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局势混乱，北洋军阀各自为政，而国民革命军北伐又在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各省势若破竹，北京政局风雨飘摇，兼代内阁总理杜锡珪积极求去，15年10月5日财政总长顾维钧兼代阁揆，他本是外交能手，可是当时政局动荡，外交棘手，因此他代揆一月余，竟无建树。遂于11月9日分电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阎锡山、张宗昌各巨头，请各方共发宏谟，早定国是，自己愿意及早引退，顾电云：
“盛京张雨帅、郑州吴玉帅、南京孙馨帅、太原阎百帅、济南张效帅勋鉴：维钧枢务兼权，忽已逾月，虽冰渊之自矢，愧建树之毫无。回念视事之初，内则中枢局面，断续堪虞；外则交涉问题，联翩俱至。苟不预谋因应，力固本根，则友邦观察或致转移，波折一生，挽回匪易。当兹稍纵即逝之机，遂忘举重不胜之戒。大任相属，欲避无从，典职以来，适值中法、中日、中比商约，各届改订之期，全国官民痛心从前不平等之束缚，疾首攘臂，一致高呼，自应外察世界之潮流，内顾国权之剥丧，艰难不避，黾勉相从，迭经分别提案，鉴定步骤，依次施行。总期于邦交不起无益之纠纷，于主权不受丝毫之侵蚀，区区此志，可誓长河。今者除中法、中日满期各约，业经发送文书交换意见，前提已有端倪外，中比旧约，业于本月六日，正式声明我国态度，静候友邦贤达之反省。维钧空拳徒张，告兹段落。深维心力疲惫，窃愿早获退休，再事因循，实难支柱。此须求谅于邦人君子者也。抑尤有不能已于言者，对外交涉，固恃有激昂之民气为后援，尤赖有健全之政府为主宰。今日中央政局瑟缩飘摇，不言可喻。在我纵欲粉饰高墉，而在人早已洞穿后壁。一遇交涉发生，每致恃为口实。例如关税会议，各方久愿观成，迄今尚难就绪。推厥原因，无非借口于政局无常，号令之不一，维钧口虽博辩，心实怀疑。又如首都政费，不名一钱，官吏饥寒，师儒穷困，万民愁叹，百业萧条。顾以书迂数辈，夹持其间，纵摩顶捐踵，于国事初无裨补。诸帅望重斗山，手操筦钥。虽或以羽书旁午，或以谦退为怀，对于中央政局，有爱莫能助之苦衷。而中央因此，乃有坠不及渊之窘状。维钧以身许国，何敢告劳。惟似此情形，在个人之负疚犹小，而国家之陷溺弥深。所冀诸公共发宏谟，早戡国是。维钧立可进而让贤，退而补拙。匪曰表暴，纯出悃忱，惟希荩察，实深大愿。临电无任惶恐待命之至，顾维钧。佳。印。”
这时候，革命军先后底定湖北、江西、福建，四川的杨森亦受命为国民革命军的第廿军军长，长江半壁已经是革命军的天下，冯玉祥、张之江也在西北响应。冯玉祥在北伐军进攻湖北时由俄返国，就任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同时冯军进占了潼关。
对于北洋军阀，这真是生死存亡关头，15年11月10日张作霖由奉入关，抵达天津。事实上，长江以北最完整的北洋力量就是奉系，它兵多、械精、饷足，只有奉张堪与革命军一战。因此当张作霖抵津后，顿成各方瞩目的大新闻。对张作霖来说，他所面临的是千头万绪，如：
第一、北京政权问题，在此以前北京政权是吴佩孚所拥立，现在吴佩孚已成强弩之末，自顾尚来不及，当然无余力照顾北京，因此北京的政权究竟抬段祺瑞？抬王士珍？抑或张作霖自取？
第二、过去抵挡北伐的革命军是吴佩孚首当其冲，吴败后由孙传芳独挡一面，现在孙军五省地盘已失其二，革命军再前进就到了北方，为了保全北方，援助吴、孙已刻不容缓，可是援吴、援孙已高唱了好几个月，俱是纸上谈兵。现在再没有行动，就会火烧眉睫了。
第三、防范西北军（冯玉祥系）再起，这是心腹之患，冯玉祥曾一度到了包头，正在陕甘一带活动，西北军的活动对北方大局有关键性的影响，也必需妥为部署。
奉张抵津的第三天，11月13日下午6时张宗昌由济南
来津。14日下午2时张作霖召集奉直鲁各军的中上级军官在蔡家花园开军事会议，决定按照一个月以前的预定计划，由津浦、京奉两大干线南下，直鲁联军归张宗昌、褚玉璞指挥，奉军由韩麟春指挥。不过鲁军是否直下浦口？抑由徐州转陇海路入豫？尚在未定之天。而吴、孙对于奉鲁赴援持何种态度，亦是奉、鲁出兵的先决问题。张作霖本意是坐以待吴、孙求援，而吴佩孚虽困处河南，就是不肯开口乞援；孙传芳在江西、福建未失陷前也不曾求助，现在情势变了，孙传芳的代表杨文恺在天津向张作霖表示孙的态度是一切悉听奉张主持，但是吴佩孚却仍咬紧牙关，打落牙齿和血吞，不愿求援。
至于对付冯玉祥，张作霖最为关心，拟令高维岳和汤玉麟率军会同商震及阎锡山制止冯玉祥、张之江在陕甘的活动。
11月19日，从江西战败回来的孙传芳秘密从南京乘专车北上。可是直到他抵达天津，都很保密。因为铁路局只知道这节专车是孙的参谋长刘宗纪北上迎接老母。因孙传芳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只带了两名幕僚和两名副官上车，车抵天津后，孙即驱车访吴光新和张宗昌，由吴、张二人陪同往谒张作霖。
孙传芳北上当然是求援于奉系，在时机上虽然已经迟了，可是总比全垮为佳。这次天津会议的结果决定了以下各点：（一）拟公推张作霖为联军总司令，吴佩孚、孙传芳为副。
（二）张宗昌、张学良、韩麟春、褚玉璞率兵南下，不过不必一齐出发，先由张宗昌、褚玉璞督师。
（三）张宗昌返鲁，鲁军先动，车辆集中韩庄。
（四）派察哈尔部队向绥远包头进击冯玉祥，声明俟消灭冯玉祥后，奉军即撤回，不留驻绥远，另由山西阎军负责协助刘镇华抵抗冯军。
（五）渤海舰队、东北舰队当同时出动，将来须封锁海口，断绝革命军的外援。
（六）京汉路方面请吴佩孚明白表示，如吴确有力量，则请积极进攻，否则奉军愿代劳。
孙传芳这次在天津，完全是低声下气，再三再四表示东南大局静听奉张主持。同时孙并且表示自己误国误民，引咎殊深，现江苏方面交给卢香亭，浙江交给陈仪，安徽交给陈调元。自己愿率所部听候“雨帅”差遣，虽只剩一兵一卒亦不愿屈服于国民党。
奉方对孙的态度颇感满意，有人称赞孙是个厉害角色，他以驱逐杨宇霆、姜登选而得到江苏、安徽，同时坐上了五省联帅的宝座，如今时移势易，北上求援于奉系，自然非矮半个头不可。在这一点上，吴佩孚就不如孙，吴是个死也不肯低头的硬汉，要他像孙这样去天津，他是决不干的。
张作霖、张宗昌、孙传芳会议后，奉张又电召杨宇霆入关，杨于11月22日抵津，共商对南策略，决定对革命军采防御的攻势，不亟亟于长江，以巩固长江以北为主。
奉系认为京汉路问题最严重，传说靳云鹗和田维勤已经和革命军搭上了线，吴佩孚仍固执不愿奉直军驰援，因此天津会议中很多人主张采取强硬办法对付吴，不顾吴的反对径自派兵入豫，并决定以张学良和韩麟春任之。
坚守长江以北，奉、直、鲁、孙联军认为应该以天津、徐州、郑州划成三角形，巩固这个铁三角，各驻重兵，互相策应是主要战略。
天津会议后，张宗昌于11月22日返济南召集军事会议讨论出兵办法，23日下令动员。关于鲁军南下，孙军让防问题，孙传芳令杨文恺于21日先返南京，传达命令，让出镇江以西，退驻常州、苏州、上海一带，陈仪之浙军亦于23日扫数由徐州开回浙省，鲁军总数约6万人，先头部队于26日到达浦口，下午并有两团人渡江。总司令部将设于浦口，津浦铁路局长奉命组织总运输部。
鲁军入苏，浙军回浙，东南局势剑拔弩张。
张宗昌本拟率入籍俄军赴浦口督师，启程前突奉张作霖电召，遂于29日晨北返，当日下午抵津，即赴蔡家花园谒张老帅。由于杨宇霆抵津后，连日会议结果，决定对南军事布置采取稳进政策，先展开各种军队，占得巩固地步，然后相机进取，注重陇海路的东西干线郑州和徐州之间，由于鲁军既已集中徐州，陇海与津浦两路之联络业已巩固，次一步加强京汉线，在京汉线未部署妥当前，鲁军暂不渡江。张宗昌得悉奉张的新命令，即电令各军暂在津浦路南段驻扎，以浦口为终点，勿越过长江。
吴佩孚依然故我，不肯答应奉军假道。吴的部下寇英杰对奉张颇联络，特派使者赴津，靳云鹗则没有表示，吴佩孚虽有代表熊炳琦在天津，可是并未奉到吴的明白指示，奉张为了统一军权问题乃决定派遣张景惠、田中玉、鲍贵卿、许兰洲四人于11月29日下午专车由津浦转陇海路赴郑州，与吴作切实的接洽。同时奉系要员认为吴的交涉难办，所以拟向曹锟下手，所以张景惠等奉命迎曹锟来天津。
奉系对山西方面因为要对付冯玉祥，所以联络得很密切，这方面是京绥路，奉方对这地区比之对南用兵还要认真，阎锡山应承派兵援陕阻冯，并愿拥护张作霖入主中央。
在天津会议期间，内阁是否更易也是引人注目的问题。11月20日顾维钧内阁在阁议席上提出总辞职，当晚即由杜锡珪代表内阁赴天津向张、孙表示，孙传芳这时一切唯张作霖马首是瞻，而奉张则表示没有改组内阁的打算，愿对现内阁加以支持，杜把这个意见传达给顾维钧，顾遂于20日晚亲赴天津就商一切，23日晚偕杜锡珪、潘复、夏仁虎一同返京。潘复遂于25日就任财政总长。潘复是张学良和张宗昌两人的赌友，在北洋时代是一个长袖善舞的政客。
北京财政从无办法，潘复又有什么神通，他于第一次阁议时提出借款及核准发行山东军用票1000万元两计划，杜锡珪大为反对，于是这一次的阁议闹得不欢而散。
顾维钧本已打消辞意，由天津返北京后，且于25日召开了阁议，怎知这次阁议又不欢而散，加以天津方面又传出张作霖自己暂不登台，拟请赵尔巽或郑谦或靳云鹏过渡，因此顾维钧遂于11月28日通电辞职，电云：
“维钧地佳日通电乞退，沥陈艰阻，尽出至诚。所以迟徊不欲遽去者，以当时比约虽告失效，而善后办法，尚少端倪。且日本之复牒未来，西班牙之约期又满，此皆国家安危所系，非苟忍须臾，无以对我全国父老，以故慰勉同僚，暂支危局。棼丝既理，接淅可行。盟誓不渝，肺肝相照。今幸荦荦大端，粗云就绪。维钧等虽曰待罪，差可息肩。旬日以来，纵叠荷诸公以大义相规，毅力为助，而此后折冲樽俎，非有健全政府，窃恐险象骤生。至于中央财政，濒于绝灭。若再无根本之图，尤足贻误国事。维钓等一再讨论，意见相同。深望诸公顾念中枢，毋忘告朔。早定方策，力振艰危。不胜大幸拜嘉之至。顾维钧、汤尔和、潘复、蒋雁行、杜锡珪、罗文干、任可澄、杨文恺、张志潭。勘。印。”
通电发出后，顾维钧即不到院办公，阁议亦停，29日张作霖复电慰留，电云：
“勘电敬悉，国事阽危，支撑不易，负重致远，端赖荩筹。值此险象环生，所望艰难共济，尚请同支危局，勉维其难。不特中外观瞻，抑亦国人所仰望也。特此奉复。张作霖。艳。印。”
吴佩孚也于同日复电慰留，电云：
“勘电奉悉，……军情紧急。人心在群疑震撼之际，国事在瞬息万变之余，中枢为国命所依，政府乃观瞻所系，苟可须臾坚忍，尚希坚忍撑持。即论个人，既大难之当前，复高蹈之何益？故鄙意贵院在军事期间，以勉强维持现状为最妥。延法统于一线，息浮议于一时。正尊电所谓顾念中枢，无忘告朔者也。谨布区区，尚祈垂察，至幸至幸！吴佩孚。艳。印。”
张、吴两巨头虽然婉留顾阁，却又拿不出具体办法。因此国务院会议停开，中央政事完全停顿，形成无政府状态。顾维钧进退维谷，并非偶然。在这期间卖力的是潘复，他逐日到部办公，其他阁员任可澄虽在京已坚决表示不干，杜锡珪则已离京，和顾维钧接近的罗文干和汤尔和也主张不再复职。
北京等于陷于无政府状态。
在天津会议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共推一个最高统帅问题，这所谓的最高统帅当然就是指的张作霖。会议结果原则上希望征求吴佩孚和阎锡山同意后再发表通电。吴佩孚对于天津会议表示沉默，对于拥张问题亦不表示意见。11月30日由孙传芳领衔，阎锡山、商震、寇英杰、刘镇华及奉系高级将领共16人联名发出推戴张作霖的通电，云云：
“天津张雨帅鉴：（上略）传芳等仗义讨贼，义不容辞，然成城有志，束箭弭坚，自非有统一指挥之谋，难收提纲挚领之效。伏审我公公忠体国，视民如伤。四海威加，万流敬仰。当经集议研讨，询谋佥同。谨愿推戴我公为安国军总司令，统驭群师，同申天讨。挽颓波于既倒，媲时雨之来苏。以冀扫荡逆氛，扶持国本。传芳等当躬率所部，待命前驱。皦日照临，丹心不泯，即请俯顺众意，勉仰谦光。克日就职出师，以解人民倒悬之厄。国家幸甚，谨电。伏乞鉴察！孙传芳、吴俊升、张宗昌、阎锡山、商震、寇英杰、陈调元、张作相、卢香亭、韩麟春、高维岳、周荫人、陈仪、褚玉璞、汤玉麟、刘镇华同叩。三十。印。”
张作霖于12月1日下午3时半在天津蔡家花园就任安国军总司令，在津将领均往踵贺，张发表演说，望大家同心协力共谋国是。并令孙传芳、张宗昌为安国军副总司令，杨宇霆为参谋长。同时拍发就职通电，电云：
“各报馆钧鉴：比以国政不纲，暴民乱纪，……。年余以来，夺地争城，残民以逞，长此以往，国将不国。顷据孙馨帅诸君，以时局艰危，暴楚肆虐，联名电请以安国军总司令名义，统率同志，保安国家。作霖自分驽骀，岂堪膺兹重任。屡经电辞，未承谅许。当兹危急存亡之秋，敢昧匹夫有责之义。爰于十二月一日，在津就安国军总司令之职。所冀袍泽同仇，共纾国难。凡有敢于危害我国家安宁者，愿与同人共逐之。以全我安国军保安国家之素志。近年暴徒骚扰，全国苦兵，凡安国军师行所至，军纪风纪，整齐严肃。但知救国，决不扰民。作霖戎马半生，饱经忧患。只期国家谋永久之安，决于个人无权利之见。事平之日，仍当与海内外名流，共商国是。总期造成真正法治之共和国家，不致使神明华胄，陷于洪水猛兽。免为世界人类所不齿，则幸甚矣。特布区区，敬希谅察！张作霖。东。印。”
张作霖本想请吴佩孚亦屈居副总帅，曾以统一指挥为理由请吴取消“讨贼”名号，言外之意，过去奉军曾以南口统帅权交吴，今天吴为何不能退而为副？
吴佩孚岸然不答。张作霖就任安国军总司令后曾给吴一电，内云：“北方陷于无政府状态，军事上不足以资号召，请将尊见示知。”吴仍闭口不答，不理不睬。
张作霖在天津就任安国军总司令后，北京方面盼望他早日晋京。北京在名义上虽有一个顾维钧内阁，可是谁也不把顾内阁视为一个政府。而当时热中于国务总理的，则是已经做过三任总理的斜眼将军靳云鹏；还有传说是梁士诒，梁和奉系接近，曾被张作霖捧上总理位子；也有人说莫德惠，莫则纯粹是奉系。
奉张于15年12月27日由天津专车入京，安国军总部高级人员全体随往，经过半个月的磋商，奉张且派张景惠由京赴奉迎杨宇霆入京共商政府问题，至16年1月12日顾维钧新内阁才正式组成。
靳云鹏组阁落空是因为奉系顾虑靳与吴佩孚的关系不佳，刚好在奉张由津入京的前一天，吴下令免靳云鹗（靳云鹏之弟）的职务，27日已将靳军一部缴械，靳兄弟和吴佩孚之间关系既如此恶化，如奉张公然用靳，即表示和吴破裂。有人对奉张说靳云鹏也不是好驾御的，以段祺瑞待靳之厚，靳尚且反噬，张、靳交谊无足道矣。梁士诒曾被吴佩孚轰下了台，梁再出而组阁，对吴也很难堪。至于莫德惠组阁之说在京津只传了一天，杨宇霆等和各方接头后，请示奉张仍以留顾组阁为过渡，因顾是吴佩孚所拥立，留顾继续，对吴的面子顾到，而当前又无适当人选，一举数得。
1月12日北京政府公布新阁名单：
国务总理顾维钧
外交总长顾维钧（兼）
内务总长胡惟德
财政总长汤尔和
陆军总长张景惠
海军总长杜锡珪
司法总长罗文干
教育总长任可澄
农商总长杨文恺
交通总长潘复
从这张新阁名单中，所谓的新人是胡惟德和张景惠，不过这两人并没有什么重要性，张景惠是因为奉系而出山，新阁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原任内务总长汤尔和改调财政总长，汤是“五四”学潮的领袖人物，素为顾维钧所倚重，以富于机智著名。汤调财长后，顾本拟以内长予田应璜，田是阎锡山的代表，又深得奉方信任，所以顾很想拉田，以示新阁为北方军阀合作的结晶，田应璜以年老坚辞，实则认为今后时局变化无常，而阎锡山的态度也未定，不欲卷入漩涡。田不入阁，顾乃拉外交前辈而宦兴甚浓的胡惟德出任内长。
张作霖在北京顺承王府俨然以北方第一人自居，由于内阁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领导机构，他仍在安国军总司令部内设立政治、外交、财政三个讨论会，政治讨论会聘梁士诒为会长，曾毓隽为副会长；外交讨论会聘孙宝琦为会长，陆宗舆为副会长；财政讨论会聘曹汝霖为会长，叶恭绰为副会长。
并将简明条文及会员名单分函各院部查照。
2月7日三讨论会开幕，张作霖亲自赴会致祝辞。张是先到政治讨论会，次外交，次财政。然后大家一齐到居仁堂茶会，张又发表演说，请大家共抒伟略。
这是北洋军阀的回光返照时期，有一段有趣的插曲，是关于杨度的。这位袁世凯时代的头号红人，被袁誉为旷代逸才的洪宪祸首，自袁去世后就四处流浪。过去孙中山拉他加入国民党，他毫不考虑，可是在陈炯明叛变后，他到上海晋谒孙中山，痛陈往日错误。13年曹、吴当政时期，杨的好友夏午诒在保定为上宾，杨以之为媒介北上说曹、吴参加革命，不得要领；冯玉祥倒戈后，杨以参赞名义居姜登选的皖督幕中，郭松龄杀姜登选，杨返天津，此后就被张宗昌聘为总参议。当时国民党要人李石曾等鉴于北方教育横受军阀摧残，劝杨活动教育总长，杨颇意动。一天某君由津浦路北上，过济南时碰见杨的好友王绍先上车，于是两人同坐，不免谈东说西，王提到杨进行教长事，某君笑着说：“晳子前此薄此席而不为，今则求之而不得，真是彼一时此一时了。”接着某君又说：“晳子应该请长腿将军（指张宗昌）帮帮忙呀！”王绍先说：“那怎么行，张效帅听了学堂就头痛，提到教育就掩耳！”某君胸有成竹地说：“不然，如果晳子真心想做教育总长，找张效帅是唯一的办法。”王说：“只要教长能到手，找谁都可以。”于是某君乃说：“只要他听话，我可以打包票。”
两人说说笑笑到了北京，下榻于太平洋饭店，王绍先就催某君赶快进行，某君神秘地说：“先要活动费。”王说：“晳子穷得要死，我的光景也不好，哪儿去找活动费？”某君说：“没有钱怎么行？”王只好苦笑，某君淡然不经意地说：“只要一块钱。”王吃了一惊说：“一块钱做什么呢？”某君说你听我的吧，他叫人拿一块钱到刻字店，刻了两个图章，一个是“北京教育促进会”，一个是“北方教育问题研究会”，还买了几张邮票，然后用这两个团体拟就四通代电，两电致张宗昌，请保杨为教育总长，两电致杨，请以教育为重，出肩艰钜。同时要王写一快函给杨度，告诉他北京有两个教育团体敦请他出任教长，如果张效帅请他商谈这事，杨要表示愿就，且自拟保荐电，电发后即日来京，不可迟延。
过了几天杨果然兴冲冲地到北京，见到王和某君，叙及自己和张宗昌都接到了代电，张宗昌喜孜孜地对杨说：“晳子，北京教育界居然找起我这个绿林大学出身的人说话了，我保你，你最恰当，你自己拟电报，不要辜负了他们的盛意。”杨就这样来了北京。于是某君告杨说：“这第一关已打通了，张效坤知道教育界最瞧不起他，如今居然求他荐人，他当然会热心，这是心理战；现在第二关尤不可疏忽，张雨帅容易讲话，可是他身边有一位贵本家杨宇霆，你要对他低声下气。”
过了几天，果然张作霖约晤杨度，说了许多借重帮忙的话，杨辞出后顺道访杨宇霆，随便敷衍了一下，回到旅馆，把经过告诉某君，某君听后跳了起来说：“怎么只随便敷衍杨宇霆？”杨度说：“他的老帅已答应我，我何必和这个后生小子多谈。”某君一迭声说：“糟了，你的总长做不成，我的巧计也成了画饼。”杨不相信，一等等了十多天渺无动静，乃向奉方另一人处打听，才知内幕，原来当张作霖提出杨度做教育总长时，杨宇霆淡淡地说：“晳子是洪宪祸首，政治色彩太浓，现在出来会增加麻烦。”一句话就把杨度已到手的总长告吹了。
奉军入豫时，北京政府益显黯淡。顾维钧摇摇欲倒，16年3月8日财长汤尔和海长杜锡珪向顾维钧提出第二次辞职，9日教长任可澄亦请辞职。顾阁本身原建筑于张作霖和吴佩孚的联合关系上，当时因奉张表示对内阁无意见，所以顾阁的阁员以吴佩孚和孙传芳关系为多，顾本人与奉方没有太深的渊源，当孙传芳京沪战败，而奉军则入豫逐吴后，顾维钧自然风雨飘摇，不过由于奉张对中央政权问题还没有具体决定，所以仍然维持顾阁过渡。
杨宇霆常往来京奉间，中央问题奉张颇听杨宇霆的意见，由于吴佩孚已经一蹶不振，因此梁士诒组阁的传说就非常之盛，而杨宇霆亦有呼之欲出，跃跃欲试的风闻。
到了3月下旬，顾阁益显凋零，除了财长汤尔和、海长杜锡珪、教长任可澄外，司法罗文干、农商杨文恺、内务胡惟德亦请辞，这一来顾阁只剩下陆长张景惠、交长潘复二人，潘复因和张宗昌关系密切，常往来北京、山东之间，不在首都，即使在京亦不大出席阁会，因此所谓的顾阁，只有一位兼外交总长的顾维钧和陆军总长张景惠，实际则是一位总理和一位总长。
3月28日下午顾赴顺承王府谒张作霖，表示不能维持的苦衷，请张速觅替人，张没有作切实的答复，只表示当前军事正亟，无暇顾及政治，亦无适当人选，请顾仍勉为其难，继续留任。顾又强调当前财政的困难，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张听了颇不以为然，冷笑说：“中央财政的困难不自今天始，十多年来一直是财政问题，少川先生组阁以前就已存在，当时既可以出山，今天又何为而求去呢？”
4月5日内阁会议，汤尔和、罗文干等破例出席，内阁精神为之一振，可是阁议无事可讨论，而汤、罗出席仍表示要辞职，所以在内阁会议后，还是一片消极气氛，而外间盛传国务院将停开伙食准备结束。4月7日顾维钧再向奉张请辞。
张作霖这时候很犹豫，一方面他仍想维持吴佩孚的感情，一方面则是中央政权的形式。奉系的人多主张张作霖自为元首，可是当前军事时期，奉张欲独揽大权，名至实归，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方式，始终作不出一个决定来，在没有决定以前，只有拖之一法，顾维钧就变成这个拖局中的过渡总理，欲退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