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力中央红军8．6万余人，于1934年10月12日从红色首都瑞金的西红梅坑地区出发，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战略大转移——万里长征。参加长征的有林彪、聂荣臻的红一军团，彭德怀、杨尚昆的红三军团，董振堂、李卓然的红五军团，周昆、黄苏的红8军团，罗炳辉、蔡树藩的红9军团。中共中央机关和军委机关编成两个纵队，军委纵队以叶剑英为司令员，中央纵队以李维汉（罗迈）为司令员兼政委，邓发为副司令员兼副政委，2个纵队对外称“红星纵队”。
尽管李德和博古等对红军西征的保密工作搞到神秘化的程度，但蒋介石却很快摸准了红军的行动方向，调集几十万大军，设置了4道封锁线，企图将红军一网打尽。
第一道封锁线设在江西的信丰、安西、安远一线，横挡红军去湘西的通路，防守部队是陈济棠的粤军。蒋介石任命陈济棠为南路军总司令，但他对“剿共”并不积极，既怕红军占领他的地盘，又怕红军走后，蒋介石的中央军乘机而入广东。粤军在南线前进的速度像蜗牛般缓慢，始终未构完碉堡封锁线，只有点而未缀成线。陈济棠又采取“外打内通”、“明打暗和”的策略，一面向蒋介石谎报军情，虚张声势，摆出一副打的架势；一面却极端秘密地暗派高级参谋杨幼敏向红军作试探性的“不再互犯”之谈判。
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立即派潘汉年、何长工为代表与杨幼敏等谈判，双方达成协议。
10月21日，主力红军发起突围战斗，从龙布至韩坊间，展开全线总攻击。粤军部队得到陈济棠的示意，稍事抵抗，即全线撤退，让出中间大道。这场战斗，双方都做出攻防之势，但都是假打，枪弹都是朝天上放。红军大队渡过信丰河，自南康、大余间横渡章水，越过赣州、南雄间的公路，进入粤北。蒋介石的第一道“钢铁封锁线”被突破。蒋介石对陈济棠的不积极“进剿”态度，怒斥为“借寇自重”。然因疲于“围剿”红军，一时也只能徒唤奈何。
11月8日，红军从汝城以南之天马山到城口突破了由何键部防守的第二道封锁线，沿着湘粤边界继续前进。
11月13日至15日，红军又突破了由何键和陈济棠部共同防守的湖南酃县至宜章的第三道封锁线，占领临武等县，渡过了潇水。
尔后、红军兵分两路，一路前出道州，一路前出江华、永明，直奔湘江东岸。蒋介石急调40万大军，利用湘江天险，构筑第四道封锁线。企图将红军全歼于湘江两岸。
博古、李德不顾敌众我寡之势，命令红军硬攻硬打，企图夺路突围，把希望寄托在渡过湘江去同2、6军团会合上。红军占领宜章后，本应立占全州，以策应大军渡河。但因红军身负重担，行军迟缓，致使敌军先行占领全州，构筑了阵地。
红军从11月25日起，在全州以南湘江东岸，与敌激战7天。为保卫中央纵队过江，竟使用大军作甬道式的两侧掩护，虽然于12月1日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各军团均遭受重大伤亡，5军团的1个师、3军团的1个团和8军团被打散的部队行动慢，未能渡过湘江，其中一些人后来转到湘南去打游击，大部分则壮烈牺牲，8．6万余人的部队，锐减到3万多人。
贺龙、任弼时、关向应领导的红2、6军团为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在川、黔、湘边界发动了强大功势，连克永顺、大庸、桑植、桃源、慈利等县城，并包围常德，威胁长沙、岳阳，声威大振。
中央红军突破湘江封锁线后，沿大苗山脉北上，仍然准备和红2、6军团会合。但摆在红军面前的敌情越来越严重了，蒋介石看准红军的意图，集结重兵，张开网口，妄图将红军歼灭。
中央三人团的情绪极为低落。年轻的博古面临湘江战役的惨败，面临军内发出的对他和李德的一片怨恨声，十分惊慌和苦恼。他哭丧着脸，从设在隐蔽棚里的司令部内钻出来，面对困难的处境，一筹莫展。他知道自己作为中央领导人的政治责任重大，不自觉地掏出腰间的勃朗宁手枪，朝着自己的脑门上左右比划着。
1军团政委聂荣臻恰巧走过来，惊奇地看到博古那种反常的举动，立即上前劝阻说：
“你冷静一些，别开玩笑，这不是闹着玩的，谨防走火！”
博古苦笑着收起手枪。
与博古相比，李德则是目空一切，自命不凡。他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推到客观条件上，继续保持那种独断专行、蛮横粗暴的作风，坚持硬打硬拚的战略，要求红军按照原计划西征，不自觉地投向蒋介石设置的网袋。
周恩来既不像博古那样沮丧，又不像李德那样鲁莽，他小心翼翼地坚守在岗位上，通宵达旦地工作。他倾听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的意见，考虑着改变原来计划，采纳毛泽东提出的行军路线。
红军出发长征前，毛泽东来到瑞金，找到周恩来。周恩来向他讲了战局，并把主力红军准备西征的计划告诉他。毛泽东回到住所，心情郁闷不乐。
红军出发时，毛泽东被编在中央纵队里。博古、李德清楚知道，如果再不让毛泽东这位有极高威望的红军创始人出来，他们就有带不出红军部队的可能。让毛泽东出来，他们又不愿把他和其他领导人编在一个队里，于是就把毛泽东和他的十几位警卫员以及马夫、挑夫、担架员等，编成一队。毛泽东的爱人贺子珍和其他女同志一起被编在卫生部休养连里。
毛泽东每次到了宿营他，立即让警卫员用门板搭起办公桌。他在马灯下打开地图工作。毛泽东无论受到什么样的打击都不同党、同革命事业分开。这一辈革命家大都有这样的品格。
毛泽东从敌人的报纸上发现贵州省的敌人防御力量单薄，他又找军委总司令部的侦察参谋核实了这种情况，于是便向中央提出了放弃与红2、6军团会合，转向贵州，摆脱敌人的战略计划。这个正确的建议，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于是，毛泽东便找政治局委员、红军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谈心。王稼祥在红军长征后，特别是湘江战役红军由8万多人减少到3万多人，他开始考虑路线是否正确的问题。毛泽东觉察到王稼祥思想的变化，主动做他的工作。王稼祥因在第四次反“围剿”战斗中负重伤，躺在担架上行军。毛泽东向他详细地分析了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
王稼祥同意毛泽东的分析。毛泽东接着向王稼祥说明了自己对改变红军被动局面的计划。王稼祥不仅赞成毛泽东的计划，而且认为有必要改变中央的领导状况，产生了由毛泽东出山担任军队最高领导职务的思想。王、毛都认为有必要召开一次会议，总结一下中央在军事上所犯的错误。他们两人统一思想后，决定去作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的工作，争取张闻天的支持。
王稼祥先找张闻天交换了意见，接着，毛泽东去找张闻天。
张闻天原来极力为王明“左”倾路线张目。但在1934年4月的广昌战役红军惨遭失败后，他批评了博古，和博古大吵一通，两人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而张闻天因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后，在与毛泽东的接触中，逐渐转变了对毛泽东的看法，两人的意见日趋一致。
毛泽东主动要求在宿营时和张闻天、王稼祥住在一起，便于彼此谈心，交换意见。在通道县的县溪镇南的一个住宅里，毛泽东向张闻天分析了军事形势，指出博古、李德有时也包括张闻天在内的“左”倾错误，批评他们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没有采纳他的正确意见。
张闻天接受了毛泽东的批评，同意改变红军长征路线，并表示立即去找博古，提出立即召开一次会议，讨论部队转向贵州的问题。
张闻天的转变举足轻重，因为他在政治局的地位仅次于博古和周恩来，曾是博古最亲密的伙伴。
毛泽东再一次找到周恩来，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得到周恩来的支持，周恩来在进军通道县的途中，已间接听到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酝酿改变红军行军路线的问题，要求在通道县开会研究。他同时听到红军将领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等的不少意见，于是便和博古商定，在通道县召开一次紧急会议（即“飞行会议”）。
12月12日，周恩来在通道县的“恭城书院”主持召开了飞行会议。会上，毛泽东用大量的材料分析了敌情，说明部队去与2、6军团会合，必将折楫沉舟，唯一的生路是转向防御力量薄弱的贵州，争取变被动为主动。
王稼祥、周恩来、张闻天等支持毛泽东的意见。李德坚决反对，他用粗暴的态度和毛泽东、周恩来争吵，甚至借口“有病”而退出会场。博古开始坚持红军去湘西的路线，但他因军事失利，灰心丧气，最后只得同意先去贵州的建议。会议决定到贵州后再开会讨论到底是否去湘西的问题。
红军在12月15日攻克了贵州的黎平。在这期间，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找人谈话，做了许多说服工作。18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政治局黎平会议。博古在会上提出，军队来到贵州，已避开追击的国民党部队，可以沿6军团旧路入黔东转湘西，然后一直向北，实现与2、6军团会师的计划。李德因疟疾发作，没能参加会议，博古的意见代表了李德的观点。毛泽东力主放弃去湘西的意图，将部队拉到黔北以遵义为中心的地区，在黔川边区建立新的根据地。如有可能，部队还可以入川，同四方面军会合，与川陕之交的红军协同作战。多数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会上还提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路线问题，认为部队到了遵义，再召集政治局会议，对军事路线好好地进行总结。
黎平会议后，朱德、周恩来立即执行会议决定，对部队进行了整编，紧缩机关，充实战斗部队。因8军团在过湘江时，损失惨重，且战斗力弱，不但不能独当一面地作战，反而要主力军团掩护他们。长征出发时部队有1万余人，过湘江后只剩下1000多人，因此军委决定将8军团与5军团合编为5军团，由董振堂任军团长，李卓然为政委。将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合并，改称中央军委纵队，由重任军委总参谋长的刘伯承兼任司令员，陈云任政委，叶剑英为副司令兼总司令部4局局长。王稼祥因伤，他的政治部主任职务，由李富春代理。黎平会议后，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实际上被取消。
部队在黎平休整了3天，12月20日，中央红军便分两路迅速西进，继续向贵州深入，直向遵义进发。这一行动，大出蒋介石的意外，何键在湘西的4道碉堡封锁线置于无用，蒋介石在湘江以西消灭红军的计划，化成泡影。
红军从黎平出发后，接二连三地占领了锦屏、剑河、台江、镇远、黄平、余庆等地，一路缴获和购买很多布匹，使全军的服装焕然一新。部队的那种强渡湘江前后的沮丧、疲劳状态全部消失。
红军前卫部队进抵乌江南岸的猴场，准备跨越天险乌江时，博古、李德又提出不过乌江，回头与2、6军团会合。中央政治局又在猴场召开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再次否决了李德、博古的意见。
会后立即组织强渡乌江。乌江古称天险，南岸要下10里壁陡的石山，才能到达江边；北岸又要上10里的陡山，才能走上通遵义的大道，乌江在两岸峡壁间流过，江面虽不宽，只有250米，可流速却达每秒1．8米，是一条奔腾的急流。红军先强渡过去1个营，打垮了黔军副军长侯之担1个旅的守江部队，架起浮桥，分3路分别从回龙、江界、茶山关顺利渡过乌江，守敌一部被歼灭，残敌向遵义仓皇逃窜，红军乘胜追击，顺利地占领了湄潭，随即经瓮安向遵义进逼。
部队渡过乌江之后，毛泽东发现警卫班的一名战士的鞋子行军跑掉了，另一名战士的鞋子夹在石逢中，拖出时撕破了，他便把自己的床单撕成两半交给那两位战士，用它打草鞋。两位战士不肯，毛泽东笑着说：
“没床单铺床是小事，你们没有鞋怎么能走到遵义呢？快拿去打草鞋吧。”
战士眼含热泪呆呆地站着，在毛泽东再三催促下，才把床单撕成条条打草鞋。
在行军途中，毛泽东先后找了朱德、彭德怀、林彪、聂荣臻以及其他红军领导同志谈了话。这些同志很了解毛泽东，他们了解第五次反“围剿”的具体情况，毛泽东同他们交换了意见，开始思考和总结失败的教训。
红军先头部队一军团第2师第6团于1935年1月6日逼近遵义，并以迅雷之势，奇袭了遵义城外敌人的一个据点，全歼敌人。红6团侦察排全部穿上俘虏的服装，化装成敌军，由俘虏兵带路，来到遵义城门前，诈开城门，红6团全部人马随即进入遵义城。遵义守敌措手不及，黔军3个团由北门仓皇遁走。红2师派出部队追击，攻占了兵家必争之地的娄山关，紧接着又打开桐梓，占领了松坎、绥阳等地。
1月8日，红军总司令部进驻遵义。次日，中央军委纵队进驻遵义。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等进入遵义南门时，群众在路两旁敲锣打鼓，手举三角彩纸小旗，高呼：“欢迎朱德、毛泽东总司令！”“欢迎中国工农红军！”“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住在一幢独立的楼房里，毛泽东安顿下来后，立即找张闻天，然后找王稼祥，3人议定，由张闻天执笔3人共同起草一份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毛泽东提醒张闻天认真研究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的各种材料，并将自己搜集的材料交给张闻天。
1月1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城内召开，参加会议的人员及他们的党内外主要职务是：
政治局委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毛泽东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
朱 德 中国工农红军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
陈 云 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长征开始时为5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委、遵义警备司令部政委。
周恩来 政治局常委、中国工农红军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长征时的“三人团”成员。
张闻天 政治局常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
博古（秦邦宪） 政治局常委、中央局领导者，长征时“三人团”成员。
政治局候补委员：
王稼祥 中国工农红军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邓 发 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
刘少奇 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长征开始时8军团中央代表。
凯 丰（何克全） 共青团中央书记、长征开始时9军团中央代表。
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
刘伯承 红军总参谋长、军委纵队司令员、遵义警备司令。
李富春 中央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
林 彪 1军团军团长。
聂荣臻 1军团政委。
彭德怀 中央候补委员、3军团军团长。
杨尚昆 中央候补委员、3军团政委。
李卓然 5军团政委。
邓小平 中共中央秘书长。
军事顾问李德、翻译伍修权也参加了会议。
9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因在遵义东北湄谭、兴隆一带担任警戒，未能出席会议。5军团长董振堂在党内没有担任负责职务，也未出席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