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惠达 冯景 苏绰 子威 从兄亮
周惠达，字怀文，章武文安人也。父信，历乐乡、平舒、成平三县令，皆以廉能称。惠达幼有节操，好读书，美容貌。魏齐王萧宝夤为瀛州刺史，召惠达及河间冯景同在阁下，甚礼之。及宝夤还明，惠达随入洛阳。宝夤西征，惠达复随入关。宝夤除雍州刺史，今惠达使洛阳。未还，而宝夤谋反闻于京师。有司以惠达是其行人，将执之。惠达乃私驰还。至潼关，遇大使杨侃。侃谓曰：“何为故入兽口？”惠达曰：“萧王必为左右所误，今往，庶其改图。”及至，宝夤反形已露，不可弥缝。遂用惠达为光禄勋、中书舍人。宝夤既败，唯惠达等数人从之。宝夤语惠达曰：“人生富贵，左右咸言尽节，及遭厄难，乃知岁寒也。”
贺拔岳为关中大行，惠达为岳府属。岳为侯莫陈悦所害，惠达遁入汉阳之麦积崖。悦平，归于周文帝。文帝复以为府司马，便委任焉。周文帝为大将军、大行台，以惠达为行台尚书、大将军府司马，封文安县子。周文出镇华州，留惠达知后事。时既承丧乱，庶事多阙。惠达营造戎仗，储积仓粮，简阅士马，以济军国之务，甚为朝廷所称。后拜中书令，进爵为公。大统四年，兼尚书右仆射。其年，周文与魏文帝东讨，令惠达辅魏太子居守，总留台事。及芒山失律，人情骇动。赵青雀据长安子城反，惠达奉太子出渭桥北以御之。军还，青雀等诛。拜吏部尚书。久之，复为右仆射。自关右草创，礼乐缺然。惠达与礼官损益旧章，是以仪轨稍备。魏文帝因朝奏乐，顾谓惠达曰：“此卿功也。”惠达虽居显职，性廉退，善下人，尽心勤公，爱拔良士，以此皆敬而附之。薨，子题嗣。隋开皇初，以惠达著绩前代，追封萧国公。
冯景，字长明，河间武垣人也。父杰，为伏与令。景少与周惠达友，俱以客从萧宝夤。宝夤后为尚书右仆射，引景领尚书都令史。正光中，宝夤为关西大行台，景又为行台都令史。及宝夤败还长安，或议归罪阙下，或言留州立功。景曰：“拥兵不还，此罪将大。”宝夤不从，遂反。及宝夤平，景方得还洛。朝廷闻景有谏言，故不罪之。后事贺拔岳为行台郎。岳使景诣齐神武，察其行事。神武闻岳使至，甚有喜色，问曰：“贺拔公讵忆吾邪？”即与景歃血，托岳为兄弟。景还，以状报岳。岳曰：“此奸有余，而实不足。自古王臣无私盟者也，吾料之熟矣。”岳北合费也头，东引纥豆陵伊利，西总侯莫陈悦、河州刺史梁景睿及酋渠为盟誓，共会平凉，移军东下。惧有专任之嫌，使景启孝武帝。帝甚悦。又为岳大都督府从事中郎。后侯莫陈悦平，周文使景于京师告捷。帝有西迁意，因问关中事势。景劝帝西迁。后以迎孝武功，封高阳县伯，除散骑常侍、行台尚书。大统初，诏行泾州事，卒于官。
苏绰，字令绰，武功人，魏侍中则之九世孙也。累世二千石。父协，武功郡守。绰少好学，博览群书，尤善算术。从兄让为汾州刺史，周帝饯于都门外。临别，谓曰：“卿家子弟之中，谁可任用者？”让因荐绰。周文乃召为行台郎中。在官岁余，未见知。然诸曹疑事，皆询于绰而后定。所行公文，绰又为之条式。台中咸称其能。周文与仆射周惠达论事，惠达不能对，请出外议之。乃召绰，告以其事，绰即为量定。惠达入呈，周文称善，谓曰：“谁与卿为此议者？”惠达以绰对，因称其有王佐才。周文曰：“吾亦闻之久矣。”寻除著作佐郎。
属周文与公卿往昆明池观渔，行至城西汉故仓地，顾问左右，莫有知者。或曰：“苏绰博物多通，请问之。”周文乃召绰问，具以状对。周文大悦，因问天地造化之始，历代兴亡之迹。绰既有口辩，应对如流。周文益嘉之，乃与绰并马徐行至池，竟不设网罟而还。遂留绰至夜，问以政道，卧而听之。绰于是指陈帝王之道，兼述申、韩之要。周文乃起，整衣危坐，不觉膝之前席。语遂达曙不厌。诘朝，谓周惠达曰：“苏绰真奇士，吾方任之以政。”即拜大行台左丞，参典机密。自是宠遇日隆。绰始制文案程式，硃出墨入，及计帐、户籍之法。
大统三年，齐神武三道入寇，诸将咸欲分兵御之，独绰意与周文同。遂并力拒窦泰，擒之于潼关。封美阳县伯。十一年，授大行台度支尚书，领著作，兼司农卿。
周文方欲革易时政，务弘强国富人之道，故绰得尽其智能，赞成其事。减官员，置二长，并置屯田以资军国。又为六条诏书，奏施行之。
其一，先修心，曰：
凡今之方伯守令，皆受命天朝，出临下国，论其尊贵，并古之诸侯也。是以前代帝王，每称共理天下者唯良宰守耳。明知百僚卿尹虽各有所司，然其理人之本，莫若守宰之最重也。凡理人之体，当先理已心，心者一身之主，百行之本。心不清静，则思虑妄生。思虑妄生，则见理不明。见理不明，则是非谬乱。是非既乱，则一身不能自理，安能理人也？是以理人之要，在于清心而已。夫所谓清心者，非不贪货财之谓，乃欲使心气清和，志意端静。心和志静，则邪僻之虑无因而作。邪僻不作，则凡所思念无不皆得至公之理。率至公之理以临其人，则彼下人孰不从化？是以称理人之本，先在理心。
其次又在理身。凡人君之身者，乃百姓之表，一国之的也。表不正，不可求直影；的不明，不可责射中。今君身不能自理，而望理百姓，是犹曲表而求直影也；君行不能自修，而欲百姓修行者，是犹无的而责射中也。故为人君者，必心如清水，形如白玉，躬行仁义，躬行孝悌，躬行忠信，躬行礼让，躬行廉平，躬行俭约，然后继之以无倦，加之以明察。行此八者以训其人。是以其人畏而爱之，则而象之，不待家教日见而自兴行矣。
其二，敦教化，曰：
天地之性，唯人为贵。明其有中和之心，仁恕之行，异于木石，不同禽兽，故贵之耳。然性无常守，随化而迁。化于敦朴者则质直，化于浇伪者则浮薄。浮薄者则衰弊之风，质直者则淳和之俗。衰弊则祸乱交兴，淳和则天下自治。自古安危兴亡，无不皆由所化也。
然世道彫丧，已数百年。大乱滋甚，且二十载。人不见德，唯兵革是闻；上无教化，唯刑罚是用。而中兴始尔，大难未弭，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凡百草创，率多权宜。致使礼让弗兴，风俗未反。比年稍登稔，徭赋差轻，衣食不切，则教化可修矣。凡诸牧守令长，各宜洗心革意，上承朝旨，下宣教化矣。
夫化者，贵能扇之以淳风，浸之以太和，被之以道德，示之以朴素。使百姓亹亹，日迁于善，邪伪之心，嗜欲之性，潜以消化，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谓化也。然后教之以孝悌，使人慈爱；教之以仁顺，使人和睦；教之以礼义，使人敬让。慈爱则不遗其亲，和睦则无怨于人，敬让则不竞于物。三者既备，则王道成矣。此之谓教也。先王之所以移风易俗，还淳反素，垂拱而临天下以至于太平者，莫不由此。此之谓要道也。
其三，尽地利，曰：
人生天地之间，衣食为命。食不足则饥，衣不足则寒。饥寒切体，而欲使人兴行礼让者，此犹逆坂走丸，势不可得也。是以古之圣王知其若此，先足其衣食，然后教化随之。夫衣食所以足者，由于地利尽。地利所以尽者，由于劝课有方。主此教者，在乎牧守令长而已。人者冥也，智不自周，必待劝教然后得尽其力。诸州郡县，每至岁首，必戎敕部人，无问少长，但能操持农器者，皆令就田，垦发以时，勿失其所。及布种既讫，嘉苗须理，麦秋在野，蚕停于室，若此之时，皆宜少长悉力，男女并功，若扬汤救火，寇盗之将至，然后可使农夫不失其业，蚕妇得就其功。若游手怠惰，早归晚出，好逸恶劳，不勤事业者，则正长牒名郡县，守令随事加罚，罪一劝百。此则明宰之教也。
夫百亩之田，必春耕之，夏种之，秋收之，然后冬食之。此三时者，农之要月也。若失其一时，则谷不可得而食。故先王之戒曰：“一夫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饥者；一妇不织，天下必有受其寒者。”若此三时，不务省事，而令人废农者，是则绝人之命，驱以就死然。单劣之户，及无牛之家，劝令有无相通，使得兼济。三农之隙，及阴雨之暇，又当教人种桑植果，艺其蔬菜，修其园圃，畜育鸡豚，以备生生之资，以供养老之具。
夫为政不欲过辞，碎则人烦；劝课亦不容太简，简则人怠。善为政者，必消息时宜而适烦简之中。故诗曰：“不刚不柔，布政优优，百禄是求。”如不能尔，则必陷于刑辟矣。
其四，擢贤良，曰：
天生蒸黎，不能自化，故必立君以理之。人君不能独理，故必置臣以佐之。上自帝王，下及列国，置臣得贤则安，失贤则乱，此乃自然之理，百王不能易也。
今刺史县令，悉有僚吏，皆佐助之人也。刺史府官则命于天朝；其州吏以下，并牧守自置。自昔以来，州郡大夫，但取门资，多不择贤良；末曹小吏，唯试刀笔，并不问志行。夫门资者，乃先世之爵禄，无妨子孙之愚瞽；刀笔者，乃身外之末材，不废性行之浇伪。若门资之中而得贤良，是则策骐骥而取千里也；若门资之中而得愚瞽，是则土牛木马，形似而用非，不可以涉道也。若刀笔之中而得志行，是则金相玉质，内外俱美，实为人宝也；若刀笔之中而得浇伪，是则饰画朽木，悦目一时，不可以充榱椽之用也。今之选举者，当不限资阴，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厮养而为卿相，则伊尹、傅说是也，而况兄州郡之职乎？苟非其人，则丹硃、商均虽帝王之胤，不能守百里之封，而况于公卿之胄乎？由此而言，官人之道可见矣。
凡所求材艺者，为其可以理人。若有材艺而以正直为本者，必以材而为理也；若有材艺而以奸伪为本者，将因其官而乱也，何致化之可得乎？是故将求材艺，必先择志行，善者则举之，其志行不善则去之。
而今择人者，多云邦国无贤，莫知所举。此乃未之思也，非适理之论。所以然者，古人有言；明主聿兴，不降佐于昊天；大人基命，不擢才于后土。常引一世之人，理一世之务。故殷、周不待稷、契之臣，魏、晋无假萧、曹之佐。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岂有万家之都，而云无士？但求之不勤，择之不审，或授之不得其所，任之不尽其材，故云无耳。古人云：“千人之秀曰英，万人之英曰俊。”今之智效一官，行闻一邦者，岂非近英俊之士也？但能勤而审之，去虚取实，各得州郡之最而用之，则人无多少，皆足化矣。孰云无贤！
夫良玉未剖，与瓦石相类；名骥未驰，与驽马相杂。及其剖而莹之，驰而试之，玉石驽骥，然后始分。彼贤士之未用也，混于凡品，竟何以异。要任之以事业，责之以成务，方与彼庸流较然不同。或吕望之屠钓，百里奚之饭牛，宁生之扣角，管夷吾之三败，当此之时，悠悠之徒，岂谓其贤？及升王朝，登霸国，积数十年，功成事立，始识其奇士也。于是后世称之，不容于口。彼环玮之才，不世之杰，尚不能以未遇之时，自异于凡品，况降此者哉！若必待太公而后用，是千载无太公；必待夷吾而后任，是百世无夷吾。所以然者，士必从微而至著，功必积小以至大，岂有未任而已成，不用而先达也？若识此理，则贤可求，士可择。得贤而任之，得士而使之，则天下之理，何向而不可成也？
然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官省，则善人易充。善人易充，则事无不理。官烦，则必杂不善之人。杂不善之人，则政必有得失。故语曰：“官省则事省，事省则人清；官烦则事烦，事烦则人浊。”清浊之由，在于官之烦省。案今吏员，其数不少。昔人殷事广，尚能克济，况今户口减耗？依员而置，犹以为少。如闻在下州郡，尚有兼假，扰乱细人，甚为无理。诸如此辈，悉宜罢黜，无得习常。
非直州郡之官，宜须善人，爰至党族闾里正长之职，皆当审择，各得一乡之选，以相监统。夫正长者，理人之基。基不倾者上必安。
凡求贤之路，自非一途。然所以得之审者，必由任而试之，考而察之。起于居家，至于乡党，访其所以，观其所由，则人道明矣，贤与不肖别矣。率此以求，则庶无愆悔矣。
其五，恤狱讼，曰：
人受阴阳之气以生，有情有性。性则为善，情则为恶。善恶既分，赏罚随焉。赏罚得中，则恶止而善劝；赏罚不中，则人无所措手足，则怨叛之心生。是以先王重之，特加戒慎者，欲使察狱之官，精心悉意，推究根源。先之以五听，参之以证验。妙睹情状，穷鉴陷伏，使奸无所容，罪人必得。然后随事加刑，轻重皆当，舍过矜愚，得情勿喜。又能消息情理，斟酌礼律，无不曲尽人心，而远明大教，使获罪者如归。此则善之上者也。然宰守非一，不可人人皆有通识，推理求情，时或难尽。唯当率至公之心，去阿枉之志，务求曲直，念尽平当。听察之理，必穷所见，然后拷讯以法，不苛不暴，有疑则从轻，未审不妄罚，随事断理，狱无停滞。此亦其次。若乃不仁恕而肆其残暴，同人木石，专用捶楚。巧诈者，虽事彰而获免；辞弱者，乃无罪而被罚。有如此者，斯则下矣，非共理所寄。今之宰守，当勤于中科，而慕其上善。如在下条，则刑所不赦。
又当深思远大，念存德教。先王之制曰：与杀无辜，宁赦有罪；与其害善，宁其利淫。明必不得中，宁滥舍有罪，不谬害善人也。今之从政者则不然，深文巧劾，宁致善人于法，不免有罪于刑。所以然者，非皆好杀人也，但云为吏宁酷，可免后患。此则情存自便，不念至公，奉法如此，皆奸人也。夫人者，天地之贵物，一死不可复生。然楚毒之下，以痛自诬，不被申理，遂陷刑戮者，将恐往往而有。是以自古已来，设五听三宥之法，著明慎庶狱之典，此皆爱人甚也。凡伐木杀草，田猎不顺，尚违时令而亏帝道；况刑罚不中，滥害善人，宁不伤天心，犯和气！和气损而欲阴阳调适，四时顺育，万物阜安，苍生悦乐者，不可得也。故语曰，一夫吁嗟，王道为之倾覆，正谓此也。凡百宰守，可无慎乎！
若深奸巨猾，伤化败俗，悖乱人伦，不忠不孝，故为背道，杀一利百，以清王化，重刑可也。识此二途，则刑政尽矣。
其六，均赋役，曰：
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明先王必以财聚人，以仁也。今寇逆未平，军国费广，虽未遑减省，以恤人瘼，然宜令平均，使下无怨。平均者，不舍豪强而征贫弱，不纵奸巧而困愚拙，此之谓均也。故圣人曰：“盖均无贫。”
然财货之生，其功不易。纺纴织绩，起于有渐，非旬日之间，所可造次。必须劝课，使预营理。绢乡先事织纴，麻土早修纺绩。先时而备，至时而输，故王赋获供，下人无困。如其不预劝戒，临时迫切，复恐稽缓，以为己过，捶扑交至，取办目前。富商大贾，缘兹射利，有者从之贵买，无者与之举息。输税之人，于是弊矣。
租税之时，虽有大式，至于斟酌贫富，差次先后，皆事起于正长，而系之于守令。若斟酌得所，则政和而人悦；若检理无方，则吏奸而人怨。又差发徭役，多不存意，致令贫弱者或重徭而远戍，富强者或轻使而近防。守令用怀如此，不存恤人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
周文甚重之，常置诸坐右。又令百司习诵之，其牧守令长非通六条及计帐者，不得居官。
自有晋之季，文章竞为浮华，遂以成俗。周文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庙，群臣毕至，乃命绰为大诰，奏行之。其词曰：
惟中兴十有一年仲夏，庶邦百辟，咸会于王庭。柱国泰洎群公列将罔不来朝。时乃大稽百宪，敷于庶邦，用绥我王度。皇帝若曰：“或尧命羲和，允厘百工。舜命九官，庶绩咸熙。武丁命说，克号高宗。时惟休哉，朕其钦若。格尔有位，胥暨我太祖之庭，朕将丕命女以厥官。”
六月丁巳，皇帝朝格于太庙，凡厥具僚，罔不在位。
皇帝若曰：“咨我元辅、群公、列将、百辟、卿士、庶尹、御事，朕惟夤敷祖宗之灵命，稽于先王之典训，以大诰于尔在位。昔我太祖神皇，肇膺明命，以创我皇基。烈祖、景宗，廓开四表，底定武功。暨乎文祖，诞敷文德。龚惟武考，不霣其旧。自时厥后，陵夷之弊，用兴大难于彼东土，则我黎庶，咸坠涂炭。惟台一人，缵戎下武，夙夜祗畏，若涉大川，罔识攸济。是用稽于帝典，揆于王度，拯我人瘼。惟彼哲王，示我通训，曰天生黎蒸，罔克自乂，上帝降鉴叡圣，植元后以乂之。时惟元后弗克独乂，博求明德，命百辟群吏以佐之。肆天之命辟，辟之命这，惟以恤人，弗惟逸豫。辟惟元首，庶黎惟趾，股肱惟弼。上下一体，各勤攸司，兹用克臻于皇极。故其彝训曰：‘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政乃乂。’今台一人，膺天之嘏，既陟元后。股肱百辟，乂服我国家之命，罔不咸守厥职。嗟！后弗艰厥后，臣弗艰厥臣，政于何弗斁？呜呼艰哉！凡尔在位，其敬听命。”
皇帝若曰：“柱国，惟四海之不造，载繇二纪。天未绝我太祖、烈祖之命，用锡我以元辅。国家将附，公惟栋梁。皇之弗极，公惟作相。百揆愆度，公惟大录。公其允文允武，克明克乂，迪七德，敷九功，龛暴除乱，下绥我苍生，傍施于九正，若伊之在商，周之有吕，说之相丁，用保我无疆之祚。”
皇帝若曰：“群公、太宰、太尉、司徒、司空。惟公作朕鼎足，以弼乎朕躬。宰惟天官，克谐六职。尉惟司武，武在止戈。徒惟司众，敬敷五教。空惟司土，利用厚生。惟时三事，若三阶之在天；惟兹四辅，若四时之成岁。天工人其代诸。”
皇帝若曰：“列将，汝惟鹰扬，作朕爪牙。寇贼奸宄，蛮夷猾夏，汝徂征。绥之以惠，董之以威，刑期无刑，万邦咸宁。俾八表之内，莫违朕命，时汝功。”
皇帝若曰：“庶邦列辟，汝惟守土，作人父母。人惟不胜其饥，故先王重农；不胜其寒，故先王贵女工。人之不率于孝慈，则骨肉之恩薄；弗惇于礼让，则争夺之萌生。惟兹六物，实为教本。呜呼！为上在宽，宽则人怠，齐之以礼，不刚不柔，稽极于道。”
皇帝若曰：“卿士、庶尹、凡百御事，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庶尹惟日，御事惟时。岁月日时，罔易其度，百宪咸贞，庶绩其凝。呜呼！惟若王官，陶均万国，若天之有斗，斟元气，酌阴阳，弗失其和，苍生永赖；悖其序，万物以伤。时惟艰哉！”
皇帝若曰：“惟天地之道，一阴一阳；礼俗之变，一文一质。爰自三五，以迄于兹，匪惟相革，惟其救弊；匪惟相袭，惟其可久。惟我有魏，承乎周之末流，接秦、汉遗弊，袭魏、晋之华诞，五代浇风，因而未革，将以穆俗兴化，庸可暨乎！嗟我公辅、庶僚、列辟，朕惟否德，其一朕心力，祗慎厥艰，克遵前王之丕显休烈，弗敢怠荒。咨尔在位，亦协于朕心，惇德允元，惟厥艰是务。克捐厥华，即厥实，背厥伪，崇厥诚。勿愆勿忘，一乎三代之彝典，归于道德仁义，用保我祖宗之丕命。荷天之休，克绥我万方，永康我黎庶。戒之哉，朕言不再。”
柱国泰洎庶僚百辟拜手稽首曰：“‘亶聪明，作元后，元后作人父母’。惟三五之王，率繇此道，用臻于刑措。自时厥后，历千载未闻。惟帝念功，将反叔世，逖致于雍熙，庸锡降丕命于我群臣。博哉王言，非言之难，行之实难。臣闻‘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商书曰；‘终始惟一，德乃日新。’惟帝敬厥始，慎厥终，以跻日新之德，则我群臣，敢不夙夜对扬休哉！惟兹大谊，未光于四表，以迈种德，俾九域幽遐，咸昭奉元后之明训，率迁于道，永膺无疆之休。”
帝曰：“钦哉。”
自是之后，文笔皆依此体。
绰性俭素，不事产业，家无余财。以海内未平，常以天下为已任。博求贤俊，共弘政道，凡所荐达，皆至大官。周文亦推心委任，而无间言焉。或出游，常预署空纸以授绰，若须有处分，则随事施行。及还，启知而已。绰常谓为国之道，当爱人如慈父，训人如严师。每与公卿议论，自昼达夜，事无巨细，若指诸掌。积思劳倦，遂成气疾。十二年，卒于位，时年四十九。
周文痛惜之，哀动左右。及将葬，乃谓公卿等曰：“苏尚书平生谦退，敦尚俭约。吾欲全其素志，便恐悠悠之徒，有所未达；如其厚加赠谥，又乖宿昔相知之道。进退惟谷，孤有疑焉。”尚书令史麻瑶越次而进曰：“或晏子，齐之贤大夫，一狐裘三十年。及其死也，遣车一乘。齐侯不夺其志。绰既操履清白，廉挹自居，愚谓宜从俭约，以彰其美。”周文称善，因荐瑶于朝廷。及绰归葬武功，唯载，以布车一乘。周文与群公，皆步送出同州郭外。周文亲于车后酹酒而言曰：“尚书平生为事，妻子兄弟不知者，吾皆知之。惟尔知吾心，吾知尔意。方欲共定天下，不幸遂舍吾去，奈何！”因举声恸哭，不觉卮坠于手。至葬日，又遣使祭以太牢，周文自为其文。
绰又著佛性论、七经论，并行于世。周明帝二年，以绰配享文帝庙廷。子威嗣。
威字无畏。少有至性，五岁丧父，哀毁有若成人。周文帝时，袭爵美阳县公，仕郡功曹。大冢宰宇文护见而礼之，以其女新兴公主妻焉。威见护专权，恐祸及已，逃入山。为叔父所逼，卒不获免。然每居山寺，以讽读为娱。未几，授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改封怀道县公。武帝亲总万机，拜稍伯下大夫。前后所授，并辞疾不拜。
有从父妹适河南元世雄。世雄先与突厥有隙，突厥入朝，请世雄及其妻子，将甘心焉。周遂遣之。威以夷人昧利，遂标卖田宅，罄资产赎世雄。论者义之。宣帝嗣位，就拜开府。
隋文帝为丞相，高颎屡言其贤，亦素重其名，召入卧内，与语大悦。居月余，威闻禅代之议，遁归田里。高颎请追之。帝曰：“此不欲预吾事，且置之。”及受禅，征拜太子少保，追赠其父邳国公，以威袭焉。俄兼纳言，威上表陈让，优诏不许。
帝尝与文献皇后对觞，召威及高颎、杨素、广平王雄四人，谓曰：“太史言朕祚运尽于三年，朕忧懑，故举此酒耳。今欲营南山险处，与公等固之，以观时变，将如何？”威进曰：“周文修德，旋地动之灾；宋景一言，退法星三舍。愿陛下恢崇德度，享天之休。若弃德恃险，同舟之人，谁非敌国！纵南山之岨，安足固哉？”帝善其言，属之以酒。
初，威父绰在魏，以国用不足，为征税法，颇称为重。既而叹曰：“所为者正如张弓，非平世法也。后之君子，谁能驰乎？”威闻其言，每以为己任。至是，奏减赋役，务从轻典，帝悉从之。渐见亲重，与高颎参掌朝政。威见宫中以银为幔钩，因盛陈节俭之美，谕帝。帝为改容，雕饰旧物，悉命除毁。帝尝怒一人，将杀之。威入阁进谏，不纳。帝怒甚，将自出斩之。威当前不去，帝避之而出。威又遮止帝，帝拂衣入。良久，乃召威谢曰：“公能若是，吾无忧矣。”于是赐马二匹、钱十余万。岁余，寻复兼大理卿、京兆尹、御史大夫，本官悉如故。持书侍御史梁毗劾威兼领五职，安繁恋剧，无举贤自代心。帝曰：“苏威朝夕孜孜，志存远大，举贤有阙，何遽迫之。”顾谓威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因谓朝臣曰：“苏威不遇我，无以措其言；我不得苏威，何以行其道？杨素才辩无双，至若斟酌古今，助我宣化，非威匹也。苏威若逢乱世，商山四皓，岂易屈哉！”其见重如此。
未几，拜刑部尚书，解少保、御史大夫官。后京兆尹废，检校雍州别驾。时高颎与威同心，协赞政刑，大小无不筹之，故革运数年，天下称平。俄转户部尚书，纳言如故。属山东诸州人饥，帝令威振恤之。迁吏部尚书，兼领国子祭酒。隋承战争之后，宪章踳驳。帝令朝臣厘改旧法，为一代通典，律令格式多威所定。世以为能。九年，拜尚书右仆射。其年，以母忧去职，柴毁骨立。敕勉谕殷勤，未几，起令视事。固辞，优诏不许。明年，帝幸并州，命与高颎同总留事。俄追诣行在所，使决人讼。
寻令持节巡抚江南，得以便宜从事。过会稽，逾五岭而还。江表自晋已来，刑法疏缓，代族贵贱，不相陵越。平陈之后，牧人者尽改变之，无长幼悉使诵五教。威加以烦鄙之辞，百姓嗟怨。使还，奏言江表依内州责户籍。上以江表初平，召户部尚书张婴，责以政急。时江南州县又论言欲徙之入关，远近惊骇。饶州吴世华起兵为乱，生脔县令，啖其肉。于是旧陈率土毕反，执长吏，抽其肠而杀之，曰：“更使侬诵五教邪！”寻诏内史令杨素讨平之。时突厥都蓝可汗屡为患，复令威至可汗所。
威子夔以公子盛名，引致宾客，四海士大夫多归之。时议乐，夔与国子博士何妥各有所持。于是夔、妥各为一议，使百僚署其所同。朝廷多附威，同夔者十八九。妥恚曰：“吾席间函丈四十余年，反为昨暮兒之所屈也！”遂奏威与礼部尚书卢恺、吏部侍郎薛道衡、尚书右丞王弘、考功侍郎李同和等为朋党，省中呼王弘为世子，李同和为叔，言二人如威子弟。复言威以曲道任其从父弟彻、肃等罔冒为官。又国子学请黎阳人王孝逸为书学博士，威属卢恺，以为其府参军。上令蜀王秀、上柱国虞庆则等杂按之，事皆验。帝以宋书谢晦传中朋党事令威读之。威惧，免冠顿首。帝曰：“谢已晚矣！”于是免威官爵，以开府就第。知名之士，坐威得罪者百余人。未几，帝曰：“苏威德行者，但为人误耳。”命之通籍。
岁余，复爵邳公，拜纳言。从祠太山，坐不敬免。俄而复位。帝谓群臣曰：“世人言苏威诈清，家累金玉，此妄言也。然其性狠戾，不切世要，求名太甚，从己则悦，违之必怒，此其大病耳。”仁寿初，复拜尚书右仆射。帝幸仁寿宫，以威总留事。及帝还，御史奏威职事多不理。帝怒，诘责威。威谢，帝亦止。
炀帝嗣位，上将大起长城之役，威谏止之。高颎、贺若弼之诛也，威坐相连免官。岁余，拜鲁郡太守，修羽仪。召拜太常卿。从征吐谷浑，进拜右光禄大夫。岁余，复为纳言，与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黄门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蕴、内史侍郎虞世基参掌朝政，时人称为五贵。及征辽东，以本官领右武卫大将军，进位光禄大夫，赐爵房陵侯，寻进封房公。以年老乞骸骨，不许。复以本官参掌选事。明年，从征辽东，领右御卫大将军。
杨玄感之反，帝引威于帐中，惧见于色，谓曰：“此小兒聪明，得不为患邪？”威曰：“粗疏非聪明者，必无虑，但恐浸成乱阶耳。”威见劳役不已，百姓思乱，以此微欲讽帝。帝竟不悟。
从还，至涿郡，诏威安抚关中，以其孙尚辇直长儇副。威子鸿胪少卿夔先为关中简黜大使。一家三人，俱使关右，三辅荣之。岁余，帝手诏曰：“玉以洁润，丹紫莫能渝其质；松表岁寒，霜寻莫能凋其采。可谓温仁劲直，性之然乎。房公威，先后旧臣，朝之宿齿，栋梁社稷，弼谐朕躬，守文奉法，卑身率礼。昔汉之三杰，辅惠帝者萧何；周之十乱，佐成王者邵奭。国之宝器，其在得贤。参璟台阶，具瞻斯允。虽事藉论道，终期献替，铨衡时和，朝寄为重。可开府仪同三司，余并如故。”威当时尊重，朝臣莫与为比。
后从幸雁门。为突厥所围，朝廷危惧。帝欲轻骑溃围而出。威谏曰：“城守则我有余力，轻骑则彼之所长。陛下万乘主，何宜轻脱！”帝乃止。突厥俄亦解围去。车驾次太原，威以盗贼不止，劝帝还京师，深根固本，为社稷计。帝初从之，竟用宇文述等议，遂往东都。天下大乱，威知帝不可匡正，甚患之。属帝问盗贼事。宇文述曰：“盗贼信少，不足为虞。”威不能诡对，以身隐殿柱。帝呼问之。威曰：“臣非职司，不知多少，但患其渐近。”帝曰：“何谓也？”威曰：“他日贼据长白山，今者近在荥阳、汜水。”帝不悦而罢。属五月五日，百僚上馈，多以珍玩，威献尚书一部，微以讽帝。帝弥不平。后复问伐辽东事，威对顾赦群盗，遣讨高丽，帝益怒。御史大夫辈蕴希旨，令御史张行本，奏威昔在高阳典选，滥授人官，怯畏突厥，请还京师。帝令案其事，乃下诏曰：“威立性朋党，好异端，怀挟诡道，徼幸名利，诋诃律令，谤讪台省。昔岁薄伐，奉述先志，凡预切问，各尽胸臆，而威不以开怀，遂无对命。启沃之道，其若是乎！”于是除名。后月余，人有奏威与突厥阴图不轨。大理簿责威。威自陈精诚不能上感，瑕爨屡彰，罪当万死。帝悯而释之。其年，从幸江都宫。帝将复用威，裴蕴、虞世基奏言昏耄赢疾，帝乃止。
宇文化及弑逆，以威为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化及败，归于李密。密败，归东都，越王侗以为上柱国、邳公。王世充僭号，署太师。威自以隋室旧臣，遭逢丧乱，所经之处，皆与时消息，以求容免。
及太宗平世充，坐于东都阊阖门内，威请谒见，称老病不能拜起。上遣人数之曰：“公隋朝宰辅，政乱不能匡救，遂令品物涂炭，君弑国亡。见李密、世充皆拜伏舞蹈。今既老病，无劳相见。”寻入长安，至朝堂请见，高祖又不许。终于家，时年八十二。
威行己清俭，以廉慎见称。然每至公议，恶人异已，虽或小事，必固争之。时人以为无大臣之体。所修格令章程，并行于当世，颇伤烦碎，论者以为非简久之法。及大业末年，尤多征役，至于论功行赏，威每承望风旨，辄寝其事。时群盗蜂起，郡县有奏闻者，又诃诘使人，令减贼数，故出师攻讨，多不克捷。由是遂致败乱，为物议所讥。子夔。
夔字伯尼。聪敏有口辩，然性轻险无行。八岁诵诗，兼解骑射。年十三，从父至尚书省。与安德王雄射，赌得骏马而归。十四诣学，与诸儒议论，词致可观。见者皆称善。及长，博览群言，尤以锺律自命。初名哲，字知人，父威由是改之，颇为有识所哂，起家太子通事舍人。杨素见而奇之，每戏威曰：“杨素无兒，苏夔无父。”后与郑译、何舀议乐，得罪，议寝不行。著乐志十五篇以见其志。数载，迁太子舍人，以罪免居数年。仁寿三年，诏天下举达礼乐源者。晋王昭时为雍州牧，举夔。与诸州所举五十余人谒见。帝望夔，谓侍臣曰：“唯此一人，称吾所举。”于是拜晋王友。
炀帝嗣位，历太子洗马、司朝谒者。以父免职，夔亦去官。后历尚书职方郎、燕王司马。辽东之役，以功拜朝散大夫。时帝方勤远略，蛮夷来朝。帝谓宇文述、虞世基曰：“四夷率服，观礼华夏，鸿胪之职，须归令望。宁有多才艺美容仪，可接宾客者为之乎？”威以夔对。即日拜鸿胪少卿。其年，高昌王麹伯雅来朝，朝廷妻以公主。夔有雅望，令主婚。
其后延安、弘化等数郡盗贼屯结，诏夔巡关中。及突厥围雁门，夔于镇城东南为弩楼、车箱、兽圈，一夕而就。帝见善之。以功进位通议大夫。坐父事，除名。后会丁母忧，不胜哀，卒，时年四十九。
绰弟椿，字令钦。性廉慎，沈勇有决断。魏正光中，关右贼乱，椿应募讨之，授荡寇将军。以功累迁中散大夫，赐爵美阳子。大统初，拜镇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赐姓贺兰氏。后除帅都督，行弘农郡事。椿当官强济，特为周文帝所知。
十四年，置当州乡师，自非乡望允当众心者不得预焉。乃令驿追椿，领乡兵。其年，破槃头氏有功，除散骑常侍，加大都督。十六年，征随郡。军还，除武功郡守。既为本邑，以清俭自居，小大之政，必尽忠恕。进爵为侯，位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大都督。卒。子植嗣。
亮字景顺，绰从兄也。祖稚，字天佑，位中书侍郎、玉门郡守。父祐，泰山郡守。
亮少通敏，博学好属文，善章奏，与弟湛等皆著名西土，一家举二秀才。亮初举秀才，至洛阳，过河内常景。景深器之，而谓人曰：“秦中才学可以抗山东者，将此人乎”！魏齐王萧宝夤引为参军。宝夤迁大将军，仍为之掾。宝夤雅相知重，凡有文檄谋议，皆以委之。寻行武功郡事，甚著声绩。宝夤作乱，以亮为黄门侍郎。亮善处人间，与物无忤。及宝夤败，从之者多遇祸，唯亮获全。及长孙承业、尔硃天光等西讨，并以亮为郎中，专典文翰。贺拔岳为关西行台，引亮为左丞，典机密。
魏孝武西迁，迁吏部郎中。大统二年，拜给事黄门侍郎，领中书舍人。魏文帝子宜都王式为秦州刺史，以亮为司马。帝谓亮曰：“黄门侍郎岂可为秦州司马？直以朕爱子出籓，故以心腹相委，勿以为恨。”临辞，赐以御马。八年，封临泾县子，除中书监，领著作，修国史。亮有机辩，善谈笑。周文帝甚重之，有所筹议，率多会旨。记人之善，忘人之过，荐达后进，常如弗及，故当世敬慕。历秘书监、大行台尚书，出为岐州刺史。朝廷以其作牧本州，特给路车、鼓吹，先还其宅，并给骑士三千，列习仪，游乡党，经过故人，欢饮旬日，然后入州。世以为荣。十七年，征拜侍中，卒于位。赠本官。
亮少与从弟绰俱知名，然绰文章稍不逮亮，至于经画进趣，亮又减之。故世称二苏焉。亮自大统以来，无岁不转官，一年或至三迁。佥曰才至，不怪其速也。所著文笔数十篇，颇行于世。子师嗣，以亮名重于时，起家黄门侍郎。
亮弟湛，字景俊。少有志行，与亮俱著名西土。年二十余，举秀才，除奉朝请，领侍御史，加员外散骑侍郎。萧宝夤西讨，以湛为行台郎中，深见委任。及宝夤将谋叛逆，湛时卧疾于家。宝夤乃令湛从母弟天水姜俭谓湛曰：“吾不能坐受死亡，今便为身计，不复作魏臣也。与卿死生荣辱，方当共之，故以相报。”湛闻之，举声大哭。俭遽止之曰：“何得便尔？”湛曰：“阖门百口，即时屠灭，云何不哭！”哭数十声，徐谓俭曰：“为我白齐王，王本以穷而归人，赖朝廷假王羽翼，遂得荣宠至此。既属国步多虞，不能竭诚报德，岂可乘人间隙，便有问鼎之心乎！今魏德虽衰，天命未改，王之恩义，未洽于人，破亡之期，必不旋踵。苏湛终不能以积世忠贞之基，一旦为王族灭也。”宝夤复令俭谓湛曰：“此是救命之计，不得不尔。”湛复曰：“凡举大事，当得天下奇士。今但共长安博徒小兒辈为此计，岂有办哉？湛不忍见荆棘生王户庭也。愿赐骸骨还旧里，庶归全地下，无愧先人。”宝夤素重之，知必不为已用，遂听还武功。宝夤后果败。
孝庄帝即位，征拜尚书郎。帝尝谓之曰：“闻卿答萧宝夤，甚有美辞，可为我说之。”湛顿首谢曰：“臣自惟言辞不如伍被远矣，然始终不易，窃谓过之。但臣与宝夤周旋契阔，言得尽心，而不能令其守节，此臣之罪也。”孝庄大悦，加散骑侍郎。寻迁中书。孝武初，以疾还乡里，终于家。赠散骑常侍、镇西将军、雍州刺史。
湛弟让，字景恕。幼聪敏，好学，颇有人伦鉴。初为本州主簿，稍迁别驾、武都郡守、镇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及周文帝为丞相，引为府属，甚见亲待。出为卫将军、南汾州刺史，有善政。寻卒官。赠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泾州刺史。
论曰：周惠达见礼宝夤，遂契阔于戎寇，不以夷险易志，斯固笃终之士也。周文提剑而起，百度草创，施约法之制于竞逐之辰，修太平之礼于鼎峙之日，终能斫雕为朴，变奢从俭，风化既被，而下肃上尊，疆埸屡动，而内安外附，斯盖苏绰之力也。邳公周道云季，方事幽贞，隋室龙兴，首应旌命。绸缪任遇，穷极宠荣，久处机衡，多所损益，罄竭心力，知无不为。然志尚清俭，体非弘广，好同恶异，有乖直道，不存易简，未为通德。历事二帝，三十余年，虽废黜当时，终称遗老。君邪而不能正言，国亡而情均众庶，予违汝弼，徒闻其语，疾风劲草，未见其人。礼命阙于兴王，抑亦此之由也。夔志识沈敏，方雅可称，若天假之年，足以不亏堂构矣。
译文：
周惠达字怀文，是章武郡文安县人。父亲周信，历任乐乡、平舒、成平三县县令，都以廉洁能干为人所称道。惠达幼年时就有气节操守，喜欢读书，容貌俊美。北魏齐王萧宝夤为瀛州刺吏时，召请惠连和河间冯景同在自己部下，很是礼待他们。当宝夤回京师时，惠达随从他到洛阳。实夤西征时，惠达又随从入关。宝夤被任命为雍州刺史，令惠达出使洛阳。尚未返回，而宝夤谋反的消息传到京师。主管部门认为惠达是宝夤的使者，将要拘捕他。惠达于是悄悄急驰返回。到潼关时，遇见朝廷特使杨侃。杨侃对他说：“你为什么要故意入虎口？”惠达说：“萧王一定是被左右亲信所误，我现在去他那里，希望他能改变意图。”当他到关中时，宝夤谋反形迹已暴露，无法补救。于是宝夤任用惠达为光禄勋、中书舍人。宝夤失败后，祇有惠达等几个人跟随他。宝夤对惠连说：“人生在富贵之时，左右亲信都说要赴义捐生以尽忠节，到了遭受危难时，才知道谁有松柏那样的节操啊。”
贺拔岳为关中大行台，惠连任贺拔岳的行台府属吏。贺拔岳被侯莫陈悦杀害后，惠达逃入汉阳的麦积崖避难。侯奠陈悦被平定后，惠连归附于周文帝。周文帝又任命他为行台府司马，很信任他。周文帝为大将军、大行台后，任用惠达为行台尚书、大将军府司马，被封为文安县子。周文帝出京镇守华州，留惠达主持后方事务。当时既是战乱之后，诸事多有荒废。惠达营当时既是战乱之后，诸事多有荒废。惠达营用，很为朝廷所称赏。后来授为中书令，进爵位为公。西魏文帝大统四年，兼任尚书右仆射。当年，周文帝和魏文帝东征，命令惠达辅佐魏太子留守京师，总管留台事务。当芒山之战失败，人心震动。趟青雀占据长安内城反叛，惠达保护太子出城至渭桥北抵御青雀。大军回师，青雀等被诛杀。授为吏部尚书。过了一段时间，又任右仆射。自从关西初定以来，礼乐制度缺废，惠达和礼官增碱改动旧有规定，由此礼乐规定逐渐完备。西魏文帝乘朝会时演奏，看着惠达说：“这是你的功劳。”惠达虽然身居显要职位，然而秉性谦逊退让，善于谦让于人，尽心竭力勤勉公事，爱惜提拔贤士，因此人们都尊敬和依附他。逝世后，儿子周题继承爵位。隋文帝开皇初年，因惠达有显著功绩在前代，追封他为萧国公。
冯景字长明，是河间郡武垣县人。父亲冯杰，曾任伏与县令。冯景年轻时和周惠达是朋友，从来又都以幕客身份随从萧宝夤。宝夤后来任尚书右仆射，引荐冯景领尚书都令史。北魏正光年间，宝夤为关西大行台时，冯景又为行室都令史。当宝夤失败回到长安时，有人建议回朝廷去自首，又有人说应在雍州立功。冯景说：“掌握大军在手而不还朝，这个罪名将会更大。”宝夤不听从他的意见，终于反叛。到宝夤被平定后，冯景才得以回到洛阳。朝廷听说冯景有劝说宝夤之功，所以没有加罪于他。后来在贺拔岳手下任行台郎。贺拔岳派冯景去进见齐神武，观察他的行为。神武听说贺拔岳的使者到来，很有高兴的神色，问冯景说：“贺拔公还想念我啊？”于是就和冯景歃血为誓，请求和贺拔岳结为兄弟。冯景回来，将情况报告贺拔岳。贺拔岳说：“这是奸诈有余，而诚实不足。自古以来臣没有背着君主私下结盟的，我揣度得已经很深透了。”贺拔岳于是北联费也头，东引纥亘陵伊利，西总侯莫陈悦、河州刺史梁景极以及少数民族首领结盟立誓，共同会兵平凉，移兵东下讨伐齐神武。贺拔岳又怕自己会有专权的嫌疑，派冯景启奏孝武帝。孝武帝很高兴。冯景于是又任贺拔岳大都督府从事中郎。后来侯莫陈悦被平定，周文派冯景到京师告捷。孝武帝有西迁之意，因此询问关中情况。冯景劝孝武帝西迁。从来因迎奉孝武帝的功劳，被封为高阳县伯，任命为散骑常侍、行台尚书。西魏文帝大统初年，下诏让他代理泾州刺史，死于泾州刺史任上。
苏绰字令绰，武功郡人，是曹魏侍中苏则的第九代孙。他的祖辈历代都作郡守。父亲苏协，任武功郡太守。苏绰少年时就好学，博览群书，又特别精通算术。他的堂兄苏让由京官外任汾州刺史，周文帝在长安城外为他饯行。临别之时，周文帝问他：“你家子弟之中，谁可任用？”苏让于是就推荐苏绰。周文帝召请苏绰为行台郎中。在职一年多，还未受到周文帝赏识。但是行台各部门的疑难事，总是向他请教才能决定。各部门所发送的公文，苏绰又分门别类地为他们拟定条款格式。行台中同僚都称赞他的才能。周文帝曾经和仆射周惠达讨论政事，惠达不能回答，请求出外找人商议。于是召请苏绰，把所讨论的事情告诉他，苏绰立即为他酌情裁定。惠达入内呈鞭，周文帝极口称赞，并问他说：“是谁给你出的这个主意呢？”惠达回答说是苏绰，并乘机称赞他有辅佐帝王治国的才能。周文帝说：“我也已听说很久了。”不久就任苏绰为著作佐郎。
适逢周文帝和公卿们往昆明池观看捕鱼，走到城西汉代旧仓地时，周文帝环顾询问左右随从，没有一个知道的。有人说：“苏绰见多识广，请问他吧。”周文帝于是召来苏绰向他询问，苏绰就将有关仓池的情况一一上告周文帝。周文帝十分高兴，接着又问他天地万物的初始情况，以及历代兴盛衰亡的事迹。苏绰既有口才，对答如流。周文帝对他更加赞赏，于是和他并马慢慢行走到了昆明池，因谈话而忘记了捕鱼，竟没有张网就返回长安城中。于是又将苏绰留在府中直到夜间，继续向饱询问治理国家的大政方针，自己躺下静听。苏绰于是向他详细陈述了帝王安邦定国的策略，同时叙述了法家代表人物申不害、韩非子学说的精要所在。周文帝听得从床上起来，整襟危坐，时而移身，不知不觉中膝盖都移出了坐垫。一直谈到天明都不觉得厌倦。第二天，周文帝对周惠达说：“苏绰真是奇才，我现在就要委任他处理政务。”于是立即授苏绰为大行台左丞，让他参与掌管机要事务。从此周文帝对苏绰的宠信日高一日。苏绰开始制定公文案卷的法规条例，规定大行台发出的文件用红笔，呈送大行台的文书用墨笔，还制定了财政收支、户籍登记的方法格式。
西魏大统三年，齐神武分兵三路入侵，众将都主张分兵抵御，只有苏绰的想法和周文帝相同。于是集中兵力抵御窦泰，并在潼关将他擒获。因功被封为美阳县伯。大统十一年，任命苏绰为大行台度支尚书，领著作，兼司农卿。
这时周文帝正想改革时政，致力于强国富民之策，所以苏绰得以尽力发挥他的聪明才智，辅佐周文帝成就大事业。他建议减少官员数目，设立二长，并设屯田以资助军事开支。他又草拟了六条诏书，奏请施行。
第一条，先修心，说：
现在所有的刺史郡守县令，都是由朝廷任命，出京治理一方，论他们的尊贵地位，都相当于古代的诸侯。所纵前代的帝王，经常说和他们共同治理天下的，只不过就是贤良的郡守县令，他们也明明知道朝廷的百官卿士虽然各有所职掌，然而治理民众的根本，还是郡守县令最为重要了。治理民众的方法，自己应该先进行内心的修养。内心是一身的主宰，是各种行为产生的根源。心不清静，就会胡思乱想。胡思乱想，就会看不清事理。看不清事理，就会分不清是非。是非分不清，那就一身都不能自理，逭怎么能治理好民众呢？所以治理民众的关键，在于清心而已。这里所说的清心．不是说不想图财产货物，而是让心气清和，志意端静。做到了心气清和志意端静，那么邪恶的念头就无从产生。邪恶的念头不产生，那么考虑任何事情便无不符合大公无私的道理。用大公无私的道理去治理所管辖的民众，那么下面的民众有谁会不服从你的教化呢？所以说治理民众的根本，就在于先治心。
其次在于修身。大凡帝王之身，就是百姓的表率，一国的目标，就如测日影的标杆。标杆不直，不可能求得直影；箭靶不显，不可以要求别人射中。现在帝王如果不能治自身，而企图治理好天下百姓，就如用弯曲的标杆而强求日影直；帝王不能修养自己，而要求百姓修行，就如同没有箭靶而要求别人射中一样。所以作为帝王，必须心如清水，形如白玉，身体力行仁义、孝悌、忠信、礼让、廉平、俭约，然后再加上勤政不倦和明察是非。对这八个方面身体力行，并以此去训导臣民。臣民就会既敬畏又爱戴，既遵从又效法，不用家教便养成了修身养性的风气。
第二条，敦教化，说：
所谓天地万物，只有人最尊贵。这是因为人有中正淳和之心，仁爱宽厚之行，有别于木石，不同于禽兽，所以才显得尊贵啊。然而人性不是一成不变，而是随教化而改变。受到敦厚朴实的教化就正直，受到虚伪诡诈的教化就浮薄。浮薄是一种衰落败坏的风气，正直是一种淳厚和善的习俗。风气衰败，祸乱就会交替发生；习俗淳和，普天之下就会安宁。自古以来安危兴亡，无不是由教化决定的。然而社会风气的败坏，已有数百年。天下大乱，已有将近二十年。民众看不到仁德所在，听到的只是战乱纷争；执政者不施行教化，实行的是酷刑苛罚。现在中兴起步，叛逆作乱尚未平定，加上战争不断，灾荒连年，各种事情都属草创，大多是权宜之计。致使礼敬谦让的道德风尚没能兴超，风俗未归于淳正。近年以来收成较好，徭役赋税有所减轻，湿饱已不是迫切问题，那么教化的事就可以进行了。所有的刺史郡守县令，都应该洗心革面，对上秉承朝廷旨意，对下传布教化了。
所谓化，贵在能以淳厚朴实的风尚去倡导，以清和的心气去感化，以道德行为去普及，以朴素行为去示范。使百姓的心灵受到感化，一天天地趋于善，那些邪恶诡诈的念头，贪得无厌的习性，潜移默化，而不知是怎样达到这种境界的，这就叫做化。然后再用孝敬友爱去教导，使民众有慈爱之心；用宽厚和顺去教导，使民众和睦相处；用礼义廉耻去教导，使民众诚敬谦让。慈爱就不会遗弃他的亲人，和睦相处就不会被人怨恨，诚敬谦让就不会对身外之物斤斤计较。具备以上三个方面，那么王道就成了。这就称作教。古代帝王之所以能移风易俗，返朴归真，端坐朝堂而治理天下，并达到太平盛世，无不是教化的结果。所以说教化是治理天下的重要方法。
第三条，尽地利，说：
人生活于天地之间，衣食是头等大事。食不足就会挨饿，衣不足就要受冻。饥寒交迫，而要他们去讲礼义谦让，造就如同要弹丸向坡上滚，势必办不到。所以古代的圣明君主懂得这个道理，先让民众丰衣足食，然后教化随之进行。而衣食所以能丰足，在于充分利周土地。土地之所以能得到充分利用，在于劝导督促耕种得法。主持这项工作，就在于刺史郡守县令了。“民”也就是“冥”的意思，民众知识不足，有时对事情考虑得不周全，必须依靠劝诫教导然后才能尽力去做。各州郡县，每到年初，必须要劝诚命令本地民众，不论老幼，只要能操持农具的，都让他们下到田间，按时开垦耕种，莫让土地荒芜。当播种完毕之后，茁壮的禾苗需要进行田问管理。麦成熟在田野，蚕结茧于屋巾，在这种时节，都应老幼尽力，男女合作，要像泼水救火，寇盗将要来临般地紧急行动起来，然后才能使农夫不失本业，嚣妇得以成功。如有游手好闲，早归晚出，好逸恶劳，不勤于耕织的人，那么党正里长就记下他们的姓名报告郡县，郡守县令应根据情节轻重加以处罚，罚一劝百。这是贤明官长的教导。
以百亩土地而言，必须经过春耕、夏种、秋收，然后冬天才有粮食可供食用。春夏秋这三个季节，是农事的重要月份。如果误了一个时节，就不能够收获粮食以供食用了。所以古代帝王告诫说：“一个农夫不种田，天下必定有人挨饿；一个农妇不纺织，天下必定有人受冻。”如果在遭三个季节，各地官长不关心农民，而让民众荒废农事，就如同断绝民众的活路，驱赶到死地一般。对于那些缺少劳力，以及没有耕牛的人家，应劝他们互通有无，使他们能共同度遇难关。在春夏秋三佃农忙时节的闲暇时间，以及阴雨空闲日子，又应当教导民众种植桑树果木，栽种蔬菜，修整菜园果圃，喂养鹦猪等家禽家畜，以备长期的生活需求，提供赡养老年人衣食所需。
大凡处理政务不必遇于细碎，遇于细碎民众会感到烦乱；劝诚督促也不容许太简略，太简略则民众会怠惰。善于处理政务的人，必须因地制宜而烦简适中。所以《诗渤上说：“不刚不柔，布政优优，百禄是求。”如果不能做到这样，就必然会陷入用刑法的泥潭中了。
第四条，擢贤良，说：
天圭黎民百姓，不能自身达到完美境界，所以必须设立君王来治理。君王不能独自治理天下大事，所以必须设群臣以辅助。上自帝王，下至诸侯列国，群臣用贤才，就能安定，不用贤才就会大乱，这是当然的道理，任何帝王都不能等闲视之。
现在的刺史县令，都有僚属，都是协助长官处理政磅之人。刺史的府官则由朝廷任命，刺史府官以下的僚属，都由刺史郡守自己选用。自古以来，州郡高级属员，只凭门第资历选用，大多不能选到有才德的人；而对低级部门的小吏，又祇测试他的文笔，全不问心志品行。所谓门第资历，只不过是先辈的爵禄，与子孙的愚昧无关；所谓文笔，只是学来的一点雕虫小技，不会使虚伪诡诈的人改变。如果在门第高贵的人中得到才德之士，就如同驱骏马而驰骋千里；如果在门第高贵的人中得到的是愚昧无知的庸才，就如同是土牛木马，形似而不能用，不可以用来行路。如果在刀笔吏中得到心志品行很高的人，就像有着金子般的外表和美玉一般的质量，内外都很美好，实属人中的良才；如果在刀笔之士中得到的是虚伪诡诈之徒，那就如同在朽木上修饰精美的图案，悦目一时，不可以用来当椽子作盖屋之用。现在选拔人才，应该不限门第爵禄，祇求得到合格的人才。如果真能得到优秀人才，就可以厮役用为卿相，伊尹、傅说就是这种情况，何况州官郡守的职位呢？假如得到的不是人才，就如丹朱、商均那样虽是帝王之子，不能保住百里封地，更何况公卿的后代呢？如此说来，任官之道就很清楚了。
大凡寻求有才能的人做官，是为了让他们能够很好地治理民众。如果有才能而又龙以正直为本的人，必定能用他的才能治理好民众；如果有才能却以奸诈虚伪为本的人，将会利用他的官职而乱，又哪里谈得上达到教化治理民众的目的呢？所以要得到有才能的人，必须先选择志向操行，志向操行好的举荐，不好的就不要。
然而现在负责选拔人才的官员，大多都说自己所管辖的地方没有贤能的人才，不知道应该举荐谁。这实际是未加思考不负责任、毫无道理的说法。我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古人曾说过：英明的君主兴邦立国，不靠上天给他降下辅佐人才；德行高尚的帝王开基立业，也不会向大地去索取人才。他们通常是引进任用当代的人才，去治理当代的政务。所卧殷代和周代不需要后稷、契这样的大臣，曹魏和晋朝也不必藉助于萧何、曹参。孔子说过：“在有十户人家的小村落中，就必定会有像我孔丘这样忠诚和守信用的人。”岂有拥有万户人家的地方，而却说没有人才呢？只是由于懒于选择，选择得不审慎，或者授予的官职不得其所，任命的职务难尽其才，所以才推说没有人才啊。古人说得好：“千人中的优秀者就是英才，万人中的英才就是俊士。”今天那些靠自己的智慧才能效命官职，行为闻名于一方的人，难道不是接近于英俊杰出的人才吗？只要能勤恳而慎重地去选求，去掉虚饰而求取实用，就能各自得到州郡中最优秀的人才而加以任用，不管人有多有少，都足以教化了，谁能说没有人才！
美玉未经雕琢，与瓦块石头十分相似；好马没有奔驰，和劣马相混杂。等到将玉石雕琢磨光，骑上马试试，美玉和石头、良马和劣马才能分辨。那些贤能的人才没有使用时，和平庸的人混在一起，也没有什么突出的地方。要任命他们担任工作，责成他们完成本职任务，便能看出他们和平庸之辈完全不同。古代的吕尚即姜太公钓鱼，百里奚养牛，宁戚扣打牛角唱歌，管仲三战三败的时候，那些凡夫俗子，难道会有人认为他们是贤才？等到他们进入朝廷，登上各国的殿堂，担任要职，用数十年的功夫，建立了不朽的功业，然后才认识到他们是有奇异才能的人。于是后世之人称扬他们，不绝于口。那些奇特的人才，罕见的俊士，尚且不能在未得到君王赏识时，自己显现出和平庸之辈不同，何况那些比他们差一些的人呢！如果一定要等待有太公那样的人才用他，那么千年都不会有太公；一定要等有管仲那样的人才任用，那么百代都不会有管仲。我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人才必定从微贱逐渐达到声名显著，功业必定要一点点地积累，哪有不任用他们就能取得成功，不发挥他们的才能就使他们颢达的？如果认识这个道理，则贤才可以求得，士人可得到选拔。得到贤才委任他们官职，选拔士人使用他们的才能，那么天下的治理，到哪里不能成功呢？
然而要善于任用官吏，首先必须要精简官员的数日。官吏数目少了，则贤能的人容易充实。贤能的人容易充实，则事情就没有办不好的。官员繁多，就一定会混杂不贤能的人。官吏中混杂不贤能的人，则政事一定会遭受损失。所以有人说：“官少则事少，事少则人纯洁；官多则事多，事多则人员污浊混杂。”人员纯洁和污浊混杂的根由，在于官之多少。考查现在的官员，其数量不少。从前人多事广，尚能获得成功，何况现在户口大量减少？按照人员的定敷设置官吏，还认为是太少了。听说在下州郡，还有兼职借职，扰乱平民百姓，很是没有道理。诸如这类官吏，应该尽敷罢免，不可习以为常。
不但州郡官吏，应该由贤能的人担任，而且党长族长阎长里长正长这些职务，都应该审慎选拔，各自都由乡里推选出来，以便相互监督统管。至于正长这个职位，是治理民众的基础。基础不倾倒则国家必定安稳。
大凡求取贤才之路，自然不止一条。然而之所以求得时要慎重，是因为必须经过任命，试用和考察。从他的家庭，到他的邻里乡党，询问他的所作所为，观察他的成长过程，那么这个人的人品道德就很清楚了，贤能与庸才就区别开来了。遵照这个原则去求取人才，那么或许就木会有失误和后悔了。
第五条，恤狱讼，说：
人感受天地之精气而生，有情有性。人的性是善的，而情却是恶的。善恶既经区分，赏赐和处罚也就随之产生了。赏罚得当，邪恶就会被制止而善得到鼓励；赏赐处罚不得当，老百姓就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样怨恨反叛的念头就产生了。所以先王都很重视赏罚，特别加以告诫审慎，想让监察之官糟心尽意，推求根源来历。要先用辞听、色听、气听、身听、目听五种方法审理案情，再参验证据，认真观察当事人的形迹，仔细识别隐伏的细节，使罪恶无所隐瞒，罪犯一定能够抓获。然后根据情节量刑，轻重都很恰当，赦碱过失犯罪怜惜愚昧之人，获得实情也不要高兴。又能够消除情理，斟酌礼仪法律综合处理，无不曲尽人意，因而弘扬德政教化，使获罪者如同回到家里一样。这就是善的最高境界。然而县令郡守不止一人，不可能人人都有共同的认识，推求情理，有时难免不完整。应当出以大公无私之心，去除徇私枉法之志，务必求得是非曲直，尽量公平恰当。听理诉讼考察案情，应该是穷尽所能见到的证据，然后才依法进行拷打讯问，不苛酷不暴虐，有疑点就从轻处罚，还没有审理清楚就不能妄加刑罚，按照事实进行审理决断，不要让案件积留下来。这是次等的。至于不仁德宽厚的官吏恣意施行残暴手段，把人看成同木头石块一般，专门施用拷打。巧诈之徒，虽然罪恶昭彰却能获免；言辞钝弱者，竟至于无罪而受处罚。有如此的官吏，这就是下等了，不是大家所希望的。今天的县令郡守，应该努力达到中等，而思慕达到上善。如在下等之列，则为刑罚所不能宽赦。
又应当深思从长远着想，心中保存恩德教化。先壬的规定说：与其杀无辜之人，宁可赦免有罪之人；与其危害善良，宁可放掉邪恶之人。明知一定不能处罚得当，宁可舍弃那些有罪的人，也不错害善良的人。现在从政执法者就不是这样，他们搬弄法律条文，苛细周纳，巧为勘劾，宁肯让好人受冤，更不让有罪的人免于刑戮。他们之所以这样，不是因为都喜欢杀人，而是认为当官宁可残酷，以免去后患。这些人只顾自己的得失，不考虑大公无私，这些奉行法律的人，都是邪恶的小人。人，是天地万物中最宝贵的，一旦死去就不可能复生。然而在毒刑拷打之下，因为不堪痛苦而自己被迫认罪，又不被昭雪乎反，而终于被杀掉的人，恐怕到处都有。所以自古以来，就设立有五种审理案件的方法和三种从宽处理的法令，对案件要慎重的法典，这些都是十分爱护民众的。凡是伐木割草，打猎不顺时，尚且违反时令而有亏于帝王之道；更何况刑罚不恰当，滥害善良之人，难道不伤天害理，冒犯和气！和气受到损害而想要达到阴阳调和，一年风调雨顺，万物欣欣向荣，百姓喜悦快乐，是不可能的。所以有人说，一人忧愁哀叹，王道都会因此而消失，正是说的这种情况啊。凡是县令郡守，可以不审慎吗！
至于那些老奸巨猾，伤风败俗，背乱人伦，不忠不孝，故意背离正道而犯罪的大奸大恶，杀一儆百，以使道德纯正，施用重刑是对的。懂得以上两个方面，刑罚政令也就尽善尽美了。
第六条，均赋役，说：
帝王最宝贵的是帝位。如何来守住帝位呢，靠仁。又如何来团结民众呢，靠财。明白先王一定要靠财来团结民众，靠仁来保守帝位。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财，帝位就不可能保住。所以三王五帝以来，都有征税的制度。虽然赋税的轻重不同，但为了国用却是相同的。现在敌寇叛贼还没有平定，军务国政的开支十分浩大，虽然一时无法碱省，以体恤民众疾苦，然而也应该征收平均，使百姓没有怨言。所谓平均，就是不放过豪富贵族而仅征牧贫弱百姓的赋税，不放纵奸猾巧诈的人而让诚实朴拙的人遭受困苦，这就是所说的平均。所以圣人说：“均平就不会有贫穷。”
然而财物的生产，是很不容易的。纺线织布，只能慢慢来，不是十天半月之间，所能够仓促完成的。必须劝告督促，加强管理。栽桑养蚕要先缫丝织绢，产麻的地区要早安排纺线织布。提前作好准备，到征收时就缴纳赋税，国家的赋税得到保障，老百姓也不受困苦。如果不预先进行劝勉告诫，临时征收，官吏又害怕延缓了期限，将会成为白己的过失，于是对农人拷打，责令立即缴纳。富商大贾，乘机谋取暴利，有钱的人家向商人高价购买，没有钱的人家只好向他们借债付息。这样一来，缴纳赋调的民众，就倒霉了。
征收租税的时候，虽然有大致的规定，然而考虑纳税人的贫富状况，确定缴纳赋税的多少，顺序的先后，都要由里正乡长提议，由郡守县令决定。如果考虑得恰当，就会政情通达百姓喜悦；如果处理不当，就会使官吏行奸作弊而民众怨声载道。另外，调发徭役，大多不心存公正，致使贫家小户有的服重役到边远之地去戍守，富家大族有的服轻差却祇到近便的地方去防卫。郡守县令用心如此不公，不存怜恤民众之心，都是王政的罪人。
周文帝对他起草的六条非常重视，经常放在座位右边。又命令百官熟读背诵，各地的刺史郡守县令，不熟悉六条和不会登记人口赋税账簿的，不能当官。
自从西晋末年以来，文章争相浮华绮丽，终于相沿成习。周文帝想改变这种弊端，利用西魏文帝祭祀宗庙的机会，文武百官都聚集在一起，于是命令苏绰起草《大诰》，奏请施行。《大诰》的全文是：
中兴大统十一年仲夏之月，万国诸侯君长，都聚会于朝廷。柱国宇文泰以及众公卿列将无不来朝见。于是大量考查古代典籍，颁布于天下万邦，用以安定我王者的教化．皇帝说：“从前帝尧任命羲和，用以治理众官。帝舜设置九官，各种事业都很兴盛。商王武丁任用傅说，能称庙号为高宗。那个时代是多么的美好啊，我应该钦敬效法他们。你们各位官长，都来聚会于太祖神皇帝的庙庭，我将要发布重大命令委任你们担任重要官职。”
六月丁巳日，皇帝一早就来到太庙祭祀，凡是朝廷的在职百官，无不各就其位。
皇帝说：“我出首辅、众公卿、各位将军、万邦君长、卿士大夫、各部门官长、治事大臣们，我恭敬地发布祖宗的命令，考核先王的典谟训诰，向你们在职诸位发布重大诰谕。从前我国太祖神皇帝，开始接受天命，开创我朝大基业。到了烈祖、景宗时期，开拓四方疆土，以武功平定四方。到了文祖皇帝，广泛以文德教化治理国家。敬思我宣武皇帝之时，仍然没有丢掉旧有的传统。从那时以后，衰落的弊端，是在东部疆土兴起大难，使我的黎民百姓，都遭受到灾难困苦。惟有我一人，继承祖宗大业，早晚畏惧，如同过河，不知道从哪里才能渡过去。因此考核古帝典籍，斟酌先王政教，以拯救我百姓的苦难。那些贤明的先王，指示给我典训，说是天生黎民百姓，不能自己治理，天帝特地降临人间识别聪明通达明晓事理之人，树立天子用以治理黎民百姓。当时又因为天子不能独自一人治理好国家，于是又广泛求取有完美德性的人，任命为诸侯百官以辅佐天子。所以上天任命诸侯，诸侯任命官吏，只是为了体恤民众，不是要他们贪图安乐。诸侯方伯心系国家元首，黎民百姓跟着他们走，文武大臣辅佐左右。上下同心，各自勤勉于所管辖的事务，以达到帝王统治的标准。所以先王经常训诫说：‘君主懂得作君主的艰难，臣子懂得作臣子的艰难．国家就能治理好。’今天我一人，承受上天的大命，已经登上天子之位。文武大臣诸侯方伯，服从我国家的任命，无不守职尽责。唉！如果君主不懂得作君主的艰难，臣子也不懂得作臣子的艰难，国家大事如何不败坏？这是多么艰难的事啊！所有在职的官员，应该恭敬地听我的命令。”
皇帝说：“柱国，在国家不幸之时，已有二十多年。上帝没有断绝我太祖皇帝、烈祖皇帝的天命，因此赐给我柱国。在国家将要覆亡之时，柱国是撑持国家的栋梁。国家的统治没有达到尽善，柱国作宰相予以辅佐。国家百政失调，柱国能总理调度。柱国文事武功兼备，你的美德使国家太平安定，实现禁暴、哉兵、保火、定功、安民、和众、丰财七件大事，传布宣扬六府三事之功效，平定暴乱，对下安抚我百姓，周边施行于九方，就如同伊尹辅佐商汤，周文王有了吕尚，傅说辅佐武丁一样，以保护国家万万年。”
皇帝说：“公卿、太宰、太尉、司徒、司空。公卿是我鼎足，用在我身边辅佐我本人。太宰是天官，能调谐王公、士大夫、百工、商旅、农夫、妇功。太尉在于掌管武事，武字本义是止戈，即结东战争。司徒的职掌是管理民众，恭敬地宣扬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等教化。司空的职责是掌管土地，要物尽其用，使人民生活充足。这三件大事，如同三阶星在天上一样；这四个辅佐大臣，如同一年有四季一样。上天的职能人是可以代替的。”
皇帝说：“列位将领，你们威武雄壮，作我的爪牙保卫国家。敌寇盗贼为非作歹，蛮夷扰乱中华，你们就前去征讨他们。要用恩惠去安抚他们，用威势去镇慑他们，刑法是期望达到不用刑，这样万邦都安宁了。使八方之内，都不敢违抗我的命令，这就是你们的功劳。”皇帝说：“诸侯君长，你们的职责是守卫疆土，治理一方政事，作民众的父母官。民众受不了饥饿的威胁，所以先王都很重视农事；受不了寒冷的侵袭，所以先王都很重视纺织。民众不遵循孝敬慈爱伦理规范，邪么骨肉之间的恩情就会淡薄；民众不重视于礼敬谦让，那么争夺就产生。农耕、纺织、孝顺、慈爱、礼敬、谦让这六件大事，实在是教化的根本。唉！在上位者宽，宽则民众会懈怠懒惰，造就要用礼仪来规范，不刚不柔，就可以达到道德的最高境界。”
皇帝说：“卿士大夫，州郡官所有事务，天于检查是在一年，卿士大夫是在一月，州郡官是每天，治事大臣是每时每刻。年、月、日、时的制度不能改变，各种规章制度都能正确实行，各类事功就能形成。呜呼！你们众位朝廷官员，治理邦国四方，如同天上有北斗星一样，调治元气，协理阴阳，不要失去它们的和谐，是黎民百姓的依赖；扰乱其秩序，万事万物就会受到伤害。这是很艰难的事啊！”
皇帝说：“天地万物之道，总是一阴一阳；礼仪习俗的变化，总是一时浮华一时质朴。自三皇五帝以来，直至今日，不但对前代有所改革，而且是为了整治弊端；不但有所遵循，而且其中有可以长久坚持的。我们魏国，承接周的不良风气，接续秦、送两代遣留的弊端，沿袭魏、晋两代的浮华夸诞，五个时代的浮薄风气，沿袭而未加改变，将要以此来整肃风俗振兴教化，难道能够做到吗！我的三公辅相、众官、各邦诸侯君长，我的恩德不够，你们要齐心协力，恭谨审慎地履行你们艰难的事业，以遵守奉行先帝光明盛大的事业，不敢怠惰荒废。你们各位在职官员，也要和我同心协力，德行敦厚诚信美善，一心一意从事于你们艰难的事业。不要浮华，要求实，抛弃虚伪，要诚信。不要违背不要遣忘，一概遵守奉行夏、商、周三代的典章，归于仁义道德，以保我祖宗的国家。承曼天帝之美，努力安抚四方，使我的黎民百姓永远富足。你们应引以为戒，我不再重复。”
柱国宇文泰以及百官、诸侯君长跪拜致敬说：“《周书》上说：‘实在聪明的人就作天子，天子作民众的父母。’三皇五帝时代的君主，都遵循这个规律，以致到了刑法不用的盛世景象。自那个时代以后，经历了一千多年，都没有这种太平盛世。陛下思念建立先代帝王的功业，将要扭转衰乱时代的浮薄风气，远追古帝先王，达到万民和乐的太平盛世，于是向我们颁布诏令。这是多么的博大精深啊。事情说起来是不难的，但实行起来就实在太艰难了。古人说遇：‘凡事有一个好的开端，但很少有人能坚持到底的。’《商书》也说：‘终始如一，德行就能日日更新。’希望陛下能够善始而善终，以早日达到B日更新之大德，那么我们大臣怎敢不早晚对答称扬陛下呢！先王正道，尚未在四周边远地区发扬光大，以勤勉布施德惠，使九州及边远之地，都明白遵奉天子的英明训示，都转移到正道上来，永远接受无穷无尽的美善教化。”
皇帝批示说：“很好。”
自此以后，文章都按照这种体裁。
苏绰生性节俭朴素，不经营家产，家中没有多余的钱财。因为天下尚未平定，因此常以国家大事为己任。他广泛求取贤才俊杰，和他们共同弘扬为政之道，凡是他举荐到朝廷的人，都升任大官。周文帝也和他推心置腹，委以重任，对他没有不可说的话。周文帝有时外出巡游，常把预先签署好姓名的空白公文纸交给苏绰，如果有需要处理的事情，他就可以按照事情的实际需要办理。回来后，苏绰祇须向他报告就行了。苏绰经常说治理国家的方法，应当像慈父爱护儿女一样爱护百姓，要像严师教导学生一样教导百姓。每当和公卿大臣议论朝政，从白天到夜晚，事无巨捆，都了如指掌。由于过度劳累，终于积成哮喘病。大统十二年，死于住上，时年四十九岁。
周文帝对他的死十分悲痛惋惜，哀伤的情绪感动了周围的人。当苏绰将要安葬时，周文帝就对公卿大臣们说：“苏尚书一生谦逊退让，崇尚节约俭朴。我想成全他平生的志愿，又恐怕庸俗之徒不能理解；如果给他优厚的肴赠和崇高的谥号，又违背了我们以前相知的友谊。进退维谷，我拿不定主意啊。”尚害令史麻瑶越过座位进前说：“从前晏子是齐国的贤大夫，一件狐皮衣服穿了三十年。当他死后，齐侯只派了一辆车为他送葬，为的是不改变他平生的志向。苏绰既然操行清白，谦让自居，我认为葬事应该从简，以袁彰他的美德。”周文帝认为他说得很对，因而举荐麻瑶到朝廷任职。苏绰被送回家乡武功郡安葬时，只用一辆用布幔围起的车运载他的遣体。周文帝和众公卿大臣，一起步行送出同州城外。周文帝亲自在灵车后以酒洒地祭告说：“苏尚书，你平生做的事情，妻儿兄弟不知道的，我都知道。只有你知道我的心，我了解你的意。正打算和你共同平定天下，不幸你就丢开我走了，我该怎么办？”因而放声痛哭，不觉酒杯从手中坠落。到下葬那天，又派人送去牛、羊、猎三牲祭祀他，周文帝还亲自写了祭文。
苏绰另外还写了《佛性论》、《七经论》，一并在世上传布。周明帝二年，让苏绰配享周文帝的庙庭。儿子苏威继承爵位。
苏威字无畏。他从小就有很纯厚的性情，五岁时父亲去世，居丧守孝悲哀瘦损有如成年人。周文帝时，承袭了美阳县公的爵位，任郡功曹之职。大冢宰宇文护见到他后对他以礼相待，要将女儿新兴公主嫁给他作妻子。苏威见宇文护专擅朝政，恐怕灾祸延及自身，就逃入山中躲避。由于被他的叔父逼迫，终于没有免掉逭门亲事。然而他仍然经常住在山上的寺庙里，以读书为乐事。不久，被授为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改封为怀道县公。周武帝亲自掌管朝政后，授为稍伯下大夫。先后所授的官职，他部以有病为由推辞不接受。
他有一个堂妹嫁给河南郡的元世雄。世雄从前和突厥有仇怨，突厥和北周通好后，请求得到世雄和他的妻子儿女，这样就甘心了。北周就将世雄一家人送给突厥。苏威知道突厥人贪图财利，就卖掉田产家宅，花尽所有的财产将世雄一家赎回。人们都称赞他的义举。周宣帝即位，立即授为开府。
隋文帝任丞相，高颊多次称说苏威贤能，隋文帝平时也很敬重他的名望，将他召入自己卧室内，和他交谈后非常高兴。在京师住了一个多月后，苏威听说隋文帝将要接受周静帝禅让的消息，便逃回家乡。高显请求将他追回。隋文帝说：“这表明他不愿意参预我的事情，姑且让他去吧。”当隋文帝接受禅让称帝后，征召他回朝授为太子少保，追赠他父亲苏绰为邳国公，让苏威继承爵位。不久又任命他兼纳言，苏威上表章辞让，隋文帝颁下优礼诏书不予应允。
隋文帝曾经和文献皇后对饮，召苏威和高显、杨素、广平王杨雄四人同饮，对他们说：“太史官说我的命运只能当三年皇帝，我很忧虑，所以举行这次酒宴。现在打算修整南山险要的地方，将来有事变时和你们一起在那里坚守，以观时局的变化，你们认为如何？”苏威进谏说：“周文王修养道德，转移了地震的灾害；宋景公一句善言，就使法星退避三舍。希望陛下大力推崇德政，就能享受上天赐予。如果丢掉道德一味凭借险要自固，原来和你同舟共济的人，谁不是你的敌人！纵然有南山的险阻，又怎能足以保国全身呢？”隋文帝很赞赏他的话，亲自给他敬酒。
早先，苏威的父亲苏绰在西魏时，因为国家用度不足，制定了征税法，称得上苛重。不久他就叹息说：“我所创立的征税法就像拉开的弓一样绸得很紧，不是太平时世的法令啊。后来的君子，谁能将这张拉紧的弓鬈弛下来呢？”苏威听到这句话后，牢记在心，常常以减轻赋税为己任。到这时，他就奏请减轻赋税和徭役，务必遵从轻法，隋文帝都听从了他的意见。因此他逐渐地被隋文帝亲近和重用，和高显一起参预掌管朝政。苏威见宫中用银子做幔帐挂钩，因而大力陈说节俭的好处，以劝谕隋文帝，隋文帝听后感动得改变了脸色，以前所有装饰得很精美的器物，都命令拆除毁掉。隋文帝曾经憎恨一个人，准备将他杀死。苏威入宫进谏，隋文帝不听，反而更加恼怒，要出去亲手将那人斩杀。苏威挡在他前面不让路，隋文帝闪开他向外走，苏威又跑到前面去拦阻，隋文帝拂袖而回。过了好一阵，才召苏威前来并向他道歉说：“你能这样大胆谏阻，我就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了。”于是赐给他雨匹马，十多万钱。一年多后，．又相继任命他兼任大理卿、京兆尹、御史大夫，原来的官职照旧。持书侍御史梁毗弹劾苏威身兼五职，安于繁忙贪恋官位多，没有举荐贤才代替自己之心。隋文帝说：“苏威天天孜孜不倦，志向远大，举荐贤能要有空位，何必很快逼迫他。”又回头对苏威说：“被任用就施行白己的主张，不被任用就退而隐居，只有我和你才能这样啊！”又转而对朝臣们说：“苏威如果不遇上我，就没法落实他的计划；我没有得到苏威，又怎么去实现自己的主张呢？杨素的才智机辩举世无双，至于考虑古今，帮助我推行德政推行教化，就不能和苏威相比了。苏威如果遭逢乱世，就连汉朝初年商山中的四个年高德遭的隐士，也不容易使他屈服啊！”他就是如此地被推重。
不久，他被授为刑部尚书，解除了少保、御史大夫的职务。后来京兆尹废除不设，他改任检校雍州别驾。当时高迹和苏威同心协力，协同参与政务刑法，大小事情无不运筹谋划，所以隋取代北周几年之后，天下太平安定。不久转任卢部尚书，纳言职务不变。逋值山东各州百姓发生饥荒，隋文帝命令苏威前去救济灾民。后来升任吏部尚书，兼领国子祭酒。隋在长期战乱之后，法律制度杂乱无章。隋文帝命令朝臣们整理改革旧的法典，成为一代通用的新法典，法律体系的律、令、格、式的主要条款，大多由苏威确定。当时人都认为他很有才能。开皇九年，授尚书右仆射。这一年，因母亲去世离职，守孝期间因悲伤遇度而骨瘦如柴。隋文帝下诏亲切慰问，不久，起用他复职任事。他坚决推辞，隋文帝下优礼诏书不予应允。第二年，隋文帝到并州巡视．命令苏威和高迹共同掌管留守京师事务。不久就追调他到并州隋文帝身边，让他负责处理民事诉讼案件。
不久又命令他持节巡抚江南，授予他先处理后奏报的权力。他经过会稽，翻越五岭然后回朝。江南自从东晋以来刑法宽弛，世家大族无论贵贱，都互不侵犯。平定陈之后，地方长官全力改变，不论男女老幼都让他们背诵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等伦理道德。苏威又加上一些繁琐的辞藻，百姓嗟叹怨恨。他回到朝廷，奏称江南应按内地州郡整顿户籍。隋文帝认为江南刚刚平定，召来户部尚书张婴，责备他施行政令太急迫。这时江南各州县又谣传朝廷要将他们迁入关中，远近百姓都惊恐不安。饶州的昊世华起兵作乱，捉住县令一刀刀地割死，将割下来的肉吃掉。于是原来陈辖境内的百姓全部起来造反，捉住各级官长时，将肠子抽出后杀死，并说：“再让你令我们背诵五教！”不久诏令内史令杨素将叛乱讨平。当时突厥的都蓝可汗多次造成祸患，于是又命令苏威到都蓝可汗那里缔结和亲盟约。
苏威的儿子苏夔以公子身份享有盛名，招引四方宾客，天下士大夫多有归附于他的。当时正在讨论礼乐，苏夔和国子博士何妥各持己见，于是苏夔、何妥各自拟定一个方案，让百官署名同意谁的方案。朝臣中大多亲附苏威，因而赞同苏夔的十有八九。何妥愤怒地说：“我作为师长讲学四十多年，反而被这个后生小子所屈服！”于是他便奏劾苏威和礼部尚书卢恺、吏部侍郎薛道衡、尚书右丞土弘、考功侍郎李同和等人结为朋党，尚书省中都称王弘为世子，李同和为叔，说二人就像苏威家的子弟。又说苏威用不正当的手段听任他的堂兄弟苏彻、苏肃等人弄虚作假为官。另外国子学聘请黎阳人王孝逸任害学博士，苏威却私下嘱咐卢恺，将王孝逸安排到他的尚书府任参军。隋文帝命令蜀王杨秀、上柱国虞庆则等人共同审察此事，事情全部属实。隋文帝把《宋书，谢晦传》中有关朋党的部分让苏威读。苏威非常恐惧，脱下帽子叩头认错。隋文帝说：“认错已经晚了！”于是免去苏威官职爵位，让他以开府的身份回家。知名人士受苏威牵连而获罪的有一百多人。不久，隋文帝说：“苏威是一个有道德品行的人，只是为人所误罢了。”命令将他的名字记在入宫官员的名册上，随时可以进官。
一年多后，恢复了他邳公的爵位，被授为纳言。随从隋文帝封禅泰山，获不敬罪被免官。不久又恢复了官职。隋文帝对群臣说：“人们都说苏威假装清廉，实则家中积累很多金玉，这是毫无根据的说法。然而他的性情凶狠暴戾，不切实际，追求名望的心情太急，对服从他的人就喜欢，对违背他的人就记恨，这是他最大的缺点。”仁寿初年，又授他为尚书右仆射。隋文帝到仁寿宫视察，任命他总留事。到隋文帝回京师后，御史奏劾他多有失职行为。隋文帝发怒，质问并指责苏威，苏威认错，隋文帝也不再说什么。
隋炀帝即位后，准备大举修复长城，苏威进谏阻止了这事。高颁、贺若弼被诛杀，苏威也因牵连获罪被免去官职。一年多以后，又被授为鲁郡太守，特许他排列仪仗。不久将他召回朝廷授为太常卿。后来他随从征讨吐谷浑，进位为右光禄大夫。一年多后，又被任命为纳言，和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黄门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蕴、内史侍郎虞世基掌管朝廷政务，当时人称他们为五贵。当隋炀帝征讨辽东时，又以本官职领右武卫大将军，进位为光禄大夫，赐爵位为房陵侯，不久进封为房公。以年老提出退休，未被应允。又以本身官职参预掌管选举事宜。第二年，他随从隋炀帝征讨辽东，领右御卫大将军。
杨玄感反叛后，隋炀帝召苏威到军帐中，脸上显出恐惧的神色，对他说：“这个小子很聪明，能不能造成大的祸患呢？”苏威回笞说：“玄感很粗疏，不是聪明的人，你千万不要忧虑，只是怕因此逐渐会形成祸乱的根源啊。”苏威是看到当时无休止的劳役，百姓人心思乱，想用这件事暗示和劝谕炀帝。炀帝终究不醒悟。
随从回军，到了涿郡，炀帝诏令苏威安抚关中，让他的孙子尚辇直长苏儇作他的副手。他的儿子鸿胪少卿苏夔在这之前已担任关中筒黜大使。一家祖孙三人都任职关右，京师地区的人们都替他们感到荣耀。一年多以后，炀帝手书诏令说：“玉因洁净而温润光泽，红色和紫色都不能改变它的质量；松靠寒冷来衬托，严霜冷雪也不能凋谢它的风采。玉可称得上温和仁厚，松可稻得上刚劲正直，是本性使它们成为这个样子。房公苏威，是先帝的旧臣，朝廷的元老，国家的栋梁，他辅佐我治理朝政，奉公守法，屈身遵守礼教。从前汉朝有张良、萧何、韩信三位英杰，辅佐汉惠帝的是萧何；西周有十位贤臣，辅佐周成王的是邵公姬奭。国家最珍贵的宝物，就在于得到贤能的人。苏威位居三公之职，处理政务能做到公允恰当。虽然多次凭借事情论述道理，但最终都能毫无保留地提出自己的意见，权衡当世要务，朝廷对他寄予重望。可授他为开府仪同三司，其余官职不变。”苏威当时的尊贵显要，朝臣中没有人能和他相比的。
后来他随从炀帝到雁门巡视。炀帝被突厥人包围，朝廷震惊。炀帝打算轻骑突围出走。苏威劝谏说：“坚守城池则我们绰有余力，轻骑奔驰则是对方的特长。陛下是大国的皇帝，怎磨能够不稳重行事呢！”炀帝才打消了突围的念头。突厥人很快也解围离去。炀帝到达太原，苏威认为盗贼作乱不止，劝炀帝返回京师长安，使国家根深蒂固，作长远打算。炀帝最初听从了他的意见，后来竟用了宇文述等人的计议，到东都洛阳去了。当时天下大乱，苏威知道炀帝已经无可挽回，因而很是忧虑。适值炀帝问起盗贼的事情。宇文述说：“盗贼确实很少，不值得忧虑。”苏威不想用诡辩不寅的话回答，便躲到殿柱后面去。炀帝叫他出来问话。苏威说：“我不是负责这方面的官员，不知盗贼的多少，只是忧虑盗贼离我们越来越近。”炀帝问道：“这怎么说？”苏威回答说：“过去盗贼占据长白山，现在已近在荣阳、汜水了。”炀帝不高兴地停止了这次谈话。五月五日这一天，百官贡献礼品给炀帝，多数是些珍奇玩好之物，苏威却献上一部《尚书》，暗中以此讽谕炀帝。炀帝心里对他更加不满。后来炀帝又向他询问讨伐辽东的事情，苏威回答说希望能大赦天下盗贼，派他们去攻打高丽，炀帝更加恼怒。御史大夫裴蕴迎合炀帝的旨意，指使御史张行本，上奏弹劾苏威从前在高阳郡掌管选拔官员时，滥授官职，畏惧突厥，请求返回京师等罪状。炀帝下令审察这些事，于是下诏说：“苏威性好树立朋党，好为异端邪说，胸中常怀诡诈之道，贪求名利，诋毁律令，诽谤朝廷。过去征讨辽东，是遵奉先帝遣志，凡是参预计议的朝臣，都能各自尽情抒发心中见解，而苏威却不能敞开胸怀，竟然没有应对的话。竭尽忠诚以启迪帝王，就是像他这样的吗！”于是将他除名免官。一个多月后，有人奏告他和突厥勾结图谋不轨。大理寺以书面形式谴责苏威。苏威陈说自己精诚之心不能感动天子，过失却不断显现，真是罪该万死。炀帝怜悯他，将他开释。这一年，他随从炀帝到江都宫。炀帝准备重新任用苏威，而裴蕴、虔世基等人上奏称他胡涂老道又体弱多病，炀帝才打消了这个念头。
宇文化及杀死隋炀帝后僭号称帝，任命苏威为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化及败亡后，他又归附李密。李密失败后，他又到东都洛阳，越王杨侗任命他为上柱国、邳公。王世充称帝，又委任他为太师。苏威自认为是隋旧臣，遭逢战乱，所到之处，都随时局的变化而变化，以求获得宽免。唐太宗平定王世充后，坐在东都的闾阖门内，苏威请求晋见，自称年老多病不能行跪拜礼。太宗派人斥责他说：“你是隋朝的宰辅大臣，朝政混乱却不能救治，使得百姓遭受苦难，国君被杀国家灭亡。见到李密、王世充你都跪拜称臣行舞蹈之礼。现在既然年老多病，就不用烦劳来见。”不久进入长安，又到朝堂请求接见，高祖又不同意见他。他后来死在家裹，时年八十二岁。
苏威一生行事清静俭约，以廉洁谨慎为人称道。然而每到朝臣们讨论时政时，他却总是厌恶别人与自己的意见不同，虽然是小事，也一定固执地争辩。当时人就认为他没有大臣的体统。他所修订的法令章程，都颁行于世，但失于繁琐细碎，评论者认为这不是长久实行的法律。到了大业末年，征战和徭役尤其繁多，每到论功行赏时，苏威经常是秉承迎合炀帝的旨意，总是将别人的功劳事迹压制下来。当时盗贼蜂拥而起，郡县有表章来奏报盗贼情况的，他又斥令使者在奏报时减少盗贼数目，所以朝廷派兵征讨时，大多不能获胜。由此竟致败乱灭亡，被人所议论讥笑。儿子苏夔。
苏夔字伯尼。聪明机灵而有口才，然而秉性轻浮险诈而没有好的品行。八岁能诵诗并懂得骑马射箭。十三岁时，随父亲到尚书省，和安德王杨雄赌猜覆盖物，赢得骏马而归。十四岁入学读书，和众儒生议论，言词意趣情调可观，有识之士都称赞他。到长大后，博览群书，尤其以音律自称。他原先名哲，字知人，父亲苏威因此给他改为现在的名字，很为有见识的人所讥笑。初入仕途时任太子通事舍人。杨素一见到他就感到他很奇特，经常和苏威开玩笑说：“我杨素没有儿子，苏夔没有父亲。”后来和郑译、何妥议论乐律，获罪，他的见解被搁置起来。自己写了《乐志》十五篇以表现他的志趣。几年后，升任为太子舍人，因为获罪被免官家居敷年。隋文帝仁寿三年，诏令天下举荐通晓礼乐起源的人。晋王杨昭当时任雍州牧，就举荐了苏夔。他和各地所举荐的五十多人一起晋见隋文帝。隋文帝望着苏夔，对侍从们说：“只有这个人，才符合条件。”于是授他为晋王杨昭的师友。
隋炀帝继承帝位后，他历任太子洗马、司朝谒者。因他父亲被免职，苏夔也受牵连被罢官。后来历任尚书职方郎、燕王司马。辽东之战，因有功被授为朝散大夫。当时炀帝正熟衷于对外炫耀武力，蛮夷都来朝见炀帝。炀帝对宇文逑、虞世基说：“四方蛮夷都来归服，观华夏之礼，鸿胪卿的职务，必须归有美好的仪容风度的人担任。哪里有那种多才多艺、容貌俊美，可以接待宾客的人来任职呢？”他们都回答说苏夔合遭。于是当天就授他为鸿胪少卿。当年，高昌王曲伯雅来朝见炀帝，炀帝将公主嫁给他为妻。苏夔有美好的仪容，就命令他主婚。
其后延安、弘化等数郡盔贼集结，诏令苏夔巡抚关中。当突厥包围雁门时，苏夔在镇城东南面建造弩楼、车箱、兽圈，一夜就造成了。炀帝见到后很是称赞。因功进位为通议大夫。受父亲案件牵连，被除名免官。后来适逢母亲去世，居丧守孝期间不胜哀痛而死，时年四十九岁。
苏绰弟弟苏椿，字令钦。秉性清廉谨慎，沉着勇敢而有决断。北魏正光年问，关右盗贼作乱，苏椿应募从军征讨盗贼，被授以荡寇将军。因功多次升迁至中散大夫，赐爵位为美阳县子。西魏文帝大统初年，授为镇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赐姓贺兰。后来被任命为帅都督，代理弘农郡太守。苏椿当官精强干练，特别受周文帝的知遇。
大统十四年，在各州设置乡师，自身不是乡党中有声望而公允恰当，众心所归者，不得担任这个职务。于是命令追回苏椿，令他统领乡兵。这年，他领兵打败柴头氐有功，被任命为散骑常侍，加位大都督。大统十六年，征讨随郡。军队班师后，被任命为武功郡太守。在任本地郡守后，以清廉俭约自处，大小政务，一定尽力做到忠恕宽厚。进爵位为侯，位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大都督。死后，由儿子苏植继承爵位。
苏亮字景顺，是苏绰的堂兄。祖父苏稚，字天佑，位至中书侍郎、垂盟郡太守。父亲苏佑，位至泰山郡太守。
苏亮自小通达机灵，博学而爱好写作，善于写奏章体类文章，和他的弟弟苏湛等都著名于西土，一家中被举荐两个秀才。苏亮刚被举荐为秀才时，到洛阳，去拜访河内常景。常景很器重他，因而对别人说：“关中才学之士可以和山东抗衡的，大概就是这个人吧！”北魏的齐王萧宝夤引他作参军。宝夤升任大将军后，苏亮仍然怍他的属吏。宝夤对他深加赏识重用，所有文告谋划计议，都委托他办理。不久代理武功郡太守，有声望政绩。宝夤发动叛乱后，任用苏亮为黄门侍郎。苏亮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和别人没有矛盾。到宝夤败亡后，跟随他的人很多都遭到祸患，只有苏亮获得保全。当长孙承业、水朱天光等人先后西征时，都任用苏亮为郎中，专门掌管公文书信。贺拔岳任关西行台，引苏亮任行台左丞，掌管机要事务。
魏孝武帝西迁，升任苏亮为吏部郎中。西魏文帝大统二年，授为给事黄门侍郎，领中书舍人。魏文帝儿子宜都王元式任秦州刺史，任用苏亮为司马。魏文帝对苏亮说：“黄门侍郎岂可只任秦州司马？只是因为我的爱子外任地方官，所以将心腹重任委托于你，请你不要以此为恨。”临辞别时，将御马赏赐给他。大统八年，被封为临泾县子，任命为中书监，领著作郎，编修国史。苏亮有辩才，善于谈笑。周文帝很器重他，有所筹划计议，大多符合旨意。他记住别人的好处，而忘记别人的过失，举荐后辈，常常说自己不如后辈．所以当世人都很敬慕他。历任秘书监、大行台尚书，外任岐州刺史。朝廷因他回本州任刺史，特别赐给他辖车、鼓吹，让他先回到家裹，并赐给他骑士三千，排列羽旗仪仗，寻访乡党，经过朋友熟人家时，饮酒欢乐十来天，然后才到州任职。当世人都以此为荣耀。大统十七年，征召回朝授为侍中，死于任上。追赠原官。
苏亮年轻时就和他的堂弟苏绰都知名，然而苏绰的文辞稍逊于苏亮，至于经略谋划进取，苏亮又赶不上苏绰。所以世人都称他俩为二苏。苏亮自从大统以来，没有哪一年不升官，甚至有一年升迁三次的。都说他是才能到了那个地步，对他的升官之快并不感到奇怪。所著文章有数十篇，多流行于世。儿子苏师继承爵位，因为苏亮名声重于当时，所以苏师一入仕途就任黄门侍郎。
苏亮弟弟苏湛，字景俊。从小就有志向品行，和苏亮都著名于西土。二十余岁时，被举荐为秀才，被任命为奉朝请，领侍御史，加员外散骑侍郎。萧宝夤西征时，以苏湛为行台郎中，深受信任。当宝夤将要图谋叛乱时，苏湛正卧病在家。宝夤于是命令苏湛的表弟天水人姜俭对苏湛说：“我不能坐等死亡，现在就要为自身打算，不再作魏的臣子了。我和你死生荣辱，正该同生共死，所以将这件事告诉你。”苏湛听说后，放声大哭。姜俭急忙制止他说：“怎么就这样了？”苏湛说：“全家百来口人，立时就要被屠杀干净，怎么不哭！”于是大哭了数十声，然后慢慢地对姜俭说：“替我转陈齐王，大王本来是由于穷途末路才来归附剔人，靠朝廷借给大王辅佐之人，才到如此尊荣恩宠的地步。既然正值国家多难时期，不能竭尽忠诚报答恩德，岂可乘人之危，就产生了谋取帝位的心思呢！现在魏的气数虽然已经衰微，但天命还没有改变，况且大王的恩惠道义，还没有普遍施于民众，败亡的日子，不一定紧跟着就到来。我苏湛终究不能将世代忠贞的基业，一旦就因为大王而被灭族啊……宝夤又命姜俭对苏湛说：“这是救命的计策，不得不这样啊。”苏湛回复他说：“凡是干大事业的人，应当得到天下才能出众的人辅佐。你现在只是同长安的一些赌徒小儿们定下这个计策，难道会有什么作为吗？我苏湛不忍心野草荆棘长满大王的庭院啊。希望能让我辞职回到家乡，或许还能保全身首魂归九泉，可以无愧于我的祖先。”宝夤向来很尊重他，知道他一定不会为自己效力，于是听任他回到家乡武功。宝夤后来果然失败。
北魏孝庄帝即位，征召来京授为尚书郎。孝庄帝曾经问他说：“听说你回答萧宝夤的话，很有美好的辞句，你可再说给我听听。”苏湛跪拜在地叩头谢罪说：“臣自思言辞比起汉朝淮南王刘安的国臣伍被来，就差得远了，然而就始终不变心志这点来说，我私下又认为比他强些。但我和萧宝夤交往密切，可以随心所欲地交谈，但我却不能使他坚守臣节，这是我的罪遇啊。”孝庄帝大喜，升他为散骑侍郎。不久又升迁他作中书侍郎。孝武帝初年，因病回到家乡，在家中去世。赠为散骑常侍、镇西将军、雍州刺史。
苏湛弟弟苏让，字景恕。自幼聪明机灵，爱好学习，很有观察评定人才高下的能力。最初任本州岛主簿，逐渐升迁至别驾、武都郡太守、镇逮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到周文帝为丞相后，引进他为丞相府属官，很被亲近优待。后来外任卫将军、南汾州刺史，有政绩。不久死于任所。被赠为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泾州刺史。
论曰：周惠达被萧宝夤优礼相待，于是深交于戎盗，不因处境的平安险恶而改变做人的节操，这种人原本就是品行淳厚而始终如一的人啊。周文帝提剑乘势起事，百事初创，而能施行简明之法于竞争的时代，修订太平盛世的礼仪制度于各国争雄的时期，最终能够去浮华而崇质朴，变奢侈而尚节俭，风俗教化既已普及，下民恭肃君上尊贵，虽然疆界多次变动，而能使国内安定国外归附，这就是苏绰的功劳啊。邳公苏威在北周末年，正在隐居修炼，隋朝建立后，首先接受朝廷的征召命令。君臣情意殷勤，待遇隆重，长期居于中枢要害部门，对国家政务多有改革，尽心竭力，知无不行。然而他立志崇尚清廉俭约，但是心胸不宽广，喜欢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厌恶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有背于正直之道，不保存平易简单的心志，算不上通达的德行。他侍奉两个皇帝，历时三十余年，虽然当时就被罢官免职，最后也算得上是遗老。国君邪僻而不能正言规劝，国家灭亡自己的感情竟同一个普通百姓，君王有过失靠你来辅佐，只听见这个话而未见行动，疾风知劲草，尚未见他有这种品质。兴起的君王对他缺少礼遇，或许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吧。苏夔有志向见识沉着机敏，大方文雅值得称道，如果上天给他更多的寿敷，就足以不亏缺祖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