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初，太宗谓侍臣曰：“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朕每思伤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祸。若耽嗜滋味，玩悦声色，所欲既多，所损亦大，既妨政事，又扰生民。且复出一非理之言，万姓为之解体，怨讟既作，离叛亦兴。朕每思此，不敢纵逸。”谏议大夫魏征对曰：“古者圣哲之主，皆亦近取诸身，故能远体诸物。昔楚聘詹何，问其治国之要，詹何对以修身之术。楚王又问治国何如，詹何曰：‘未闻身治而国乱者。’陛下所明，实同古义。”
贞观二年，太宗问魏征曰：“何谓为明君暗君？”征曰：“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诗》云：‘先民有言，询于刍荛。’昔唐、虞之理，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是以圣无不照，故共、鲧之徒，不能塞也；靖言庸回，不能惑也。秦二世则隐藏其身，捐隔疏贱而偏信赵高，及天下溃叛，不得闻也。梁武帝偏信朱异，而侯景举兵向阙，竟不得知也。隋炀帝偏信虞世基，而诸贼攻城剽邑，亦不得知也。是故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太宗甚善其言。
贞观十年，太宗谓侍臣曰：“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孰难？”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对曰：“天地草昧，群雄竞起，攻破乃降，战胜乃克。由此言之，草创为难。”魏征对曰：“帝王之起，必承衰乱，覆彼昏狡，百姓乐推，四海归命，天授人与，乃不为难。然既得之后，志趣骄逸，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弊，恒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成则难。”太宗曰：“玄龄昔从我定天下，备尝艰苦，出万死而遇一生，所以见草创之难也。魏征与我安天下，虑生骄逸之端，必践危亡之地，所以见守成之难也。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者，当思与公等慎之。”
贞观十一年，特进魏征上疏曰：
臣观自古受图膺运，继体守文，控御英雄，南面临下，皆欲配厚德于天地，齐高明于日月，本支百世，传祚无穷。然而克终者鲜，败亡相继，其故何哉？所以求之，失其道也。殷鉴不远，可得而言。
昔在有隋，统一寰宇，甲兵强锐，三十余年，风行万里，威动殊俗，一旦举而弃之，尽为他人之有。彼炀帝岂恶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长久，故行桀虐，以就灭亡哉？恃其富强，不虞后患。驱天下以从欲，罄万物而自奉，采域中之子女，求远方之奇异。宫苑是饰，台榭是崇，徭役无时，干戈不戢。外示严重，内多险忌，谗邪者必受其福，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君臣道隔，民不堪命，率土分崩。遂以四海之尊，殒于匹夫之手，子孙殄绝，为天下笑，可不痛哉！
圣哲乘机，拯其危溺，八柱倾而复正，四维弛而更张。远肃迩安，不逾于期月；胜残去杀，无待于百年。今宫观台榭，尽居之矣；奇珍异物，尽收之矣；姬姜淑媛，尽侍于侧矣；四海九州，尽为臣妾矣。若能鉴彼之所以失，念我之所以得，日慎一日，虽休勿休，焚鹿台之宝衣，毁阿房之广殿，惧危亡于峻宇，思安处于卑宫，则神化潜通，无为而治，德之上也。若成功不毁，即仍其旧，除其不急，损之又损，杂茅茨于桂栋，参玉砌以土阶，悦以使人，不竭其力，常念居之者逸，作之者劳，亿兆悦以子来，群生仰而遂性，德之次也。若惟圣罔念，不慎厥终，忘缔构之艰难，谓天命之可恃，忽采椽之恭俭，追雕墙之靡丽，因其基以广之，增其旧而饰之，触类而长，不知止足，人不见德，而劳役是闻，斯为下矣。譬之负薪救火，扬汤止沸，以暴易乱，与乱同道，莫可测也，后嗣何观！夫事无可观则人怨，人怨则神怒，神怒则灾害必生，灾害既生，则祸乱必作，祸乱既作，而能以身名全者鲜矣。顺天革命之后，将隆七百之祚，贻厥子孙，传之万叶，难得易失，可不念哉！
是月，征又上疏曰：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理，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者也。
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岂取之易而守之难乎？昔取之而有余，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胡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严刑，震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
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弘兹九德，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争驰，君臣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可以养松、乔之寿，鸣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役聪明之耳目，亏无为之大道哉！
太宗手诏答曰：
省频抗表，诚极忠款，言穷切至。披览忘倦，每达宵分。非公体国情深，启沃义重，岂能示以良图，匡其不及！朕闻晋武帝自平吴已后，务在骄奢，不复留心治政。何曾退朝谓其子劭曰：“吾每见主上不论经国远图，但说平生常语，此非贻厥子孙者，尔身犹可以免，”指诸孙曰：“此等必遇乱死。”及孙绥，果为淫刑所戮。前史美之，以为明于先见。朕意不然，谓曾之不忠，其罪大矣。夫为人臣，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所以共为治也。曾位极台司，名器崇重，当直辞正谏，论道佐时。今乃退有后言，进无廷诤，以为明智，不亦谬乎！危而不持，焉用彼相？公之所陈，朕闻过矣。当置之几案，事等弦、韦。必望收彼桑榆，期之岁暮，不使康哉良哉，独美于往日，若鱼若水，遂爽于当今。迟复嘉谋，犯而无隐。朕将虚襟静志，敬伫德音。
贞观十五年，太宗谓侍臣曰：“守天下难易？”侍中魏征对曰：“甚难。”太宗曰：“任贤能，受谏诤，即可。何谓为难？”征曰：“观自古帝王，在于忧危之间，则任贤受谏。及至安乐，必怀宽怠，言事者惟令兢惧，日陵月替，以至危亡。圣人所以居安思危，正为此也。安而能惧，岂不为难？”
【 译文】
贞观初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说：“当国君的法则，必须先保存老百姓，如果损害百姓来奉养自身，就如割下自己大腿的肉来填塞肚子，肚子虽然饱了，人却死了。如果想安定天下，必须首先使自身行为端正。没有身子正而影子弯折，上边治理好了下边反而混乱的。我经常想，损伤自身的因素不在自身以外的事物，大都由于各种不良的嗜好和欲望所造成的祸患。假若过度爱好佳肴美味，沉溺于歌舞美女，那么所想得到的多了，所损伤的也就大了。这既有害于国家的治理，又侵扰百姓。况且再说出一些违背事理的话，就会使万民离心涣散，怨恨既然产生，叛逆的事也就会出现。我每想到这些，就不敢放纵嗜欲去追求享受。”谏议大夫魏徽回答说：“古代圣明的君主，大多是就近修养自己，所以能够远远地体察到其它事物。过去楚国聘用詹何，询问他治国的要领。詹何用注重自身品德修养的方法来回答。楚王又问这样治理国家效果怎样？詹何说：‘没有听说过自身品行端正而国家还会混乱的。，陛下所懂得的，实在符合古代的道理。”
贞观二年，唐太宗问魏徽说：“怎样叫做圣明君主和昏庸君主？”魏微说：“国君之所以圣明，是因为他广泛地听取不同意见；国君之所以昏庸，是因为他偏听偏信。《 诗经》 说：‘先辈有这样的话，向割草砍柴的人征求意见。’古代尧、舜的时候，广开四方贤路，招纳天下贤德之士；广开视听，了解各地情况，听取各种意见。所以圣明的国君没有什么事不知晓，因此共工、鲸这类人，不能蒙蔽他；奸债小人的恭维话和奸计，也不能迷惑他。秦二世就不是这样，他住在深宫之中，隔离朝臣，疏远百姓，偏信赵高的话，直到天下崩溃、百姓背叛了他都还不知道。梁武帝偏信朱异的话，重用侯景。侯景率领叛军攻打京城，梁武帝竟然还不知道。隋场帝偏信虞世基的话，各路起义军攻取城池、抢掠乡邑，他也不知道。所以国君能广泛听取不同意见，采纳臣下的建议，那权势很重的大臣就不能堵塞下情、蒙蔽君主，而百姓的呼声必能上达国君了。”太宗很称赞魏徽的意见。
贞观十年，唐太宗对侍臣说：“帝王的事业，开创和保持哪一样事艰难？”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回答说：“天下大乱的时候，各路英雄竞相起兵，被攻破的才能降服他，被打败的才能制伏他。从这说来，创业艰难。”魏徽回答说：“帝王起兵，必然乘着世道衰败混乱的时候，消灭掉那些昏乱狂暴的人，百姓就乐于拥戴，天下人都来归附；上天授命，百姓奉与，故创业不算艰难。然而已经取得天下之后，志趣趋向骄奢淫逸。老百姓希望休养生息，但各种谣役却没有休止；百姓已经穷困疲敝，而奢侈的事务却一刻不停；国家的衰落破败，常常由这里产生。以此而论，保持已经建立的功业就艰难。”太宗说：“玄龄过去跟随我平定天下，饱尝了艰难困苦，出入于万死之中，侥幸地得到一条生路，所以看到的是创业的艰难。魏微和我一起安定天下，担心出现骄奢淫逸的萌芽，必定重蹈危亡的境地，所以看到的是保持已建立的功业的艰难。现在创业的艰难既然已经过去，保持已建立的一功业这一难事，我应当考虑与你们一起谨慎地对待它。”
贞观十一年，特进魏微向唐太宗上了一道奏章说：我看，自古以来，得到河图而承受天运，承继国家大业，坚持礼乐制度，维护国家法令条文，控制和使用各种人才，居帝位而治理天下的君主，都希望自己的美德能与天地比配，自己的高明能与日月齐辉；根本牢固能支持久远，传帝位没有穷尽。然而，能善终的人却很少，失败和灭亡的却一个接着一个，原因是什么呢？探求他们失败的原因，在于没有遵循治国的规律。前代亡国的教训不远，可以用来说明。
过去的隋朝，统一天下，军队强大，30 多年间，隋朝的声威远播万里，震动异国，一旦将它抛弃，全为别人所有。那隋场帝难道厌恶天下得到治理，百姓安宁，而不希望国家长久，故意要推行夏莱的暴政来造成自己的灭亡吗？他仗恃自己的富足强大，不考虑后患。驱使天下的人来顺从自己的奢欲，耗尽天下的财物供自己享受，搜选天下的美女，寻求远方的珍宝。宫室苑囿装饰华丽，楼台亭榭构筑峻伟，征发摇役没有时限，外表显得威严持重，内心充满狠毒与猜忌。用兵打仗没有休止。献媚进谗的人必定得到他给予的福禄，间互相蒙蔽，土分崩离析。忠诚正直的人却不能保全自己的生命。上下之君臣的礼义就相背离，百姓不能忍受这种暴政，国于是作为一个全国尊崇的皇帝，竟死在普通人的手中，子孙灭绝，被天下人耻笑，能不痛心吗？
有非凡才能的人，顺应时机，拯救危亡的国家和水深火热中的百姓。倾覆的国家重新被匡正，松驰的道德规范重新得到恢复，远方的人前来朝拜，近处的人安居乐业，国家达到治平没有超过一年；战胜残暴，消除杀戮，也不须要百年。现在，隋朝的宫殿观阁、楼台亭榭，被全部占有了；奇珍异宝，全部收藏了；宫中美女，全部侍候在君王的身旁了。举国之内，都是君王的臣子与奴蟀，如果能借鉴于隋朝失败的教训，常常想想自己是怎样取得天下的，因而一天比一天谨慎，虽有美德而不自恃。烧掉鹿台的宝衣，毁掉阿房宫的宽广宫殿，从那峻伟的宫殿上看到危亡的因素，想到居住低矮宫室的安全，那么，自身的精神修养就能对百姓起到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思想也就暗暗与百姓相通，从而达到无为而治，这是以德治国的最好办法。假若既成的东西不去毁坏，仍然保持它旧有的面貌，免除那些不急于要办的事，减了再减。即使简陋房屋与华丽宫室相间杂，玉石栏杆与泥土台阶相参和也不计较，百姓高兴的事就派他们去做，而且不要耗竭他们的精力。常常想到居住的人虽然舒适安逸，而作工的人却非常辛苦，这样，百姓就会高兴地像儿子趋奉父母那样归附国君，所有的人都仰仗国君而性情归于纯朴，这是以德治国的次等方法。如果君王有一念之差，不善始慎终，忘记了缔造国家的艰难，认为上天的旨意可以依仗，忽略了宫室应该奉行节俭，一味追求华美的宫室，凭借它的基础而扩建，使旧有的规模增大，而且装饰更华丽。类似这样增长，不知道停止和满足，百姓看不到君王的美德，相反只听到不断征发劳役的消息，这是最下等的治国方法。这种办法就像背着木柴去救火，扬起沸水来止沸，用残暴来代替残暴，与原先的混乱同出一辙，其后果是难以估量的。这样下去，继前朝而为君的：还有什么业绩可以显示呢，君主没有可以显示德行的业绩，就会使百姓怨恨、神灵发怒。百姓怨恨、神灵发怒，灾难和祸害就一定会产生。灾害一旦发生，那么叛乱一定会暴发，叛乱既然暴发，而能够使身体、名誉都得到保全的实在太少了。顺应上天旨意而改朝换代之后，帝业将兴隆七百年，并遗留给子孙，使它传到万代。国家的基业难于取得却容易丧失，能不认真思考吗？
这个月，魏徽又上疏说：我听说，希望树木长得茂盛的，必定要使树根牢固；要想河水流得远的，一定要深挖它的源头；要想国家政局安定，一定要多积道德、仁义。源头不深而希望河水流得远，树根不牢固而希望树木长得繁茂，道德、仁义不深厚而希望国家安定，我虽然卑下愚蠢，也知道是不可能的，何况明智的圣人呢？国君担负着国家重任，居于全国举足轻重的高位，要想秉承上天的大德，永久地保持无边的福禄，而不考虑安乐时想到危险，力戒奢侈而提倡节俭，不能积累深厚的美德，理智不能战胜贪欲，这也就像砍断树根而希望树木茂盛，堵塞源头而希望河水流得长远一。
许多国君，秉承上天的使命开创基业时，没有哪一个不是深切忧虑、谨慎行事、德行显著，而大功告成之后，就德行开始衰减的。开始时好的确实很多，能够坚持到最后的就很少。难道不是取得天下容易而守住天下困难吗？过去夺取天下时力量有余，如今守住天下却力量不足，这是什么原因呢？创业时处在深切的忧虑中，必然竭尽诚意来对待下属；一旦得志，就放纵情欲，傲视他人。当竭尽诚意待人的时候，即使像北胡南越那样极其疏远的人也会亲密得像一木整体；当傲视别人的时候，即使是骨肉兄弟也会疏远得像过路人一样。虽然用严酷的刑罚来督察，用威风与愤怒去震慑，但下属总是采取苟免祸患的方法应付，内心里不怀好意；表面上恭恭敬敬，但内心却不服气。怨恨不在于大小，可怕的只在人心背离。水能载船也能翻船，所以应该高度谨慎。用腐朽的绳索去驾奔驰的车子，它的危险是可以忽视的吗？
统治百姓的国君，假若能在看见自己喜欢的东西时，就想到知足而警戒自己；将要大兴土木而役使百姓时，就要想到适可而止，使百姓得到安定；想到地位高而危险性大时，就应该谦虚和蔼，并加强自身修养；畏惧自满遭损时，就要想到大江大海容纳百川的度量；陶醉于游乐、打猎的欢乐时，就要想到古代帝王、诸侯一年中只出猎三次的限度；担忧自己松散懈惰时，就时刻想着办事必须慎始慎终；忧虑上下闭塞时，；就想到要虚心采纳下属意见；想到谗言的危害性时，就应思考端正自身，斥退邪恶；将要施行赏赐时，就要想想是否因一时高兴而乱赏；将要处罚时，就要想想是否因一时恼怒而滥罚。总的做到这“十思”，发扬多种美德，选拔有才能的人任职，选择好的意见照着去办，那么，有智慧的人就能竭尽他的智谋，有勇力的人就会竭尽他的力量，仁德的人就会努力宣传他的仁慈，诚实的人就会以忠心报效国家。文武百官争先恐后地为国出力，君臣之间相安无事，这样就可以尽量享受巡游出猎的快乐，可以像赤松子、王乔一样延年益寿，像虞舜那样弹起五弦琴，唱起《 南风》 歌，垂衣拱手，不说教就使民风淳化。何必再去劳费精神，冥思苦想，代替下属去处理事务，役使自己聪明的耳目，毁弃无为而治的好办法呢！
唐太宗亲自写诏书回答魏徽说：我看到你屡次上书，实在非常忠诚。你的言论很切合实际，我翻阅时竟然忘记了疲倦，常常直到深夜。不是你关心国家的感情深厚，重大义而开导我，怎能将这些治国良策写出来给我看，补救我的不足呢？我听说，晋武帝平定东吴之后，追求骄奢淫逸的生活，不再留心治国。晋朝皿相何曾在一次退朝后对他的儿子何肋说：“我每次上朝见主上，他都不商讨治国的长远之策，只是说些平常话，这不是能把江山遗留给子孙的人，你还可以免除杀身之祸。”又指着他的所有孙子说：“这一辈人一定遇到乱世而死。”到何曾之孙何绥，果然被东海王司马越滥用刑法杀死。前人写的史书赞美何曾，认为他有先见之明。我看不是这样，我认为何曾不忠于他的国君，罪恶是很大的。作为人臣，上朝时应考虑为国尽忠，退朝后应考虑修身补过。国君有美政要顺势助成，国君有过失要匡正补救，这是君臣同心治国的方法。何曾官位高至皿相，地位高而名望重，应该直言不讳、严正劝谏，论述治国的正道来辅佐时政。如今退朝后才发出那番议论，在朝廷上却没直言劝谏，把这样的人当作明智者来赞美，不是很荒谬吗？国家危急而不扶助，怎能用这样的人当垂相？你所陈述的意见，使我知道了自己的过失。我将放它在几案上，就像西门豹身佩软皮、董安于佩戴强弓那样，随时警戒自己。必定可望在这方面及时弥补，收到效果。我以年终为期，不让“康哉良哉”这样的歌，只在虞舜的时候盛行。君臣之间如鱼如水的关系，终于明显地出现在今天。回答你的善言虽然迟缓，但希望你仍然不怕冒犯，毫不隐晦地直言得失。我将虚怀若谷，安定心志，恭敬地等待着你的善言。
贞观十五年，唐太宗对侍臣说：“保持已经取得的政权是困难还是容易？”侍中魏微回答说：“很难！”太宗说：“任用贤能的人，采纳臣下的意见，就可以了，怎么说很难呢？”魏徽说：“我观察自古以来的帝王，当他们处于忧虑危急的时候，就能任用贤能，采纳意见。等到安定快乐的时候，就松驰懈怠下来。对陈奏事情的人，只准他们战战兢兢、谨慎畏惧地说话，照此下去，国势就会一天接一天、一月接一月地衰落，因此走到危亡的境地。圣人所以能居安思危，正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安居时能怀畏惧之心，难道不算难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