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盖善以不伐为大，贤以自矜为损。是故，舜让于德而显义登闻，汤降不迟而圣敬日跻
；隙至上人而抑下滋甚，王叔好争而终于出奔。然则卑让降下者，茂进之遂路也，矜奋侵
陵者，毁塞之险途也。
译文：
美善以不自夸为大，贤明因自矜而受损。因此舜让位于有德的人，他的深明大意立即闻名。商汤礼贤下士豪不容迟，他的圣明贤达获得极高的尊敬。与此不同，郄至企图压倒别人，最终结局更加可悲，王叔喜好争执，终于逃难出奔。因而卑让谦恭处下，是美名嘉行得以成就的道路；自矜奋进，侵犯欺凌，乃是声名行为终将毁败的道路。
原文：
是以君子举不敢越仪准，志不敢凌轨等；内勤己以自济，外谦让以敬惧。是以怨难不
在于身，而荣福通于长久也。彼小人则不然，矜功伐能，好以陵人；是以在前者然害之，
有功者人毁之，毁败者人幸之。是故，并辔争先而不能相夺，两顿俱折而为后者所趋。由
是论之，争让之途，其别明矣。
译文：
所以君子的行为不敢超越法度，思想不敢凌犯法规，对内勤于修身自勉，以使自己受益；对外谦虚礼让，以示敬畏戒惧。所以怒恨非难不至于牵惹上身，而荣显福祥通达于长久。那些小人却非如此，他们自矜功劳，自恃才能，喜欢以此凌犯别人。所以当他们得势时，有人害他；居功自傲时，有人诋毁他；失败毁灭时，有人称幸。因此并驾齐驱，争先恐后，而不能互相上下，以至双方皆遭摧折，就被后来者乘势超过。由此论之，争执和谦让的不同道路，它们的利弊显然有别。
原文：
然好胜之人，犹谓不然，以在前为速锐，以处后为留滞，以下众为卑屈，以蹑等为异
杰，以让敌为回辱，以陵上为高厉。是故，抗奋遂往，不能自反也。夫以抗遇贤必见逊下
，以抗遇暴必构敌难。敌难既构，则是非之理必溷而难明；溷而难明则其与自毁何以异哉？且人之毁己，皆发怨憾，而变生舋也：必依讬于事饰成端末；其于听者，虽不尽信，犹
半以为然也。己之校报，亦又如之。终其所归，亦各有半信着于远近也。然则，交气疾争
者，为易口而自毁也；并辞竞说者，为贷手以自殴；为惑缪岂不甚哉？
译文：
但是好胜的人，可能不以为然。他们以争先居上为迅捷精锐；以居于人后为停滞不前；以礼让下士为卑下屈抑；以倾轧同辈为特异杰出；以忍让敌手为含屈受辱；以凌犯上级为高强刚厉。因此 亢奋激进，不能迷途知返。用高亢傲慢的态度对待贤者，必然投之以恭顺谦逊；而以高强倨傲的态度对待暴桀，必然构成敌视祸难。敌意既已构成，是非之理必然混淆不清，这与自我毁害又有什么不同呢？而且别人之所以毁害自己，都是发自私怨而后发展到嫌隙争端，因此必然制造事端，捏造借口。听到的人虽然不完全相信，但仍半信半疑。而自己采取同样的手段报复对方，也是如此。最终结果变成各相信一半，相信的程度决定于视听的远近。因而相互斗气，激烈争执的，不过是变换别人的嘴自我伤害；竞相对骂，以至斗殴的，不过是借别人的手自我殴打。这样的话，迷惑谬误岂不是很厉害了吗？
原文：
然原其所由，岂有躬自厚责以致变讼者乎？皆由内恕不足，外望不已：或怨彼轻我，
或疾彼胜己。夫我薄而彼轻之，则由我曲而彼直也；我贤而彼不知，则见轻非我咎也。若
彼贤而处我前；则我德之未至也；若德钧而彼先我，则我德之近次也。夫何怨哉？
且两贤未别，则能让者为隽矣；争隽未别，则用力者为惫矣。是故，蔺相如以回车决
胜于廉颇，寇恂以不斗取贤于贾复。物势之反，乃君子所谓道也。是故，君子知屈之可以
为伸，故含辱而不辞；知卑让之可以胜敌，故下之而不疑。及其终极，乃转祸为福，屈雠
而为友；使怨雠不延于后嗣，而美名宣于无穷；君子之道，岂不裕乎！
且君子能受纤微之小嫌，故无变斗之大讼；小人不能忍小忿之故，终有赫赫之败辱。
怨在微而下之，犹可以为谦德也；变在萌而争之，则祸成而不救矣。是故，陈余以张耳之
变，卒受离身之害；彭宠以朱浮之隙，终有覆亡之祸。祸福之机，可不慎哉！
译文：
但是，追究根本的原因，难道有亲自重责己过，以致突发争端的吗？争端之所以产生，都是由于内心不够宽容，对别人苛求不已。或者是怨恨对方轻视自己，或者是嫉恶对方胜过自己。倘若我不厚道，对方轻视我，那就是因为我理亏了而对方不正确；我贤明而对方不知，那么我被轻视，不是我的过错。如果对方有贤德而且居我之前，那就是我的德行与之相比还有欠缺；如果彼此德操均等而对方居于我先，那就是我的修养还略次于对方。有什么可怨恨呢？而两人贤德不相上下，未曾分别优劣，就以能够谦让的为优。争相突出自己，难以区分高下，就以用力多的为次。因此蔺相如以引车回避，决胜于廉颇；寇恂以不示争斗，取贤于贾复。观察并选择形势的反面，这就是有德行修养的人所说的“道”。因此君子知道受屈就可以成功，所以含屈受辱而不加回避；知道谦卑礼让可以胜敌，所以甘居人下而不加怀疑。及至最终，就会转变祸难而为福祥，让对方屈服而成为朋友，使怨恨仇隙不延至后代，而美好的名声传扬，以至无穷。君子的道德难道不宽宏富足吗？而且有才德的人能够承受极微小的嫌隙，所以没有变成竞斗的大争讼。见识浅薄的人由于不能容忍小怨恨的缘故，最终招致极大的失败和侮辱。仇恨处在微小的阶段时，以谦逊的态度对待，仍然不失有谦逊的美德；矛盾尚在萌芽状态时，却尽力相争，就会形成祸害而不可挽救。因此陈馀因为张耳的变故，最终遭受杀身之难，彭宠因为朱浮的嫌隙，终究遇到覆亡之祸。祸福变化的关键，不可不谨慎呵！
原文：
是故，君子之求胜也，以推让为利锐，以自修为棚橹；静则闭嘿泯之玄门，动则由恭
顺之通路。是以战胜而争不形，敌服而怨不构。若然者，悔吝不存于声色，夫何显争之有
哉？彼显争者，必自以为贤人，而人以为险诐者。实无险德，则无可毁之义。若信有险德
，又何可与讼乎？险而与之讼，是柙兕而撄虎，其可乎？怒而害人，亦必矣！《易》曰：
“险而违者，讼。讼必有众起。”《老子》曰：“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是故
，君子以争途之不可由也。
译文：
因此，君子之求取胜利，是以推辞礼让作为克敌制胜的锐利武器，以修身自勉作为蔽身远害的场所，静止时闭守泯默不言的高深境界。行动时遵循恭顺谦敬的通达道路，所以战胜对方而不用有形的争斗，制服敌人却不构成仇怨。如果这样的话，悔恨不留在声色外貌，还有什么大的争端呢？那些有大争执的人，必定自以为是贤人，而别人却视使为邪谄不正。如果他实非邪谄之人，别人就没有诋毁的道理；如果他确实有邪恶的德行，又何必与他争辩不已呢？知道其邪恶又与之争辩，这等于是关押犀牛和触犯老虎，难道可以这么做吗？因发怒而害人，也是必然的。《周易》说；“险而违者讼，讼必有众起。”《老子》说；“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因此君子认为争执之途不可遵从。
原文：
是以越俗乘高，独行于三等之上。何谓三等？
大无功而自矜，一等；有功而伐之，二等；功大而不伐，三等。
愚而好胜，一等；贤而尚人，二等；贤而能让，三等。
缓己急人，一等；急己急人，二等；急己宽人，三等。
凡此数者，皆道之奇，物之变也。三变而后得之，故人末能远也。夫唯知道通变者，
然后能处之。是故，孟之反以不伐获圣人之誉，管叔以辞赏受嘉重之赐；夫岂诡遇以求之
哉？乃纯德自然之所合也。
彼君子知自损之为益，故功一而美二；小人不知自益之为损，故一伐而并失。由此论
之，则不伐者伐之也，不争者争之也；让敌者胜之也，下众者上之也。君子诚能睹争途之
名险，独乘高于玄路，则光晖焕而日新，德声伦于古人矣。
译文：
所以君子超越俗众，独立特行在于三等人之上。什么叫作三等？
没有功劳却自恃有功，一等；虽有功劳却骄傲自满，二等；功绩虽大却不 ，三等。
愚蠢而且好胜，一等；贤明但是自矜，二等；贤明而能谦让，三等。宽以求己，严以待人，一等；对人既严，对己亦不宽，二等；宽以待人，严以律己，三等。
凡这几种，都是常道的别出，事物的变异。三变然后获得道的正理，因此常人不可及。这只有掌握客观规律，了解通变道理的人，然后才能处于上等而保持他的位置。因此，孟之反因不自夸有功，获得圣人的赞誉；管叔以推让赏赉受到嘉美厚重的奖赐。难道这些是靠诡情投合而求到的吗？这是出自纯粹的秉德自然与常理相合。
那些有才德的人知道自我吃亏受损实际是有所益，所以功效虽一而美誉加倍。见闻浅薄的人不知道自己占便宜实际是损失，所以一经自夸，功劳名誉随之丧失。由此论之，不自矜有功的，实际上居其功；不争名夺利的，实际上成其名；忍让敌手的，其实战胜对方；甘居人下的，其实居于人上。君子如果能目睹争执之途名胜险恶，独自登高达到玄远的境界，就荣耀的辉光焕发而日日更新，仁德的名声媲美于古代圣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