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曰：朕思凶器无甚于兵者，行兵苟便于人事，岂以避忌为疑。今后诸将有以阴阳拘忌失于事宜者，卿当丁宁诫之。
靖再拜谢曰：臣按《尉缭子》云：“黄帝以德守之，以刑伐之。”是谓刑德，非天官时日之谓也。然诡道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后世庸将泥于术数，是以多败，不可不诫也。陛下圣训，臣即宣告诸将。
[译文]
太宗说：我想天下凶恶的事情没有超过战争的，作战时只要有利于军队的行动，那能因为避讳阴阳术数而犹豫不决呢。今后诸将如因拘泥于阴阳木数而失去机宜的，你当再三地告诫他们。
李靖再拜谢说：我按《尉缭子》所说：“黄帝用仁德安定天下，用武力讨伐敌人”兵家所说的刑与德就是这样，不是阴阳家所讲的天官时日等迷信说法。然而诡诈之道，可以使人去做，但不可以使人知道为什么要那样去做。后来平庸无能的将领往往拘泥于阴阳术数，因而多有失败，不可不以此为戒。陛下的刘海。我立即宣示各将领。
（按：不疑不占。“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箕子《尚书洪范》。
周武王心中不信，便问散宜生，“卜伐殷吉乎？”答曰：“不吉。钻龟龟不兆，数箸箸不交，而如旗折倒；将行之日，雨雪辎重，深至车轸。行后之日，帜折为三。此凶四不详，不可举事。”
孤竹君之子伯夷、叔齐见机上前力劝武王曰：“因纣王一人之过，杀众人而有天下，为圣人所不为。”
太公见武王忧虑，立场不稳，偏信于人，又见叔齐、伯夷作梗，便大怒曰：“天道无亲，唯德给予。今四海内陆，沉于殷久矣，百姓可与乐成，难与虑始。今纣刳比干，囚箕子，以飞廉为政，伐之有何不可？枯草朽骨，安可知之乎？”
姜太公接着又说道，“用兵者，顺天地之道未必大吉。逆之不一定会凶，若失人事，则为大凶，能使三军败亡。而且天道鬼神，可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智将不法，愚将拘之。若乃好贤而能用，举事而得时，则可不看时日，而视事利；不假卜筮，而重事吉；不祷祭祀，而福自从。王应速命众师，驱之向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