日损，支费则日加。请核祖宗赋额及经费多寡之数，一一区画，则知赋入有限，而浮费不容不节矣。”於是户部议：“令天下官吏考满迁秩，必严核任内租税，徵解足数，方许给由交代。仍乞朝廷躬行节俭，以先天下。”帝纳之。既而谕德顾鼎臣条上钱粮积弊四事：
一曰察理田粮旧额。请责州县官，於农隙时，令里甲等仿洪武、正统间鱼鳞、风旗之式，编造图册，细列元额田粮、字圩、则号、条段、坍荒、成熟步口数目，官为覆勘，分别界址，履亩检踏丈量，具开垦改正豁除之数。刊刻成书，收贮官库，给散里中，永为稽考。仍斟酌先年巡抚周忱、王恕简便可行事例，立为定规。取每岁实徵、起运、存留、加耗、本色、折色并处补、暂徵、带徵、停徵等件数目，会计已定，张榜晓谕。庶吏胥不得售其奸欺，而小民免赔累科扰之患。一曰催徵岁办钱粮。成、弘以前，里甲催徵，粮户上纳，粮长收解，州县临收。粮长不敢多收斛面，粮户不敢搀杂水谷糠粃，兑粮官军不敢阻难多索，公私两便。近者，有司不复比较经催里甲负粮人户，但立限敲扑粮长，令下乡追徵。豪强者则大斛倍收，多方索取，所至鸡犬为空。孱弱者为势豪所凌，耽延欺赖，不免变产补纳。至或旧役侵欠，责偿新佥，一人逋负，株连亲属，无辜之民死於箠楚囹圄者几数百人。且往时每区粮长不过正、副二名，近多至十人以上。其实收掌管粮之数少，而科敛打点使用年例之数多。州县一年之间，辄破中人百家之产，害莫大焉。宜令户部议定事例，转行所司，审编粮长务遵旧规。如州县官多佥粮长，纵容下乡，及不委里甲催办，辄酷刑限比粮长者，罪之。致人命多死者，以故勘论。
其二则议遣官综理及复预备仓粮也。疏下，户部言：“所陈俱切时弊，令所司举行。”迁延数载如故。
粮长者，太祖时，令田多者为之，督其乡赋税。岁七月，州县委官偕诣京，领勘合以行。粮万石，长、副各一人，输以时至，得召见，语合，辄蒙擢用。末年更定，每区正副二名轮充。宣德间，复永充。科敛横溢，民受其害，或私卖官粮以牟利。其罢者，亏损公赋，事觉，至陨身丧家。景泰中，革粮长，未几又复。自官军兑运，粮长不复输京师，在州里间颇滋害，故鼎臣及之。
未几，御史郭弘化等亦请通行丈量，以杜包赔兼并之弊。帝恐纷扰，不从。给事中徐俊民言：“今之田赋，有受地於官，岁供租税者，谓之官田。有江水泛溢沟塍淹没者，谓之坍江。有流移亡绝，田弃粮存者，谓之事故。官田贫民佃种，亩入租三斗，或五六斗或石以上者有之。坍江、事故虚粮，里甲赔纳，或数十石或百馀石者有之。夫民田之价十倍官田，贫民既不能置。而官田粮重，每病取盈，益以坍江、事故虚粮，又令摊纳，追呼敲扑，岁无宁日。而奸富猾胥方且诡寄、那移，并轻分重。此小民疾苦，闾阎凋瘁，所以日益而日增也。请定均粮、限田之制。坍江、事故，悉与蠲免。而合官民田为一，定上、中、下三则起科以均粮。富人不得过千亩，听以百亩自给，其羡者则加输边税。如此，则多寡有节，轻重适宜，贫富相安，公私俱足矣。”部议：“疆土民俗各异，令所司熟计其便。”不行。
越数年，乃从应天巡抚侯位奏，免苏州坍海田粮九万馀石，然那移、飞洒之弊，相沿不改。至十八年，鼎臣为大学士，复言：“苏、松、常、镇、嘉、湖、杭七府，供输甲天下，而里胥豪右蠹弊特甚。宜将欺隐及坍荒田土，一一检核改正。”於是应天巡抚欧阳鐸检荒田四千馀顷，计租十一万石有奇，以所欺隐田粮六万馀石补之，馀请豁免。户部终持不下。时嘉兴知府赵瀛建议：“田不分官、民，税不分等则，一切以三斗起徵。”鐸乃与苏州知府王仪尽括官、民田裒益之。履亩清丈，定为等则。所造经赋册，以八事定税粮：曰元额稽始，曰事故除虚，曰分项别异，曰归总正实，曰坐派起运，曰运馀拨存，曰存馀考积，曰徵一定额。又以八事考里甲：曰丁田，曰庆贺，曰祭祀，曰乡饮，曰科贺，曰恤政，曰公费，曰备用。以三事定均徭：曰银差，曰力差，曰马差。著为例。
徵一者，总徵银米之凡，而计亩均输之。其科则最重与最轻者，稍以耗损益推移。重者不能尽损，惟递减耗米，派轻赍折除之，阴予以轻。轻者不能加益，为徵本色，递增耗米加乘之，阴予以重。推收之法，以田为母，户为子。时豪右多梗其议，鼎臣独以为善，曰：“是法行，吾家益千石输，然贫民减千石矣，不可易也。”顾其时，上不能损赋额，长民者私以己意变通。由是官田不至偏重，而民田之赋反加矣。
时又有纲银、一串铃诸法。纲银者，举民间应役岁费，丁四粮六总徵之，易知而不繁，犹网之有纲也。一串铃，则夥收分解法也。自是民间输纳，止收本色及折色银矣。
是时天下财赋，岁入太仓库者二百万两有奇。旧制以七分经费而存积三分备兵、歉，以为常。世宗中年，边供费繁，加以土木、祷祀，月无虚日，帑藏匮竭。司农百计生财，甚至变卖寺田，收赎军罪，犹不能给。二十九年，俺荅犯京师，增兵设戍，饷额过倍。三十年，京边岁用至五百九十五万，户部尚书孙应奎蒿目无策，乃议於南畿、浙江等州县增赋百二十万，加派於是始。
嗣后，京边岁用，多者过五百万，少者亦三百馀万，岁入不能充岁出之半。由是度支为一切之法，其箕敛财贿、题增派、括赃赎、算税契、折民壮、提编、均徭、推广事例兴焉。其初亦赖以济匮，久之诸所灌输益少。又四方多事，有司往往为其地奏留或请免：浙、直以备倭，川、贵以采木，山、陕、宣、大以兵荒。不惟停格军兴所徵发，即岁额二百万，且亏其三之一。而内廷之赏给，斋殿之经营，宫中夜半出片纸，吏虽急，无敢延顷刻者。三十七年，大同右卫告警，赋入太仓者仅七万，帑储大较不及十万。户部尚书方钝等忧惧不知所出，乃乘间具陈帑藏空虚状，因条上便宜七事以请。既，又令群臣各条理财之策，议行者凡二十九事，益琐屑，非国体。而累年以前积逋无不追徵，南方本色逋赋亦皆追徵折色矣。
是时，东南被倭，南畿、浙、闽多额外提编，江南至四十万。提编者，加派之名也。其法，以银力差排编十甲，如一甲不足，则提下甲补之，故谓之提编。及倭患平，应天巡抚周如斗乞减加派，给事中何煃亦具陈南畿困敝，言：“军门养兵，工部料价，操江募兵，兵备道壮丁，府州县乡兵，率为民累，甚者指一科十，请禁革之。”命如煃议，而提编之额不能减。
隆、万之世，增额既如故，又多无艺之征，逋粮愈多，规避亦益巧。已解而愆限或至十馀年，未徵而报收，一县有至十万者。逋欠之多，县各数十万。赖行一条鞭法，无他科扰，民力不大绌。
一条鞭法者，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於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徵银，折办於官，故谓之一条鞭。立法颇为简便。嘉靖间，数行数止，至万历九年乃尽行之。
其后接踵三大征，颇有加派，事毕旋已。至四十六年，骤增辽饷三百万。时内帑充积，帝靳不肯发。户部尚书李汝华乃援征倭、播例，亩加三厘五毫，天下之赋增二百万有奇。明年复加三厘五毫。明年，以兵工二部请，复加二厘。通前后九厘，增赋五百二十万，遂为岁额。所不加者，畿内八府及贵州而已。
天启元年，给事中甄淑言：“辽饷加派，易致不均。盖天下户口有户口之银，人丁有人丁之银，田土有田土之银，有司徵收，总曰银额。按银加派，则其数不漏。东西南北之民，甘苦不同，布帛粟米力役之法，徵纳不同。惟守令自知其甘苦，而通融其徵纳。今因人土之宜，则无偏枯之累。其法，以银额为主，而通人情，酌土俗，颁示直省。每岁存留、起解各项银两之数，以所加饷额，按银数分派，总提折扣，裒多益寡，期不失饷额而止。如此，则愚民易知，可杜奸胥意为增减之弊。且小民所最苦者，无田之粮，无米之丁，田鬻富室，产去粮存，而犹输丁赋。宜取额丁、额米，两衡而定其数，米若干即带丁若干。买田者，收米便收丁，则县册不失丁额，贫民不致赔累，而有司亦免逋赋之患。”下部覆议，从之。
崇祯三年，军兴，兵部尚书梁廷栋请增田赋。户部尚书毕自严不能止，乃於九厘外亩复徵三厘。惟顺天、永平以新被兵无所加，馀六府亩徵六厘，得他省之半，共增赋百六十五万四千有奇。后五年，总督卢象升请加宦户田赋十之一，民粮十两以上同之。既而概徵每两一钱，名曰助饷。越二年，复行均输法，因粮输饷，亩计米六合，石折银八钱，又亩加徵一分四厘九丝。越二年，杨嗣昌督师，亩加练饷银一分。兵部郎张若麒请收兵残遗产为官庄，分上、中、下，亩纳租八斗至二三斗有差。御史卫周胤言：“嗣昌流毒天下，剿练之饷多至七百万，民怨何极。”御史郝晋亦言：“万历末年，合九边饷止二百八十万。今加派辽饷至九百万。剿饷三百三十万，业已停罢，旋加练饷七百三十馀万。自古有一年而括二千万以输京师，又括京师二千万以输边者乎？”疏语虽切直，而时事危急，不能从也。
役法定於洪武元年。田一顷出丁夫一人，不及顷者以他田足之，名曰均工夫。寻编应天十八府州，江西九江、饶州、南康三府均工夫图册。每岁农隙赴京，供役三十日遣归。田多丁少者，以佃人充夫，而田主出米一石资其用。非佃人而计亩出夫者，亩资米二升五合。迨造黄册成，以一百十户为一里，里分十甲曰里甲。以上、中、下户为三等，五岁均役，十岁一更造。一岁中诸岁杂目应役者，编第均之，银、力从所便，曰均徭。他杂役。凡祗应、禁子、弓兵，悉佥市民，毋役粮户。额外科一钱、役一夫者，罪流徙。
后法稍驰，编徭役里甲者，以户为断，放大户而勾单小。於是议者言，均徭之法，按册籍丁粮，以资产为宗，核人户上下，以蓄藏得实也。稽册籍，则富商大贾免役，而土著困；核人户，则官吏里胥轻重其手，而小民益穷蹙。二者交病。然专论丁粮，庶几古人租庸调之意。乃令以旧编力差、银差之数当丁粮之数，难易轻重酌其中。役以应差，里甲除当复者，论丁粮多少编次先后，曰鼠尾册，按而徵之。市民商贾家殷足而无田产者，听自占，以佐银差。正统初，佥事夏时创行於江西，他省仿行之，役以稍平。
其后诸上供者，官为支解，而官府公私所须，复给所输银於坊里长，责其营办。给不能一二，供者或什伯，甚至无所给，惟计值年里甲祗应夫马饮食，而里甲病矣。凡均徭，解户上供为京徭，主纳为中官留难，不易中纳，往复改贸，率至倾产。其他役苛索之弊，不可毛举。
明初，令天下贡土所有，有常额，珍奇玩好不与。即须用，编之里甲，出银以市。顾其目冗碎，奸黠者缘为利孔。又大工营缮，祠官祝厘，资用繁溢。迨至中叶，倭寇交讧，仍岁河决，国用耗殚。於是里甲、均徭，浮於岁额矣。
凡役民，自里甲正办外，如粮长、解户、马船头、馆夫、祗候、弓兵、皁隶、门禁、厨斗为常役。后又有斫薪、抬柴、修河、修仓、运料、接递、站铺、插浅夫之类，因事编佥，岁有增益。嘉、隆后，行一条鞭法，通计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於是均徭、里甲与两税为一，小民得无扰，而事亦易集。然粮长、里长，名罢实存，诸役卒至，复佥农氓。条鞭法行十馀年，规制顿紊，不能尽遵也。天启时，御史李应升疏陈十害，其三条切言马夫、河役、粮甲、修办、白役扰民之弊。崇祯三年，河南巡抚范景文言：“民所患苦，莫如差役。钱粮有收户、解户、驿递有马户，供应有行户，皆佥有力之家充之，名曰大户。究之，所佥非富民，中人之产辄为之倾。自变为条鞭法，以境内之役均於境内之粮，宜少苏矣，乃民间仍岁奔走，罄资津贴，是条鞭行而大户未尝革也。”时给事中刘懋复奏裁驿夫，征调往来，仍责编户。驿夫无所得食，至相率从流贼为乱云。
凡军、匠、灶户，役皆永充。军户死若逃者，於原籍勾补。匠户二等：曰住坐，曰轮班。住坐之匠，月上工十日。不赴班者，输罚班银月六钱，故谓之输班。监局中官，多占匠役，又括充幼匠，动以千计，死若逃者，勾补如军。灶户有上、中、下三等。每一正丁，贴以馀丁。上、中户丁力多，或贴二三丁，下户概予优免。他如陵户、园户、海户、庙户、幡夫、库役，琐末不可胜计。
明初，工役之繁，自营建两京宗庙、宫殿、阙门、王邸，采木、陶甓，工匠造作，以万万计。所在筑城、浚陂，百役具举。迄於洪、宣，郊坛、仓庾犹未迄工。正统、天顺之际，三殿、两宫、南内、离宫，次第兴建。弘治时，大学士刘吉言：“近年工役，俱摘发京营军士，内外军官禁不得估工用大小多寡。本用五千人，奏请至一二万，无所稽核。”礼部尚书倪岳言：“诸役费动以数十万计，水旱相仍，乞少停止。”南京礼部尚书童轩复陈工役之苦。吏部尚书林瀚亦言：“两畿频年凶灾，困於百役，穷愁怨叹。山、陕供亿军兴，云南、广东西征发剿叛。山东、河南、湖广、四川、江西兴造王邸，财力不赡。浙江、福建办物料，视旧日增多。库藏空匮，不可不虑。”帝皆纳其言，然不能尽从也。武宗时，乾清宫役尤大。以太素殿初制朴俭，改作雕峻，用银至二千万馀两，役工匠三千馀人，岁支工食米万三千馀石。又修凝翠、昭和、崇智、光霁诸殿，御马临、钟鼓司、南城豹房新房、火药库皆鼎新之。权幸阉宦庄园祠墓香火寺观，工部复窃官银以媚焉。给事中张原言：“工匠养父母妻子，尺籍之兵御外侮，京营之军卫王室，今奈何令民无所赖，兵不丽伍，利归私门，怨丛公室乎？”疏入，谪贵州新添驿丞。世宗营建最繁，十五年以前，名为汰省，而经费已六七百万。其后增十数倍，斋宫、秘殿并时而兴。工场二三十处，役匠数万人，军称之，岁费二三百万。其时宗庙、万寿宫灾，帝不之省，营缮益急。经费不敷，乃令臣民献助；献助不已，复行开纳。劳民耗财，视武宗过之。万历以后，营建织造，溢经制数倍，加以征调、开采，民不得少休。迨阉人乱政，建第营坟，僭越亡等，功德私祠遍天下。盖二百馀年，民力殚残久矣。其以职役优免者，少者一二丁，多者至十六丁。万历时，免田有至二三千者。
至若赋税蠲免，有恩蠲，有灾蠲。太祖之训，凡四方水旱辄免税，丰岁无灾伤，亦择地瘠民贫者优免之。凡岁灾，尽蠲二税，且贷以米，甚者赐米布若钞。又设预备仓，令老人运钞易米以储粟。荆、蕲水灾，命户部主事赵乾往振，迁延半载，怒而诛之。青州旱蝗，有司不以闻，逮治其官吏。旱伤州县，有司不奏，许耆民申诉，处以极刑。孝感饥，其令请以预备仓振贷，帝命行人驰驿往，且谕户部：自今凡岁饥，先发仓庾以贷，然后闻，著为令。”在位三十馀年，赐予布钞数百万，米百馀万，所蠲租税无数。成祖闻河南饥，有司匿不以闻，逮沼之。因命都御史陈瑛榜谕天下，有司水旱灾伤不以闻者，罪不宥。又敕朝廷岁遣巡视官，目击民艰不言者，悉逮下狱。仁宗监国时，有以发振请者，遣人驰谕之，言：“军民困乏，待哺嗷嗷，尚从容启请待报，不能效汉汲黯耶？”宣宗时，户部请核饥民。帝曰：“民饥无食，济之当如拯溺救焚，奚待勘。”盖二祖、仁、宣时，仁政亟行。预备仓之外，又时时截起运，赐内帑。被灾处无储粟者，发旁县米振之。蝗蝻始生，必遣人捕枌。鬻子女者，官为收赎。且令富人蠲佃户租。大户贷贫民粟，免其杂役为息，丰年偿之。皇庄、湖泊皆驰禁，听民采取。饥民还籍，给以口粮。京、通仓米，平价出粜。兼预给俸粮以杀米价，建官舍以处流民，给粮以收弃婴，养济院穷民各注籍，无籍者收养蜡烛、幡竿二寺。其恤民如此。世宗、神宗於民事略矣，而灾荒疏至，必赐蠲振，不敢违祖制也。
振米之法，明初，大口六斗，小口三斗，五岁以下不与。永乐以后，减其数。
纳米振济赎罪者，景帝时，杂犯死罪六十石，流徒减三之一，馀递减有差。捐纳事例，自宪宗始。生员纳米百石以上，人国子监；军民纳二百五十石，为正九品散官，加五十石，增二级，至正七品止。武宗时，富民纳粟振济，千石以上者表其门，九百石至二三百石者，授散官，得至从六品。世宗令义民出谷二十石者，给冠带，多者授官正七品，至五百石者，有司为立坊。
振粥之法，自世宗始。
报灾之法，洪武时不拘时限。弘治中，始限夏灾不得过五月终，秋灾不得过九月终。万历时，又分近地五月、七月，边地七月、九月。
洪武时，勘灾既实，尽与蠲免。弘治中，始定全灾免七分，自九分灾以下递减。又止免存留，不及起运，后遂为永制云。
【译文】
赋税徭役的办法，唐代的租庸调还算接近古代。
自从杨炎作两税法，简单易行，历代相沿袭用，到明代而不改变。
太祖为昊王时，赋税取十分之一，徭役之法按田地计算出夫役。
县分上、中、下三等，按赋税十万、六万、三万石以下马差等。
府分三等，按赋税二十万上下、十万石以下马差等。
即位之初，制定赋税徭役之法，全部以黄册为准。
簿册有丁口有田亩，丁口有徭役，田地有租税。
租称夏税，称秋粮，共二等。
征收夏税不过八月，秋粮不过第二年二月。
丁称成丁，称未成丁，共二等。
人民刚出生，登记其名称不成丁，年龄十六岁称成丁。
成丁服劳役，六称不成丁，年龄十六岁称成丁。
成丁服劳役，六十岁免服劳役。
又有职役优免的。
役称里甲，称均徭，称杂泛，共三等。
按户计算称甲役，按丁口计算称徭役，朝廷命令没有一定的时限称杂役，都有力役，有雇役。
府州县查酸簿册枧丁口的多少，产业的厚薄，来平均役力。
两税，洪武时期，夏税一是米麦，一是钱钞，一是绢。
秋粮一是米，一是钱钞，一是绢。
弘治时期，计算赋税之数，夏税一是大小米麦，一是蒿麦，一是丝绵和荒丝，一是税丝，一是丝绵折合绢，一是税丝折合绢，一是本色丝，一是农桑丝折合绢，一是农桑零丝，一是人丁丝折合绢，一是改科绢，一是棉花折布，一是苎布，一是土苎，一是红花，一是麻布，一是钞，一是租钞，一是税钞，一是原额小绢，一是币帛绢，一是本色绢，一是绢，一是折色丝。
秋粮一是米，一是租钞，一是赁钞，一是山租钞，一是租丝，一是租绢，一是租粗麻布，一是课程棉布，一是租苎布，一是牛租米谷，一是地亩棉花绒，一是枣子易米，一是枣株课米，一是课程苎麻折米，一是棉布，一是鱼课米，一是改科丝折合米。
万历时期，稍微有所增加或减少，大致以米麦为主，而丝绢与钞其次。
夏税的米只有江西、湖广、广东、广西，蓦麦只有贵州，农桑丝遍及天下，只是不涉及川、广、云、贵，其余各自视其土地所产交纳。
太祖初建国时就下令，凡是人民有五亩至十亩田的，栽种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的加倍。
麻每亩征收八两，木棉每亩征收四两。
栽桑以四年按田亩交赋税。
不种桑，交纳绢一匹。
不种麻和木棉，交纳麻布、棉布各一匹。
这是农桑丝绢的开始。
洪武丸年，天下交纳税粮，命令人民以银、钞、钱、绢代交。
银一雨、钱……<千文、钞一贯，都折合交纳米一石，小麦便减价十分之二。
棉苎一匹，折合米六斗，麦七斗。
麻布一匹，折合米四斗，麦五斗。
丝绢等各按轻重作为增加或减少，愿意交纳粮食的听便。
十七年，云南以金、银、贝、布、漆、丹砂、水银代替秋租。
于是称米麦为本色，而各种折合交纳税粮的，称为折色。
遇了二年，又命令户部侍郎杨靖计算天下仓储的存粮，二年外一并收折色，只有北方各布政司需要粮食供应边防，仍然使之缴纳粮食。
三十年，训谕户部说：“使者高稹说，陕西困于欠税。
他提议从二十八年以前，天下的欠租，都允许任意以土地所出产，折合收缴布、绢、棉花和金、银等物，定着为法令。”于是户部规定：钞一锭，折合米一石；金一两，折合米十石；银一两，折合米二石；绢一匹，折合米一石二斗；棉布一匹，折合米一石；苎布一匹，折合米七斗；棉花一斤，折合米二斗。
皇帝说：“折合征收欠税，是要苏解人民的困苦。
现在赋税像这样重，将更加使人民穷困，哪里是体恤人民之意呢？金、银每两折合米加一倍。
钞只二贯五百文折合米一石。
其余的听从所议。”丞乐年间，已得到交趾，用绢，漆，苏木，翠羽，纸扇，沉、速、安息等香代替租赋。
广东琼州黎人、肇庆瑶人依附内地，交纳赋税与内地一样。
天下本色税粮三千多万石，丝钞等二千多万。
总计这时国家富庶，赋税交纳盈余，米粟除输送到京城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库的蓄积很丰富，以致变红腐烂不能吃。
遇到灾荒，主管官吏往往先开仓放粮救济借出，然后纔上报。
虽然每年贡入银三十万雨有余，而民间交易用银，仍有严厉禁令。
到正统元年，副都御史周铨说：“天子所在地方各卫官俸禄支付米于南京，道路遥远，费用太多，便用米交换货物，贵买贱窦，不及十分之一。
朝廷白白地浪费了麇禄，各官又得不到实惠。
请求在南畿、浙江、江西、湖广不通航运的地方，折合收布、绢、白金，解送京城充作俸禄。”江西巡抚趟斯也这样说，户部尚书黄福又条陈请求。
皇帝把天子所在地的问题询问户部尚书胡淡。
胡淡用太祖曾经在陕西、浙江折合纳税粮，人民认为方便的事实来对答。
于是仿照其制度，米麦一石，折合银二钱五分。
南畿、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广西米麦共四百多万石，折合银一百万余两，纳入承运库，叫做金花银。
此后普遍施行于天下。
除了起运由军队代运粮食之外，粮四石收银一两解送京城，作为长久的条例。
各地交纳赋税折合银两，而粮仓的积蓄渐渐减少。
当初，太祖制定天下官、民的田赋，凡是官田每亩收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少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役官田一斗二升。
只有苏、松、嘉、湖，为其替张士诚守城而发怒，便没收众豪族和富裕之民的田地充作官田，按照私租簿册定赋税数额。
而司农卿杨宪又因浙西土地肥沃，增加赋税，每亩加二倍。
所以浙西官、民之田税比其它地区多一倍甚至五倍，每亩赋税有二三石的。
大致苏最重，松、嘉、湖其次，常、杭又其次。
洪武十三年命令户部裁减数额，每亩收税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减去十分之二，四斗三升到三斗六升的都只征收三斗五升，在此以下的仍旧不变。
当时苏州一府，秋粮二百七十四万六千多石，除了人民交粮十五万石之外，都是官田粮。
官粮岁额与浙江全省相当，其重像这样。
建文二年下诏说：“江、浙的赋税独重，而苏、松准许私租按田亩纳税，只是以此来惩治一时的顽民，怎么可以成为确定的法则以加重困窘一方呢？应该全部减免，每亩不能超过一斗。”成祖全部革除建文政治，浙西的赋税又加重。
宣宗即位，广西布政使周干，巡视苏、常、嘉、湖等府回朝，说：“这几府的人民多逃亡，询问年高德重的老人，都说是沉重的赋税造成的。
如昊江、昆山入民的田租，旧时每亩五升，小民佃种富裕之民的田地，每亩交纳私租一石。
后因事没入官，便按私租之例全部收取。
取十分之八，人民尚且不能忍受，何况全部收取呢？全部收取，那么人民必定挨饿受冻，要想不逃亡，办不到啊。
仁和、海宁、昆山海水陷没官、民之田一千九百多顷，至今有十多年，还征收其租。
田陷汝入大海，租税从何处出？请求将没收的官田和公、侯归还的官田的租税，都按照他处官田计亩交税，每亩赋税六斗，海水沦陷的田地，全部免除其赋税，那么田地就没有荒芜的忧患，而小民也获得安生了。”皇帝命令户部议定施行。
宣德五年二月，下诏：“旧时额定官田租税，每亩一斗至四斗的各碱去十分之二，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的碱去十分之三。
定着为法令。”于是江南巡抚周忱与苏州知府况锺，详细计算减去苏州粮税七十多万，别府以此为准有差等，而东南人民的负担稍稍缓解。
周忱又令松江官田依照民田计亩交税，户部弹劾他改变淆乱旧有税法。
宣宗虽然不加罪，也不能依从。
而朝廷多次下诏书，免除租赋。
理财之官则私下告诫有关部门，不要以韶书为辞。
皇帝与尚书胡淡说：“财赋大臣阻塞朝廷恩惠。”然而又不深加怪罪。
正统元年，命令苏、松、浙江等处官田，按照民田的标准计亩收税，秋粮四斗一升至二石以上的碱作三斗，二斗一升以上至四斗的减作二斗，一斗一升至二斗的诚作一斗。
大致宣德末年，苏州欠税粮达到七百九十万石，人民困顿达到极点。
到这时，纔稍稍获得缓解。
英宗复位之初，命令镇守浙江尚书孙原贞等制定杭、嘉、湖施行“平米法”的规则条例，以计亩收税重的征收米应该减少，计亩收税轻的征收米应该增多。
便制定官田每亩收税一石以下，民田每亩收税七斗以下的，每石每年征平米一石三斗；官、民田每亩收税四斗以下的，每石每年征平米一石五斗；官田二斗以下，民田二斗七升以下的，每石每年征平米一石七斗；官田八升以下，民田七升以下的，每石每年征平米二石二斗。
凡是税重的便减轻，税轻的便加重，想使税额平均，而每亩收粮一石的税不曾减少。
嘉靖二年，御史黎贯说：“开国之初，夏、秋收二次税．麦四百七十多万石，现在少九万石；米二干四百七十多莴石，现在少二百五十多万石。
而宗室的繁衍，官吏的冗余，内官的众多，军士的增加，全部取自于赋税。
赋税收入一天天减少，支出一天天增加。
请求核实祖宗赋税额度和经费多少的数目，一一规划，便知道赋税收入有限，而虚浮浪费不容不节制。”于是户部讨论说：“令天下官吏考绩期满升迁禄秩，必须严格审核任期内的租税，征收解送够数额，纔允许前后任相接替。
仍请求朝廷亲身实行节俭，为天下领先。”皇帝接纳其言。
随后谕德顾鼎臣分绦上奏钱粮方面积累下来的四种弊端。
一是审察清理田粮的旧有数额。
请求责令州县官吏，在农闲之时，命令里甲等仿照洪武、正统年间鱼鳞、风旗的样式，编造图籍簿册，详细列出原额田粮、字圩、则号、条段、坍荒、成熟步口的数目，官吏予以复核，分别界限地址，寅地检查丈量田亩，详记土地开垦、改正、免除的数目。
刊刻成书，收聚存放在官库，发散于里中，永远作为考核的依据。
仍然考虑往年巡抚周忱、王恕提出的简便可行的办法，立为确定的规则。
取每年实际征收、起运、存留、损耗、本色、折色并处补、暂征、带征、停征等项数目，计算清楚，张榜公布。
希望官吏不能奸诈欺骗，而人民免于赔钱亏累赋役骚扰的祸害。
一是催征岁办钱粮。
成化、弘治以前，里甲催促征收赋税，粮户交纳，粮长收税解送，州县监收。
粮长不敢多收额外的聚敛，粮户不敢搀杂水谷糠秕，专门运粮的官军不敢梗阻为难多索取运费，公家和私人都方便。
近来，主管官吏不再立定限期催促负粮的人户，只是立定限期惩罚粮长，命令他下乡追征。
豪强的人使用大斛加倍收纳，多方勒索，所到之处鸡犬为之一空。
懦弱的被权势豪强之人所欺凌，耽误拖延欺骗抵赖，不免变卖财产交纳赋税。
以至于有的旧有赋役还拖欠着，又责令偿还新赋，一人欠税，株连亲属，无辜的人民死于棍杖拷打监狱囚禁的将近数百人。
而且过去，每区的粮长不过正、副二名，近来多至十人以上。
其实收掌管粮的人少，而摊派索要行贿请托使用年例出人多。
州县一年之间，便要使一百家中等之家破产，祸害没有比此更大的。
应该命令户部讨论确定条例，转发主管部门执行，审核编制粮长，务求遵循旧有绦规。
如果州县官吏多征收粮长赋税，纵容下乡，以及不委派里甲催促办理赋税，便用酷刑限期让粮长完成征收的，罚以罪行。
致使人命多死的，以故勘论处。
第二点则是议论派官管理和恢复预备仓粮。
奏疏下发，卢部说：“所陈述的内容都切中时弊，命令主管部门施行。”但是，仍然迁延数年如同以前。
粮长，是太祖时期命令田地多的人充当此任，催交其乡赋税的人。
每年七月，州县派官吏偕同到京城，领取验对的符契施行催征。
粮一万石，粮长、副各一人，按时输税到京，能得到召见，言语合意，便蒙提升录用。
洪武末年重新制定，每区正、副粮长二名轮流充任。
宣德年间，又永远充任。
赋敛泛滥，人民受其危害，有时私卖官粮以牟取私利。
其罢除的，亏损公家赋税，事情发觉，以至于身死家破。
景泰年问，革除粮长，不久又恢复。
自从官军兑粮运送，粮长不再输送到京城，在州县阎里之间多滋生祸害，所以顾鼎臣论及此事。
不久，御史郭弘化等人也请求通行丈量，以杜绝包赔兼并的弊端。
皇帝恐怕纷扰，不听从。
给事中徐俊民说：“现在的田赋，有在官府接受田地，每年供应租税的，叫做官田。
有江水泛滥沟塍淹没的，叫做坍江。
有人口流动死绝，田地舍弃而粮税尚存的，叫做事故。
官田由贫民佃种，每亩交租三斗，有的五六斗，有的甚至一石以上。
坍江、事故的虚粮，里甲赔偿交纳，有的达敷十石甚至百余石。
民田的价格比官田高十倍，贫民既不能买，而官田粮税重，常常以收取太多而顾虑，再加上坍江、事故的虚粮，又命令摊派交纳，催逼赋税敲打鞭笞，一年到头役有安宁的日子。
而奸谲的富豪狡猾的胥吏却又把自己的田地假报在别人名下，或挪借移用，合并轻税分摊重税。
这就是小民的疾苦。
民间凋敝，一天天加重的原因。
请求制定平均粮税、限定田地的制度。
坍江、事故，全部予以免除。
而合并官田与民田为一样，确定上、中、下三个等级按亩收税以平均粮税。
富人不能超过千亩，任凭他以一百亩供给自己，多余的就增加输纳边防粮税。
如这样，便多与少有节制，轻与重适宜，贫与富彼此安乐，公与私都充足了。”户部讨论：“疆土、民俗各不相同，命令主管官吏细致谋划各行其便。”其法没有施行。
过了几年，纔听从应天巡抚侯位的奏请，免去苏州坍海田的粮税九万多石，然而挪借移用，把田地分拨给其它农户以逃税的弊端，相沿而不改。
到十八年，顾鼎臣任大学士，又上言说：“苏、松、常、镇、嘉、湖、杭七府，交纳的赋税为天下第一，而乡里小吏豪强富户弊害特别严重。
应该把欺骗隐瞒以及坍荒田地，一一检查核实改正。”于是应天巡抚欧阳铎检查荒田四千多顷，合计租税十一万石有余，用所欺骗隐瞒田地的粮税六万多石予以补充，其余的请求免除。
户部始终坚持不同意。
当时嘉兴知府趟瀛建议：“田不分官田、民田，税不分等级，一切以三斗起征。”欧阳铎便与苏州知府王仪全部囊括予以增加或减少。
实地清理丈量土地，定为等级。
所造的经赋册，以八个方面确定税粮：一是元额稽始，二是事故除虚，三是分项别异，四是归总正实，五是坐派起运，六是运余拨存，七是存余考积，八是征一定额。
又用八个方面考核里甲：一是丁田，二是庆贺，三是祭祀，四是乡饮，五是科贺，六是恤政，七是公费，八是备用。
用三个方面决定平均徭役：一是银差，二是力差，三是马差。
定著作为条例。
征一，是指总征银米的总数，而计算田亩平均输缴赋税。
那些按田地类别、等级确定的赋税标准最重和最轻的，稍以消耗增减改动。
重的不能全部减，只是递减耗米，派入轻税折除，暗中予以减轻。
轻税不能增加，为征收本色，递增耗米加乘，暗中予以加重。
推算收税乏法，以田地为母，人户为子。
当时富豪之人多阻止其提议，只有顾鼎臣认为好，说：“这个税法一实行，我家增加一千石税，然而贫民却减轻一千石了，不能改动。”但是当时，皇上不能碱损赋税数额，官吏私下以个人的想法变通。
因此官田不至于偏重，而民田的赋税反而增加了。
当时又有纲银、一串铃等法。
纲银，是举民间应服役的岁费，丁四成粮六成总征收，易于理解而不繁杂，犹如网有纲。
一串铃，则是合收分解法。
从此民间交纳赋税，只收本色和折色银了。
这时天下的财赋，每年纳入太仓库的二百万两有余。
旧有制度以七分作为国家的经常用费，而存积三分防备兵灾和歉收，作为常规。
世宗中期，边防供费繁多，加上土木、祷祀，每月没有空遇一天，府库储藏匮乏枯竭。
司农用各种办法生财，甚至变卖寺院的田地，收军罪赎金，还是不能满足供应。
二十九年，俺苔侵犯京城，增加军队防守，军饷数额超过一倍。
三十年，京城边防一年用到五百九十五万，户部尚书孙应奎忧念时局束手无策，便提议在南畿、浙江等州县增加赋税一百二十万，加派赋税从此时开始。
以后，京城边防每年的用度，多的超过五百万，少的也三百余万，每年的收入不能补充每年支出的一半。
因此度支想尽一切办法，苛敛民财、题增派、括赃赎、算税契、折民壮、提编、均徭、推广事例等名目便兴起了。
开初也赖以解救匮乏，久了以后，各地输送的赋税更少。
又四方纷乱，主管官吏常常为自己所辖之地上奏请求留用或者请求免除：浙、直以防备倭寇为由，川、贵以采伐树木为由，山、陕、宣、大以兵荒为由。
不仅财物储存、供给军用所征调，就是每年额定二百万，尚且亏缺三分之一。
而皇帝的赏赐供给，斋殿的经营，宫中半夜传出片纸，官吏虽然着急，也不敢有顷刻延缓。
三十七年，左旦右卫报告敌情，赋税纳入太仓的只有七万，财物储藏大致不到十万。
户部尚书方钝等人忧虑恐惧不知财物从何处可出，便找机会详细陈说库藏空虚的情况，于是分条呈上符合时宜的七件事提出请示。
随后，又命令群臣各自条陈理财的策赂，决议施行的一共二十九条，更加琐碎，不是国家大体。
而历年以前积欠的租税无不追征，南方本色欠赋也都追加征收成折色了。
这时，东南遭受倭患，南畿、浙、闽多收额外提编，江南达到四十万。
提编，就是加派的叫法。
其规定：以财力不等分为十组，如一组不足，就提下一组补充，所以叫提编。
到倭寇平息，应天巡抚周如斗请求减少加派赋税，给事中何煌也详细陈述南畿的困顿破敝，说：“军门训养士兵，工部估料价格，操江招募兵勇，兵备道的壮丁，府州县的乡兵，都成为人民的负担，严重的指一科征十，请求禁止革除。”命令按何烟的提议办，而提编的额度不能减少。
隆庆、万历时期，增加的税额已如故，又多出无艺的征收，欠粮更多，设法躲避也更加奸巧。
已解送而延期的竟至于十余年，没有征而报已收，一个县有达到十万的。
欠税之多，每县各有数十万。
依赖施行一条鞭法，没有了别的科税的干扰，人民的财力纔不至于大困顿。
一条鞭法是总括一个州县的赋税，测量土地，计算人丁徭役，人丁徭役和粮税都输入官府。
一年的徭役，官府出银帮助招募役工。
力役差，便计算其工钱的费用，衡量着增减；银差，便计算其交纳的费用，增加省耗。
凡是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按需要供应等费用，以及土贡方物，全部并成一条，都按田亩征收银，由官府折合办理，故称为一条鞭。
立法颇简便。
嘉靖年间，多次推行又多次停止，到万历九年便全面推行。
此后接连三次大规模征伐，多有加派，战事结束随即加派停止。
到四十六年，突然增加辽事军饷三百万。
当时内府财物充足堆积，皇帝吝惜不肯调发。
户部尚书李汝华便援引征伐倭、播的先例，每亩加收税三厘五毫，天下的赋税增加二百万有余。
第二年，又加收三厘五毫。
又第二年，因兵、工二部请求，又加收二厘。
总共前后加收九厘，增加赋税五百二十万，于是成为每年的额数。
不增加的，祇是畿内八府以及贵州而已。
天启元年，给事中甄淑说：”辽事军饷加派，容易导致不均匀。
大抵天下户口有户口的税银，人丁有人丁的税银，田土有田土的税银，主管部门征收，总称银额。
按银加派，则其数目不遗漏。
东西南北的人民，甘苦不同，布帛粟米力役的办法，征收交纳不同。
只有守令自己知道其甘苦，而变通其征收交纳。
现在因人丁土地的方便，则没有失去平衡的困扰。
其办法是，以银的数额为主，而疏通人情，斟酌地方风俗，颁发各直省。
每年存留、起解各项银两的数目，凭所加粮饷的额敷，按银数分派，总提折扣，多的碱少，少的增加，以求不失饷额而止。
如这样，那么愚民易懂，可以杜绝奸猾胥吏随意增减的弊端。
并且小民最痛苦的是无田之粮税，无米的丁役，田地卖给了富裕的人，田产已去而粮税犹存，而还要轮交人赋。
应该取额丁、额米，两方平衡而确定数额，米多少，便带丁多少。
买田的人，征收米便征收丁役，那么县册不失丁额，贫民不致赔累，而主管官吏也免于欠税的忧愁。”下交户部复议，依从其说。
崇桢三年，战争兴起，兵部尚书梁廷栋请求增加田赋。
户部尚书毕自严不能制止，便在九厘之外，每亩又征三厘。
祇有顺天、永平因刚遭受兵祸没有办法增加，其余六府每亩征收六厘，得到别省税收的一半，一共增加赋税一百六十五万四千有余。
此后五年，总督卢象升请求增加宦户田赋的十分之一，民粮十两以上相同。
随后一概征收每两一钱，名叫助饷。
过了二年，又实行均输法，用粮税的标准交纳军饷，每亩计交米六合，每石折银八钱，又每亩加征一分四厘九丝。
遇了二年，杨嗣昌督率军队，每亩增加练兵饷银分。
兵部郎张若麒请求收兵残的遣产作为官庄，分为上、中、下三等，每亩交租八斗至二三斗不等。
御史卫周胤说：“杨嗣昌毒害天下，剿贼练兵之饷多达七百万，人民的怨恨哪里有极点？”御史郝晋也说：“万历末年，合计九边军饷只有二百八十万。
现在加派御辽军饷达到九百万。
剿贼军饷三百三十万，已经停止，随即又加练兵粮饷七百三十多万。
自古以来有一年而总共二千万输送京城，又总共京城二千万以输送边防的吗？”上疏措辞虽然严厉直截，而时局危急，不能采纳。
徭役之法制定于洪武元年。
田地一顷出丁夫一人，不够一顷的用别的田补足，名叫均工夫。
不久编制应天十八府州，江西九江、饶州、南康三府的均工夫图册。
每年农闲到京城，供徭役三十日后遣返回去。
田地多人丁少的，以佃户充役夫，而田主交米一石资助其费用。
不是佃户而计算田亩出人夫的，每亩资助米二升五合。
到造黄册完成，以一百一十户为一里，里分十甲，称里甲，以上、中、下户为三等，五年均役，十年重造一次。
一年中各种杂目应该出役工的，编出轮次予以均衡。
出银、出力役随其自便，叫做均徭。
其它杂役，叫做杂泛。
凡是祗应、禁子、弓兵，全部指派市民，不役使粮户。
额外征收税一钱、役使一夫的，罪罚流放。
后来法令渐渐松弛，编制徭役里甲的人，以卢作为断限，放大卢而勾单小。
于是议论的人说，均徭的办法，按册籍丁粮，以资产作根本，核实人户上下，以蓄藏得实。
考察册籍，则富贵的大商人免于徭役，而土著之人困顿；核实人户，则官员和里甲小吏随意减轻或加重，而小民更加穷困，两方面交相为患。
然而专论丁粮，差不多接近古人租庸调的意图。
于是令以旧时所编力差、银差的数额当丁粮的数额，困难容易，量轻量重斟酌其中。
徭役应差，里甲除应当免除的外，论丁粮的多少编排出先后，称鼠尾册，按册征收。
市民商人家富足而没有田产的，听凭自己选择，以辅助银差。
正统初年，愈事夏时创制施行于江西，其它省仿效施行，徭役因此稍稍平衡。
此后各上供的人，由官家支付费用，而官府公私所需，又提供所交纳的银两给坊里长，责令他们办理。
给予不及十分之一二，供役的人有的费用达十倍百倍，甚至没有供给，祇是计算每年里甲只应夫马饮食，而里甲困窘了。
凡是均徭，解送户上供为京徭，交纳主事人被内官无端阻挠，不兑换钞引，反复改卖，大都至于倾家荡产。
其它徭役苛刻索取的弊端，不能琐细地列举。
明朝初年，命令天下上贡各地特产，有经常不变的数额，珍奇玩好不在此列。
即使需要，也编入里甲，拿出银子来购买。
但是其项目冗杂琐碎，奸猾的人利用机会牟取利益。
又有大工程营造修缮，掌祭祀之官祈求福佑，财物开支繁多，到了明朝中期，倭寇不断骚扰，加上每年黄河决口，国家的财物消耗竭尽。
于是里甲、均徭，超过了常年的数额。
凡是役民，除了里甲正办之外，如粮长、解户、马船头、馆夫、祗候、弓兵、皂隶、门禁、厨斗成为经常性的徭役。
后来又有斫薪、抬柴、修河、修仓、运料、接递、站铺、闸浅夫之类，因事编册征派，每年都有增加。
嘉靖、隆庆以后，施行一条鞭法，总计一省的丁粮，平均派一省的徭役。
于是均徭、里甲与两税合而为一，小民得以不受骚扰，而事情也容易办成。
然而粮长、里长，名义上罢除了而实际仍存在，各种工役突然到来，又征派农民。
一条鞭法施行十多年，规矩制度又紊乱，不能完全遵用。
天启时期，御史李应升上疏陈说十大害处，其三条直切说马夫、河役、粮甲、修办、白役侵扰人民的弊端。
崇祯三年，河南巡抚范景文说：“人民的忧患疾苦，没有什磨像差役那样苦。
钱粮有收户、解户，驿递有马户，供应有行户，都指派有财力的家庭来充当，名叫大户。
探究起来，所指派的如果不是富豪户，中等产业的人便倾家荡产。
自从改成一条鞭法，以境内的徭役平均于境内的粮税，应稍微缓解，而民间连年奔走，用尽财产来补贴，是一条鞭施行而大户不曾革除。”当时给事中刘懋又上奏裁削驿夫，微调往来，仍然责令编户承担。
驿夫无法得到生活费用，以致相继跟随流贼造反。
凡是军、匠、灶户，徭后都永远充任。
军户死亡或逃跑的，在原籍选取填补。
匠户二等：一是住坐，一是轮班。
住坐的工匠，每月上工十天。
不应班的，交纳罚班银每月六钱，所以叫做输班。
监局的宦官，多占工匠的徭役，又括充幼匠，动不动以千计，死亡或者逃亡的，选取补充如同军户。
灶户有上、中、下三个等次。
每一个正丁，附以余丁。
上、中户丁力多，有的附属二三丁，下户一概予以优免。
其它如陵户、园户、海户、庙户、施夫、库役，琐细不能尽计。
明朝初年，工役的繁多，开始于营建两京宗庙、宫殿、阙门、王邸。
采伐树木、陶制甓瓦，工匠制造，以万万来计算。
到处修筑城墙、疏浚池陂，各种工程都兴起。
直到洪武、宣德，郊祀台坛、仓库还没有完工。
正统、天顺之际，三殿、两宫、南内、离宫，依次兴建。
弘治时期，大学士刘吉说：“近年来的工役，都选调自京营的军士，内外军官禁止不能估算工用大小多少。
本用五千人，奏请达到一二万，没有查核。”礼部尚书倪岳说：“诸工程费用动不动以敷十万来计算，水灾旱灾接连不断，请求稍稍停止。”南京礼部尚书童轩又陈说工役的痛苦。
吏部尚书林瀚也说：“两畿连年饥荒，被各项工役所困扰，穷困忧愁怨恨感叹。
山、陕供应军饷兴起，云南、广东西征讨剿除叛逆。
山东、河南、湖廑、四川、江西兴建王邸，财力不能供应。
浙江、福建办治物资材料，比旧日增多。
库藏空虚匮乏，不可不忧虑。”皇帝都采纳了他们的意见，然而不能全部依从。
武宗时期，干清宫工程特别大。
因太素殿原来的形制朴素节俭，改作雕昼雄峻，用银达到二千多万两，役使工匠三千多人，一年支出工匠食用米一万三千多石。
又修凝翠、昭和、崇智、光霁等殿，御马监、钟鼓司、南城豹房新房、火药库都重新修建。
权臣幸臣宦官庄园祠墓香火寺观，工部又窃用官银以献媚。
给事中张原说：“工匠养育父母妻儿，记载于簿册上的军队抵御外敌入侵，京营的军队保卫王室，现在怎么令人民无所依赖，令士兵不附属于军伍，利益归于私门，怨恨丛聚于公室呢？”奏疏呈入，被贬谪为贵州新添驿丞。
世宗营建宫室最繁多，十五年以前，名义上节省省除奢侈，而财政费用已达六七百万。
此后增加十几倍，斋宫、秘殿同时兴建。
工场二三十处，役使工匠数万人，役使军队与此相当，每年花费达到二三百万。
当时宗庙、万寿宫襞生火灾，皇帝不能省察，营建修缮更加紧急。
经费不够支出，便命令臣民捐献资助；捐献资助不止，又实行与国外往来。
劳顿人民消耗财物，超过武宗。
万历以后，营建织造，超过经理节制的敷倍，加上征调、开采，民众不能得到片刻休养。
到宦官淆乱政治，建宅第造坟墓，超过定制，没有等级之差，功德私祠遍及天下。
大致二百多年，民力伤残弹尽很久了。
那些因职役优恩免除徭役的，少者一二丁，多的达十六丁。
万历时，免去田赋有达到二三千的。
至于赋税的免除，有恩蠲，有灾蠲。
太祖的训制，凡是四方遭受水灾、旱灾就免税，丰年没有灾伤，也选择土地薄瘠人民贫困的便施恩免除。
凡是饥荒，全部蠲免二税，并且以米借贷，更严重的便赐给米布钱钞。
又设置预备仓，令老人运钞换米以储备粮食。
荆、薪水灾，命令户部主事趟干前去赈济，拖延了半年，皇上发怒而诛杀了他。
青州遭旱灾和蝗灾，主管部门不上报，逮捕治其官吏之罪。
旱灾伤害州县，主管官吏不上报，允许年高有德之民申诉，处以极刑。
孝感饥荒，其县令请求以预备仓赈济借贷，皇帝命令使者骑着驿马疾速前往，并且训谕户部：“从今以后，凡是发生饥荒，先开仓库贷粮，然后报告，定着为法令。”在位三十多年，赐予布帛钱钞数百万，米一百多万，所免除的租税无法计算。
成祖听到河南饥荒，主管官吏隐匿不上报，逮捕治其罪。
于是命令都御史陈瑛张榜告谕天下，主管官吏对水旱灾伤不报告的，罪罚不宽饶。
又命令朝廷官员每年派遣巡枧官，察看到人民生活艰难而不上报的人，全部逮捕关进监狱。
仁宗监国时，有因请求开仓赈灾的人，便派人急驰前往训谕，说：“军民穷困匮乏，嗷嗷待哺，还不慌不忙地奏请等待回报，不能仿效漠代汲黯吗？”宣宗时，户部请求查核饥荒之民。
皇帝说：“人民饥困没有粮食，救济他们当如拯救淹在水中，被火焚烧一样，为什么要等待查核呢！”大致二祖、仁宗、宣宗时代，仁政屡次施行。
预备仓之外，又时时截留起运，赐予内府之财。
遭受灾害之处没有储备粮的，调发近旁之县的米来赈济。
蝗蝻开始产生时，必定派人捕杀埋掉。
卖子女的，官府为之赎回收留。
并且命令富人免除佃户的租子。
大户贷给贫苦人民粮食，免除杂役为利息，丰收后偿还。
皇庄、湖泊都放松禁令，听凭人民采摘捕取。
饥民返还原籍，供给口粮。
京、通的仓米，平价出耀。
同时预先供给俸粮以压低米价，建造官舍来安置流亡之民，供给粮食以养育抛弃的婴儿。
养济院让穷困的人民注籍册，没有籍册的收养在蜡烛、旖竿二寺院。
其体恤人民像这样周到。
世宗、神宗对人民之事虽有疏略，而灾荒的奏疏到京，必定颁赐免除赋税赈救灾民，不敢违背祖宗的旧制。
赈米的办法，明代初年，大口六斗，小口三斗，五岁以下不给与。
永乐以后，减少其数量。
交纳米赈救灾民赎罪的，景帝时，杂犯死罪六十石，流放徒刑减三分之一，其余递减有差等。
捐献交纳财物以得功名的条例，从宪宗开始。
生员交纳米一百石以上，进入国子监；军民交纳二百五十石，为正九品散官，加五十石，增加二级，刭正七品而止。
武宗时期，富裕之民交纳粮食赈救灾民，干石以上的旌表其门，九百石至二三百石的，授予散官，能够达到从六品。
世宗命令义民出谷二十石的，给予官职，多的授官正七品，到五百石的，主管部门为之立牌坊表彰。
赈粥的办法，从世宗开始。
报告灾情的办法，洪武时期不拘时限。
弘治年问，开始限制夏灾不能超过五月底，秋灾不能超过九月底。
万历时期，又分近地为五月、七月，边地为七月、九月。
洪武时期，查核灾情属实，就全部予以免除赋税。
弘治年间，开始制定全面灾害免除七分赋税，从九分灾害以下递减，又停止免除存留，不及起运，以后便成为长久的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