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年（1911年）大年初一早晨，便有许多新军士兵走上黄鹤楼。黄鹤楼一带，商贩云集，游人如堵，热闹非凡。这些身着土黄色新军制服，头戴大盖帽，腰束皮带的士兵，也同游人一样，说说笑笑来到山上。在奥略楼内有三个人正在等候这些士兵们。其中一人身穿长袍，头戴礼帽，便是《大江报》主笔詹大悲，另两位是身着军装的蒋翊武和刘复基。
刘复基，名汝夔，字尧澄，湖南常德人，19岁便参加马福益领导的洪江起义，失败后逃亡日本，加入同盟会。次年归国，在长沙设中外各报代派所，运销《民报》，并与禹之谟等公葬陈天华、姚宏业于岳麓山，鼓动学潮。因禹被捕，东赴上海，同杨卓霖、蒋翊武创办《兢业旬报》。1909年回武汉，任《商务报》会计兼发行人。因拟击杀立宪派杨度未果，被捕，旋释出，入湖北新军。参加振武学社。两年前的一天，詹大悲、刘复基、蒋翊武同在《商务报》共话国事，结为友好。
20位代表来齐，他们都是20至26岁的青年，是新军各营的代表。
詹大悲把铅印的《文学社》简章分发给大家：“今天是文学社成立大会，简章无革命字眼，只是研究文学，是为了避人耳目。我们以前的学社被敌人侦破，但我们从不放弃革命，如今重整旗鼓，以研究文学为名，争取同志，总有一天，我们要把新军变成革命力量，这就是我们的‘端营主义’。以后，《大江报》便是我们文学社的机关报，欢迎大家多多投稿。”
蒋翊武接过话题：“今年说不定会有革命发生，我们方略已定，急应开展活动，一日有事，不致坐失良机。”
简章规定文学社设正、副社长各一人，下设文书、评议两部。文书部又分设文书四人，会计和庶务各一人。评议部设评议、纠察若干人。大家公推蒋翊武为社长，王宪章为副社长，詹大悲、刘复基为文书和评议部长。于武昌小朝街设总机关，并在汉口、汉阳等地成立分机关。遥戴孙中山为总理，以同盟会“驱除勒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16字为纲领。借“研究文学”为名，在新军士兵中开展活动，通过新军各标、营代表掌握武装。以出版《大江报》进行公开宣传。吸收社员达5000余人，多属新军士兵，也有少数官佐参加。
文学社能够如此发展，与胡瑛的指导有关。蒋翊武经常去狱中征求胡瑛的意见，胡瑛与同盟会会员有着广泛的联系，蒋翊武也就得到同盟会的支持和帮助。
至于共进会，前面说过，它是在东京成立的。1907年春，黄兴离开东京时，要刘揆一代理他的同盟会庶务职务。刘揆一打算从各省吸收秘密会党成员和革命者加入同盟会，他把这项任务交给同盟会云南主盟人吕志伊去办理，但吕志伊不久回国，这项工作被搁置。其后，热心这件事的同盟会会员、四川籍人张百祥，同盟会会员、湖南籍人焦达峰，同盟会会员、湖北籍人刘公，以及日知会成员孙武等人发起，于当年8月成立共进会组织，目的是谋求革命党人合作，策划长江流域起义。他们拟定法规10条，推张百祥为会长。张未就任，即改推邓文辉担任，次年刘公继任会长。共进会下设内政、外交、交通、军务、参谋等9部，各设部长一人。它的纲领同同盟会的纲领几乎一样，只是以“平均人权”代替了“平均地权”。在四川、湖北、湖南、江西的会党中吸收会员，发展组织。1909年又在武昌设立共进会总部，联络长江下游各会党，统一行动。同年焦达峰在长沙建立共进会组织，邓文辉在南昌建立共进会江西分会。并在上海、岳州等地设立通讯机关。以新军会员编成七军，以会党编为三镇，推刘公为大都督。
共进会拥护同盟会总理孙中山兼任共进会最高领导，谭人凤曾被列为共进会会员宣誓的监誓人。
孙中山的第十次起义失败后，谭人凤、宋教仁以及其他一些两湖革命志士，开始集中注意力于长江流域，特别是武汉地区。为了指导长江流域的革命活动，需要组织一个地区性的组织。同盟会在国内本来就准备设中部支部组织，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黄兴和胡汉民情绪沮丧，与外界暂时隔绝，孙中山则像往常一样居留海外。因此，同盟会中部地区组织，便由宋教仁、谭人凤等人建立起来。
宋教仁字遁初，又作钝初，号渔父，1882年生于湖南桃源。17岁入漳江书院读书，喜政治、法律、地理诸学科。21岁考入武昌文普通中学堂，议论时政，渐萌革命思想。次年2月与黄兴、刘揆一在长沙创立华兴会，被推为副会长。7月与吕大森、刘静庵等在武昌组织科学补习所，任文书。参加长沙起义，领常德一路起义军响应，事泄，遭清政府通缉，逃日本，入法政大学，继改入早稻田大学，仍习法政。1905年同程家柽等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宣传革命，并参加同盟会筹备会。同盟会成立时，任司法部检事长。同年被推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庶务干事兼撰述员。次年，黄兴去安南，指定他代理同盟会庶务，主持同盟会总部的工作。1911年1月初回到上海，任《民立报》主笔，揭露清廷腐败，反对外国侵略，宣传资产阶级民主。4月赴香港，参加筹备广州起义，任编制课长。起义失败后与谭人凤等人在上海组织同盟会中部地区总会，被举为总务干事，筹划在南京、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等地设立分会。
中部地区同盟会设会长一职，经过深思熟虑，公开表明“虚位待贤”。谭人凤为总务会议议长，宋教仁、陈其美等为总务干事。
中部地区同盟会成立后，由谭人凤负责组织湖北分会，焦达峰负责组织湖南分会，吴玉章负责组织四川分会。
长江流域的革命运动空前活跃。在湖北，居正和孙武热情工作，但到4月中旬，谭人凤给他们的活动经费已用光。正在经济困窘的时候，共进会会长刘公来到武汉，情况有了好转。
刘公名湘，字仲文，1881年生于湖北襄阳。21岁东渡日本留学，是同盟会的第一批会员，并为《民报》出版捐赠巨资。萍浏醴起义，回国谋响应，失败后复往日本……共进会在东京创建时，他起了重要作用。1910年秋，他回到鄂西北的家乡。1911年夏天，父亲给他一笔巨款，让北上京城纳粟捐官，当他在省城露面时，同志们便劝说他留在武汉起事，又推他做湖北都督。他慨然将5000两银子捐出作为革命经费，此是后事，暂且不表。
湖北的两个革命团体共进会和文学社联合起来，已是势在必行的了。而在联合问题上的困难是：两个组织争夺领导权。虽然某些共进会会员也参加了文学社，但是，这两个组织的领袖有着迥然不同的经历和才能。
共进会的领袖们全部是留日学生，又是同盟会会员，同中部地区同盟会有着亲密无间的关系。
文学社的领袖们及其成员，大多是土生土长的。虽说社长蒋翊武和评议部长刘复基是同盟会会员，但除刘复基外，蒋翊武和他的同志们都从来没有出过国门。蒋翊武与同盟会有些联系，但他们主要是通过胡瑛同全国革命志士取得联系的。文学社的社员，几乎全是湖北新军士兵。其中有一些人有学识，但没有一个人具备同盟会领袖们所具备的领导才能。
从实际力量来说，文学社胜过共进会，它的成员遍布湖北新军的各个单位。但是，共进会的领袖们具有更高的威望，因此，蒋翊武对于联合共进会颇有疑虑。
刘复基被推为文学社评议部部长后，便同蒋翊武商量：“现已找到小朝街85号楼上做文学社机关，我们两人早晚要有一人出来主持机关。”
刘复基遂设计退出军营。这一天却是号称“小诸葛”的刘复基在协司令部大门站岗，一个标统走过来，刘复基故不举手敬礼。那标统停步训斥：
“为何不敬礼？”
刘复基道：“部下一时眼花，未看清长官。”
标统大怒：“目无长官，罚跪半小时，跪下！”
刘复基下岗遂写了退役报告，称有眼疾，久医无效，不宜在营中服役。呈递队官，队官有心爱护他，认为复基在军中颇有前途，不批出营。刘复基恳请，队官只好割爱，呈送营管带。管带说复基扯谎，却要亲验。刘复基固求，亦得批准。
刘复基急忙解装出营，去理发店剪掉辫发，提了行李来到小朝街85号坐镇机关。
5月11日那天，共进会会长孙武派杨时杰、杨玉如、李作栋，邀约刘复基等到长湖堤处所，共商共进会与文学社联合事宜，均认为合则两美，离则两伤，当此之时，极宜风雨同舟。讨论联合的具体问题时，杨玉如建议：共进会给文学社以经济援助，但需由孙武出任文学社社长。这建议即出，顿觉气氛紧张，如此遂罢。
孙武加紧同文学社进行联合，改派共进会马队代表陈孝芬去找刘复基等商谈会社联合问题，因陈孝芬同蒋翊武、刘复基均有私谊。
陈孝芬找到蒋、刘二人，陈述起义时机成熟，应有统一号令，孙武诚心合作等等。蒋翊武道：“合作当然很好，只是那些留洋的长衫人物，会叫我们上当，那孙武领袖欲特强，恐怕不好相处。我看还是殊途同归的好。”
陈孝芬道：“此时正是同归时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万一暴露，清廷决不会偏爱哪一派革命党。清廷不去区分会社，我们自己何苦去孤立自己？”
刘复基见陈孝芬说得有理，说：“慢慢来吧，文学社端午节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希望你能来陈述意见。”
端午节这天，文学社果在“同兴酒楼”开会，到会者70余人。大家都赞成文学社与共进会加强联络，推刘复基为联络员，安排蒋翊武同孙武面淡。陈孝芬建议：可约孙武来文学社见面。
既是会员又是社员的彭楚藩、蔡济民等人，更是鼓动蒋翊武去同孙武见面。蒋翊武以示主动和礼貌，便同刘复基一起往孙武处拜访。
他们见面很是礼貌，略作寒暄便谈正题。蒋翊武道：“我们文学社在军营中力量很大，合作是可以的，只是应该少数服从多数。”
孙武急忙道：“我们共进会是同盟会直接领导的，是中部地区同盟会的组织，与长江流域各省都有组织关系，在本省的力量也很大，人数超过文学社，联合后，共进会当然居于领导地位。”
二人随即争将起来，各不相让。
刘复基双手微微摆动，示意他们不必再争，道：“今日是谋合力反清，为何比较实力呢？”
蒋、孙顿时语堵。刘复基便打圆场：“以后慢慢谈吧。”
刘复基、彭楚藩、蔡济民等人商量，必得找一个妥当办法，加以联合。这身材高大的彭楚藩原名潭藩，字青云，湖北鄂城人，20岁入湖北新军，结识刘静庵，加入日知会，被推为评议。不久，日知会被侦破，易名楚藩，入宪兵学校，毕业后充宪兵，递升正目，秘密从事革命活动。辛亥年初，先后加入文学社与共进会。那蔡济民是湖北黄陂县人，18岁投笔从戎，后入湖北陆军特别小学堂，肄业，任司务长，再升排长，素怀革命大志，交游甚广，颇有号召力。文学社本想选他为副社长，他坚辞副社长职，甘当一名普通社员。
这一日，谭人凤回到武汉，便同孙武、居正等人见面。孙武等请求谭人凤留鄂主持大计。谭人凤对起义屡次事败，已经心灰意冷。听说运动新军有很大成绩，开始相信湖北党人的事业。孙武道：“不要小看我两湖同志，非得做番大事，让孙、黄看看。”
谭人凤要去狱中探望胡瑛，商谈湖北革命大计。
胡瑛见到谭人凤，喜出望外。恰好蒋翊武等人亦来探望，便向谭人凤介绍，此是文学社社长，等等这般。
谭人凤见那蒋翊武虽穿军装，却是土头土脑，其他一些文学社中之人，亦毫无惊人之处，不觉少言寡语。蒋翊武本久仰谭人凤大名，极想攀谈，见谭很是冷漠，便即告辞。
蒋翊武等人离去，胡瑛望着谭人凤道：“先生不可以貌取人，文学社同志多是肝胆相照的质朴之人，军中社员已逾3000，此几位都是文学社的领袖。”
谭人凤即觉错失交臂，作跌足失悔状。
胡瑛道：“先生不妨去《大江报》了解文学社详情，结识群英。”
谭人凤性情急躁，辞别胡瑛，即去《大江报》，会詹大悲。坐定稍谈，那蒋翊武等便破门而入，他们来找詹大悲倾谈与谭人凤相遇，受冷落之情。这谭人凤早已变得热情奔放，急忙起身，向前一步抓住蒋翊武的双手：“刚才多有失礼，老夫目不识英雄，原谅则个。”
蒋翊武见状，那点怨气顿时云散，不由得一股热流传遍全身：“文学社加上共进会力量，进行武昌革命，甚是稳当，唯是举事之后，缺乏主持大计者，恳请先生与黄克强、宋教仁诸位来鄂领导。”
谭人凤紧紧握住蒋翊武的双手：“这两湖形势实是令人振奋，我当回沪邀黄、宋来鄂，惟愿文学社与共进会携手并进，为天下倡，此是革命成功希望所在。”
谭人凤几日后便返回上海，向宋教仁备述两湖形势，宋教仁却也振奋，加紧组织中部地区同盟会，决定于1913年在长江流域各省发动起义，谭人凤函告居正等人，湖北党人得这项消息，颇感高兴。
这一天，章太炎弟子、名士黄侃从京来汉，在《大江报》同居正相遇，便商谈北京各类新闻，尤其是清朝皇族内阁成立，立即宣布铁路“干线均归国有”的内幕，及湖南、广东、湖北、四川四省掀起声势浩大的保路风潮，其中以四川斗争最为激烈，已发生了全省性的武装暴动。天下将要大乱，革命党应乘时而起，云云。那副主编何海鸣听来很是鼓舞，便设酒肉相待。黄侃微醉，何邀黄为《大江报》写篇政论文，黄侃起身：“待我写来再饮。”即挥笔落纸，一气而就：
中国情势，事事皆现死机，处处皆成死境。膏育之疾，已不可为，然犹上下醉梦，不知死期将至。长日为年，昏沉虚度，痛饮一杂，人人病夫。此时非有极大之震动，激烈之改革，唤醒四万万人之沉梦，亡国奴之官衔，行将人人欢戴而不自知耳。和平改革既为事理所必无，次之则无规则之大乱，予人民以深痛巨创，使致于绝地，而顿易其亡国观念，是亦无可奈何之希望。故大乱者实今日救中国之妙药也。呜呼、爱国之志乎，救国之健儿乎，和平已无望矣，国危如是，男儿女耳，好自为之，毋令黄祖呼佞而已。
写毕，收起笔墨，将稿付于何海鸣，继续饮酒。
何海鸣读罢，一拍大腿，大叫一声：“妙文！”即交詹大悲定夺。詹大悲亦是叫好，即命发排。
不料，这篇妙文在《大江报》刊出，却引出一场轰动全国的报案来。
巡警道王履康发现该文，即密报湖广总督瑞澄：“卑职近查《大江报》馆职员均系剪发辫者，行迹可疑，今又发现《大江报》刊行这篇乱文。”
瑞澄对《大江报》鼓吹粤汉铁路保路风潮已积有宿怨，决计巡警道前往查封，传下话去：“《大江报》淆乱政体，扰害治安，应即封闭永禁发行，并传撰稿人、编辑人等交审判厅照律究办。”
这天夜晚，巡警队包围《大江报》馆，数十名巡警和赤膊打手闯进《大江报》馆。
撰稿人黄侃已乘轮船东去，何海鸣去租界戏馆看戏未归，那詹大悲不知祸之将至，应传归来。
詹大悲一看报馆被封闭，即令报馆人等将须用物品搬出。
巡警打手把詹大悲押到审判厅，已是深夜12点钟。检查厅立时起诉。法官要詹大悲将副主编何海鸣交出，大悲道：
“我是发行兼编辑人，一切责任均由我承担。”
法官无奈，令将大悲押赴看守所，次日再审。
何海鸣闻报馆被查封，大悲被关押，有苦无处去诉，遂向全国报界发出通电求救，汉口报界即开公会递公呈，要求释放编辑人。审判厅不听，再讯詹大悲，问乱文是何人所作，大悲仍是一人承担。法官便问：“登此政论，是何用意？”
大悲道：“国民长梦不醒，非大乱不足以警觉，故出此激忿之语。”
法官道：”你这政论文中有‘和平改革之路无望’一句，明明是淆乱政体，扰乱治安。”
大悲道：“试问立宪之诏旨是和平而来，抑是因乱而来？”
法官无语对言，若要将其释放，又不敢做主，报由督院拍板定夺。
督院岂肯了结，遂要审判厅判詹监禁一年半。何海鸣亦被抓获，与詹同案被判。
武昌新军中同志群情激愤，都想早日发难，坐镇小朝街机关的刘复基急去各营，安慰同志，要冷静慎重。但组织发展已有相当规模，又无法收缩，宜早日大举。
6月1日，蒋翊武、刘复基、王宪章等人聚集在小朝街机关，研究起义。
彭楚藩忽然来到：“情况紧急，清政府急令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瑞方带领鄂军兼程入川，除第31标及第32标一营随瑞方入川外，第41标一营开宜昌，二营开岳州，马队8标开襄阳，第19标三营开郧阳，限令7月20日前出发。”
刘复基道：“若是翊武将要去岳州，一部分新军同志也要随军调走，兵力一旦分散，干部随队出发，起事很是难办。”
却是如何应急？众人面面相觑。
彭楚藩道：“能否乘机起事？”
复基道：“先无准备，也未同共进会达成协议，怎能起事？”
彭忿然作色：“为何与共进会总是不能联合？既然是宗旨一致，如此这般，恕我直言，就是湘鄂两派在争领导权！”
复基道：“我提出一个方案，刘公、孙武、蒋翊武均不担任都督，他日有德者居之，若何？”
众人觉得有理，即令刘复基去共进会联络。又决议，蒋翊武随军离开武昌后，机关社务由王宪章、刘复基分担，一旦武昌起义，调防各地的同志立即就地响应。
彭楚藩再把新军调动消息告诉孙武。孙武更是着急，便派邓玉麟与刘复基商谈，彭楚藩、蔡济民从中撮合。遂定军政大权由蒋、孙分担。
孙武却觉对刘公应有安排，共进会曾推定他当湖北都督，现在缺少起义经费，还期望他设法筹款。
一日，杨玉如探得消息，遂告孙武，刘公家里汇来5000两银子，而款到多日，刘公却密而不宣。孙武大怒：“他不仁，休怪我不义，必定设法把它弄来。”
孙武遂将彭楚藩找来，请彭带宪兵中同志，以搜查为名，把刘公的汇票弄来。彭楚藩觉得都是同志，不必大动干戈，他便另设一法。
这日晚间，彭楚藩同共进会李作栋登门拜访刘公。略作寒暄，彭楚藩道：“有一事相告，我从宪兵营探得情报，有襄阳某人汇来汉口5000两银子，官厅已加注意，不知此款与您是否有关？”
刘公大惊：“不错，我刚接到汇款，尚未取来。”
楚藩道：“听说您将携款纳官，不知然否？”
刘公作色道：“纳官是家父主意，我借纳官向家中索款，以作革命经费，这个大家都是知道的嘛！”
彭楚藩道：“如此甚好，请把汇票交来。”
刘公道：“顶好还是由我管着，当用则用，当缓则缓，何必如此着急？大家都是共谋革命，我管又有何不可？”
彭楚藩满脸怒气：“怪哉，你把钱抓住不放，莫非真是要去北京捐官不成？”彭从口袋里掏出一本《革命方略》，又道：“这是在你处发现的，我就拿它告官，你所捐的红顶子乌纱帽我先拿来戴戴。”
李作栋忙劝解道：“刘公当然有权过问，汇票当由谁管，可请几位同志商量，不必争执。”
刘公道：“不在谁管，这钱我应该监督，以免滥支。我现在就把汇票交给你们。”
彭楚藩笑道：“作栋是共推的理财部长，汇票可由他管。
5000两银子可兑7000块银元，革命经费有5000元就行，其余2000由你花用。刚才鲁莽，请见谅。”
刘公却也不计较，双方重归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