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玄龄，齐州临淄人也。初仕隋，为隰城尉。坐事，除名徙上郡。太宗徇地渭北，玄龄杖策谒于军门。太宗一见，便如旧识，署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玄龄既遇知己，遂罄竭心力。是时，贼寇每平，众人竞求金宝，玄龄独先收人物，致之幕府，及有谋臣猛将，与之潜相申结，各致死力。累授秦王府记室，兼陕东道大行台考功郎中。玄龄在秦府十余年，恒典管记。隐太子、巢刺王以玄龄及杜如晦为太宗所亲礼，甚恶之，谮之高祖，由是与如晦并遭驱斥。及隐太子将有变也，太宗召玄龄、如晦，令衣道士服，潜引入閤谋议。及事平，太宗入春宫，擢拜太子左庶子。贞观元年，迁中书令。三年，拜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封梁国公，实封一千三百户。既总任百司，虔恭夙夜，尽心竭节，不欲一物失所。闻人有善，若己有之。明达吏事，饰以文学，审定法令，意在宽平。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随能收叙，无隔疏贱。论者称为良相焉。十三年，加太子少师。玄龄自以一居端揆十有五年，频抗表辞位，优诏不许。十六年，进拜司空，仍总朝政，依旧监修国史。玄龄复以年老请致仕，太宗遣使谓曰：“国家久相任使，一朝忽无良相，如失两手。公若筋力不衰，无烦此让。自知衰谢，当更奏闻。”玄龄遂止。太宗又尝追思王业之艰难，佐命之匡弼，乃作《威凤赋》以自喻，因赐玄龄，其见称类如此。
杜如晦，京兆万年人也。武德初，为秦王府兵曹参军，俄迁陕州总管府长史。时府中多英俊，被外迁者众，太宗患之。记室房玄龄曰：“府僚去者虽多，盖不足惜。杜如晦聪明识达，王佐才也。若大王守藩端拱，无所用之；必欲经营四方，非此人莫可。”太宗自此弥加礼重，寄以心腹，遂奏为府属，常参谋帷幄。时军国多事，剖断如流，深为时辈所服。累除天策府从事中郎，兼文学馆学士。隐太子之败，如晦与玄龄功第一，迁拜太子右庶子。俄迁兵部尚书，进封蔡国公，实封一千三百户。贞观二年，以本官检校侍中。三年，拜尚书右仆射，兼知吏部选事。仍与房玄龄共掌朝政。至于台阁规模，典章文物，皆二人所定，甚获当时之誉，时称房、杜焉。
魏征，巨鹿人也。近徙家相州之内黄。武德末，为太子洗马。见太宗与隐太子阴相倾夺，每劝建成早为之谋。太宗既诛隐太子，召征责之曰：“汝离间我兄弟，何也？”众皆为之危惧。征慷慨自若，从容对曰：“皇太子若从臣言，必无今日之祸。”太宗为之敛容，厚加礼异，擢拜谏议大夫。数引之卧内，访以政术。征雅有经国之才，性又抗直，无所屈挠。太宗每与之言，未尝不悦。征亦喜逢知己之主，竭其力用。又劳之曰：“卿所谏前后二百余事，皆称朕意。非卿忠诚奉国，何能若是！”三年，累迁秘书监，参预朝政，深谋远算，多所弘益。太宗尝谓曰：“卿罪重于中钩，我任卿逾于管仲，近代君臣相得，宁有似我于卿者乎？”六年，太宗幸九成宫，宴近臣，长孙无忌曰：“王珪、魏征，往事息隐，臣见之若仇，不谓今者又同此宴。”太宗曰：“魏征往者实我所仇，但其尽心所事，有足嘉者。朕能擢而用之，何惭古烈？征每犯颜切谏，不许我为非，我所以重之也。”征再拜曰：“陛下导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龙鳞，触忌讳也！”太宗大悦，各赐钱十五万。七年，代王珪为侍中，累封郑国公。寻以疾乞辞所职，请为散官。太宗曰：“朕拔卿于仇虏之中，任卿以枢要之职，见朕之非，未尝不谏。公独不见金之在矿，何足贵哉？良冶锻而为器，便为人所宝。朕方自比于金，以卿为良工。虽有疾，未为衰老，岂得便尔耶？”征乃止。后复固辞，听解侍中，授以特进，仍知门下省事。十二年，太宗以诞皇孙，诏宴公卿。帝极欢，谓侍臣曰：“贞观以前，从我平定天下，周旋艰险，玄龄之功无所与让。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谠，安国利人，成我今日功业，为天下所称者，惟魏征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于是亲解佩刀以赐二人。庶人承乾在春宫，不修德业；魏王泰宠爱日隆，内外庶寮，咸有疑议。太宗闻而恶之，谓侍臣曰：“当今朝臣，忠謇无如魏征，我遣傅皇太子，用绝天下之望。”十七年，遂授太子太师，知门下事如故。征自陈有疾，太宗谓曰：“太子宗社之本，须有师傅，故选中正，以为辅弼。知公疹病，可卧护之。”征乃就职。寻遇疾。征宅内先无正堂，太宗时欲营小殿，乃辍其材为造，五日而就。遣中使赐以布被素褥，遂其所尚。后数日，薨。太宗亲临恸哭，赠司空，谥曰文贞。太宗亲为制碑文，复自书于石。特赐其家食实封九百户。太宗后尝谓侍臣曰：“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因泣下久之。乃诏曰：“昔惟魏征，每显予过。自其逝也，虽过莫彰。朕岂独有非于往时，而皆是于兹日？故亦庶僚苟顺，难触龙鳞者欤！所以虚己外求，披迷内省。言而不用，朕所甘心；用而不言，谁之责也？自斯已后，各悉乃诚。若有是非，直言无隐。”
王珪，太原祁县人也。武德中，为隐太子中允，甚为建成所礼。后以连其阴谋事，流于嶲州。建成诛后，太宗即位，召拜谏议大夫。每推诚尽节，多所献纳。珪尝上封事切谏，太宗谓曰：“卿所论皆中朕之失，自古人君莫不欲社稷永安，然而不得者，只为不闻己过，或闻而不能改故也。今朕有所失，卿能直言，朕复闻过能改，何虑社稷之不安乎？”太宗又尝谓珪曰：“卿若常居谏官，朕必永无过失。”顾待益厚。贞观元年，迁黄门侍郎，参预政事，兼太子右庶子。二年，进拜侍中。时房玄龄、 魏征、 李靖、温彦博、戴胄与珪同知国政，尝因侍宴，太宗谓珪曰：“卿识鉴精通，尤善谈论，自玄龄等，咸宜品藻。又可自量孰与诸子贤。”对曰：“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每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及尧、舜，臣不如魏征。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详明，出纳惟允，臣不如温彦博。处繁理剧，众务必举，臣不如戴胄。至于激浊扬清，嫉恶好善，臣于数子，亦有一日之长。”太宗深然其言，群公亦各以为尽己所怀，谓之确论。
李靖，京兆三原人也。大业末，为马邑郡丞。会高祖为太原留守，靖观察高祖，知有四方之志，因自锁上变，诣江都。至长安，道塞不能而止。高祖克京城，执靖，将斩之，靖大呼曰：“公起义兵除暴乱，不欲就大事，而以私怨斩壮士乎？”太宗亦加救靖，高祖遂舍之。武德中，以平萧铣、辅公祏功，历迁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太宗嗣位，召拜刑部尚书。贞观二年，以本官检校中书令。三年，转兵部尚书，为代州行军总管，进击突厥定襄城，破之。突厥诸部落俱走碛北，北擒隋齐王暕之子杨道政，及炀帝萧后，送于长安。突利可汗来降，颉利可汗仅以身遁。太宗谓曰：“昔李陵提步卒五千，不免身降匈奴，尚得名书竹帛。卿以三千轻骑，深入虏庭，克复定襄，威振北狄，实古今未有，足报往年渭水之役矣。”以功进封代国公。此后，颉利可汗大惧，四年，退保铁山，遣使入朝谢罪，请举国内附。又以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往迎颉利。颉利虽外请降，而心怀疑贰。诏遣鸿胪卿唐俭、摄户部尚书将军安修仁慰谕之，靖谓副将张公谨曰：“诏使到彼，虏必自宽，乃选精骑赍二十日粮，引兵自白道袭之。”公谨曰：“既许其降，诏使在彼，未宜讨击。”靖曰：“此兵机也，时不可失。”遂督军疾进。行至阴山，遇其斥候千余帐，皆俘以随军。颉利见使者甚悦，不虞官兵至也。靖前锋乘雾而行，去其牙帐七里，颉利始觉，列兵未及成阵，单马轻走，虏众因而溃散。斩万余级，杀其妻隋义成公主，俘男女十余万，斥土界自阴山至于大漠，遂灭其国。寻获颉利可汗于别部落，余众悉降。太宗大悦，顾谓侍臣曰：“朕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国家草创，突厥强梁，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颉利，朕未尝不痛心疾首，志灭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者暂动偏师，无往不捷，单于稽颡，耻其雪乎！”群臣皆称万岁。寻拜靖光禄大夫、尚书右仆射，赐实封五百户。又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征吐谷浑，大破其国。改封卫国公。及靖身亡，有诏许坟茔制度依汉卫、霍故事，筑阙象突厥内燕然山、吐谷浑内碛石二山，以旌殊绩。
虞世南，会稽余姚人也。贞观初，太宗引为上客，因开文馆，馆中号为多士，咸推世南为文学之宗。授以记室，与房玄龄对掌文翰。尝命写《列女传》以装屏风，于时无本，世南暗书之，一无遗失。贞观七年，累迁秘书监。太宗每机务之隙，引之谈论，共观经史。世南虽容貌懦弱，如不胜衣，而志性抗烈，每论及古先帝王为政得失，必存规讽，多所补益。及高祖晏驾，太宗执丧过礼，哀容毁悴，久替万机，文武百寮， 计无所出， 世南每入进谏，太宗甚嘉纳之，益所亲礼。尝谓侍臣曰：“朕因暇日，每与虞世南商榷古今。朕有一言之善，世南未尝不悦；有一言之失，未尝不怅恨。其恳诚若此，朕用嘉焉。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治？”太宗尝称世南有五绝：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学，四曰词藻，五曰书翰。及卒，太宗举哀于别次，哭之甚恸。丧事官给，仍赐以东园秘器，赠礼部尚书，谥曰文懿。太宗手敕魏王泰曰：“虞世南于我，犹一体也。拾遗补阙，无日暂忘，实当代名臣，人伦准的。吾有小善，必将顺而成之；吾有小失，必犯颜而谏之。今其云亡，石渠、东观之中，无复人矣，痛惜岂可言耶！”未几，太宗为诗一篇，追思往古理乱之道，既而叹曰：“钟子期死，伯牙不复鼓琴。朕之此篇，将何所示？”因令起居褚遂良诣其灵帐读讫焚之，其悲悼也若此。又令与房玄龄、长孙无忌、杜如晦、李靖等二十四人，图形于凌烟阁。
李勣，曹州离狐人也。本姓徐，初仕李密，为左武侯大将军。密后为王世充所破，拥众归国，勣犹据密旧境十郡之地。武德二年，谓长史郭孝恪曰：“魏公既归大唐，今此人众土地，魏公所有也。吾若上表献之，则是利主之败，自为己功，以邀富贵，是吾所耻。今宜具录州县及军人户口，总启魏公，听公自献，此则魏公之功也，不亦可乎？”乃遣使启密。使人初至，高祖闻无表，惟有启与密，甚怪之。使者以勣意闻奏，高祖方大喜曰：“徐勣感德推功，实纯臣也。”拜黎州总管，赐姓李氏，附属籍于宗正。封其父盖为济阴王，固辞王爵，乃封舒国公，授散骑常侍。寻加勣右武侯大将军。及李密反叛伏诛，勣发丧行服，备君臣之礼，表请收葬。高祖遂归其尸。于是大具威仪，三军缟素，葬于黎阳山。礼成，释服而散，朝野义之。寻为窦建德所攻，陷于建德，又自拔归京师。从太宗征王世充、窦建德，平之。贞观元年，拜并州都督，令行禁止，号为称职，突厥甚加畏惮。太宗谓侍臣曰：“隋炀帝不解精选贤良，镇抚边境，惟远筑长城，广屯将士，以备突厥，而情识之惑，一至于此。朕今委任李勣于并州，遂得突厥畏威远遁，塞垣安静，岂不胜数千里长城耶？”其后并州改置大都督府，又以勣为长史，累封英国公。在并州凡十六年，召拜兵部尚书，兼知政事。勣时遇暴疾，验方云须灰可以疗之，太宗自剪须为其和药。勣顿首见血，泣以陈谢。太宗曰：“吾为社稷计耳，不烦深谢。”十七年，高宗居春宫，转太子詹事，加特进，仍知政事。太宗又尝宴，顾勣曰：“朕将属以孤幼，思之无越卿者。公往不遗于李密，今岂负于朕哉！”勣雪涕致辞，因噬指流血。俄沉醉，御服覆之，其见委信如此。勣每行军，用师筹算，临敌应变，动合事机。自贞观以来，讨击突厥、颉利及薛延陀、高丽等，并大破之。太宗尝曰：“李靖、李勣二人，古之韩、白、卫、霍岂能及也！”
马周，博州茌平人也。贞观五年，至京师，舍于中郎将常何之家。时太宗令百官上书言得失，周为何陈便宜二十余事，令奏之，事皆合旨。太宗怪其能，问何，何对曰：“此非臣所发意，乃臣家客马周也。”太宗即日召之，未至间，凡四度遣使催促。及谒见，与语甚悦。令直门下省，授监察御史，累除中书舍人。周有机辩，能敷奏，深识事端，故动无不中。太宗尝曰：“我于马周，暂时不见，则便思之。”十八年，历迁中书令，兼太子左庶子，周既职兼两宫，处事平允，甚获当时之誉。又以本官摄吏部尚书。太宗尝谓侍臣曰：“周见事敏速，性甚慎至。至于论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之，多称朕意。既写忠诚，亲附于朕，实藉此人，共康时政也。”
【 译文】
房玄龄是齐州临淄县人，开始在隋朝作官，任瞩城县尉，后来因事获罪被革官，迁居上郡。唐太宗率军巡行渭北，房玄龄拄着拐杖到军门拜见，太宗一见玄龄，就像看到久别的故人，于是暂任他为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玄龄既然喜遇知己，就尽竭心力效劳。当时，每平定一个地方，别人都争相搜求珍宝，玄龄唯独先收人才，送他们到幕府，如有善于谋画的文臣和武艺高强的猛将，就暗中与他们再三致意，互相结约，各尽死力报效国家。后多次提升，任秦王府记室兼陕东大行台考功郎中。玄龄在秦王府中供职十多年，长期主管记室。隐太子建成、巢刺王元吉因玄龄与杜如晦是太宗的亲信，非常憎恨他们，就在高祖面前说他二人的坏话，由于这样，他与杜如晦一起遭到高祖的驱逐斥退。到隐太子将要作乱的时候，太宗就召见玄龄与如晦，令他二个穿上道士服装，暗中进入太宗住处商议。玄武门之变平息后，太宗入春宫当了皇太子，就提升玄龄为太子左庶子。贞观元年，玄龄又升任中书省长官。贞观三年，被任命为尚书省左仆射，监管修撰国史，又被封梁国公，实际封赐的食邑为一千三百户。既被任为宰相总管百官，他更是从早到晚地虔诚奉职，尽心尽力，不愿让一人一事处理失当。听到别人有优点，就如自己有一样。他明睐熟悉公文事务，又用文辞修饰，审查或制定法令，注意宽缓平和。他用人不求全责备，也不用自己的长处去衡量别人，总是按照才能的高低或功绩的大小来录用或奖励，不嫌弃出身低微的人。贞观十三年，又被加封为太子少师。玄龄独任宰相职务十五年，多次向太宗呈递奏章，要求辞去宰相职务，太宗下诏不同意。贞观十六年，玄龄又晋官为司空，仍然总理朝政，依旧监管修撰国史。玄龄又以年纪老迈，请求辞官。太宗派使者对玄龄说：“国家长期任用，一旦突然没有贤良的宰相，就像一个人失去两手。你如果筋力不衰，就不要辞让此职，如果自己感觉筋力衰弱，再另奏明。”玄龄才停止自己的请求。太宗又经常想到开创帝业的艰难和玄龄辅佐自己创业的功劳，就写了一篇《 威凤赋》 来比喻自己，将它赐给了房玄龄，由此可看出太宗对玄龄的称赞与信赖到如此程度。
杜如晦是京兆万年人。唐高祖武德四年，他在秦王府担任兵曹参军，不久，调陕州总管府任长史。当时秦王府内人才济济，但渐渐调出去的很多，太宗很忧虑这种情况。记室房玄龄说：“府中同僚调走的虽然很多，大都不值得可惜。杜如晦这个人聪慧明智，通晓事理，是辅佐帝王的人才。如果大王只想保持藩王地位，端坐拱手无所作为，就用不上他；如果大王要想经营天下，成就帝业，没有这个人是不行的。”太宗从此更加敬重如晦，把他作为心腹，于是奏请高祖，调如晦为自己府中属官，常常在帷幢之中参予谋划。当时，国政与军书行动非常多，而如晦剖析事理，作出决断都很迅速．深受当时同辈人的佩服。官职升至天策府从事中郎，兼文学馆学士。隐太子建成作乱事败，如晦与玄龄的功劳居于第一，因此．升任为太子右庶子。不久，又升任兵部尚书，进而受封为蔡国公，实际赐封食邑一千三百户。贞观二年，他以本官兵部尚书检校侍中。贞观三年，被任命为尚书省右仆射，兼任吏部选事，仍与房玄龄共同掌管朝政。至于中央机构的组织规模、法令制度、礼仪等，都由他们二个制定，深得当时人的称赞，把他二人合称“房杜”。
魏徽是巨鹿人，后来迁到相州临黄。唐高祖武德末年，官任太子洗马。见太宗与隐太子暗中倾轧，争做帝位继承人，常劝隐太子建成早作打算。等到杀了隐太子后，太宗召魏微来斥责他说：“你挑拨我们兄弟之间的关系，是何道理？”众人都为魏微的危险情况而担心害怕。魏微神情镇定，不慌不忙地回答说：“皇太子如果听从我的话，一定不会有今天的祸事。”太宗为他的话所扫一动，肃然起敬，格外礼重他，提任他为谏议大夫。太宗还多次召他进入寝宫，询问治国的得失。魏微颇具治国的才能，性格又刚正不阿，没有什么能使他退缩、屈服。太宗每次和他一起交谈，无不欣喜。魏微也高兴遇上知己的国君，便竭尽自己的能力效劳。太宗又慰劳魏微说：“你所劝谏我的，前后共二百多件事，都很合我的心意，不是你忠诚为国，哪能这样？”贞观三年，多次升官到秘书监，参预朝政，他深谋远虑，对国家的治理多有大的补益。太宗曾对魏微说：“你的罪比射中齐桓公带钩的管仲还大，我对你的信任超过了齐桓公对管仲的信任，近代君臣之间融洽相处，难道有像我和你这样的吗？”贞观六年，太宗去九成宫，设宴款待亲近大臣，长孙无忌说：“王理和魏微当年侍奉隐太子，我见到他们就像见到仇敌，不想今天又在一起参加这个宴会。”太宗说：“魏徽过去的确是我憎恨的人，但他尽心于自己所侍奉的人，也有值得称道的地方。我能选拔而且重用他，哪些地方有愧于古代英明圣主？然而魏徽敢于冒犯我而直率地争谏，常常不允许我做错事，所以我器重他。”魏徽拜了又拜说：“陛下引导我劝谏，所以我才敢直谏，倘若陛下不能接受我的意见，我又哪敢去冒犯龙鳞，触及忌讳呢？”太宗听了非常高兴，分别赏赐各大臣钱十五万。贞观七年，魏微代王硅担任侍中，加封为郑国公。不久，因病而请求解除待中职务，要求当散官。太宗说：“我在仇敌中将你选拔出来，委任你担任掌管国家中枢要害部门的职务，你见我有过错，没有不劝谏的。你难道没有看见黄金在矿石之中，有什么可贵呢了经过高明的冶炼工匠锻造加工成为器皿，就被人们视为珍宝。我正好将自己比为未经冶炼加工的金矿，把你当作高明的冶炼工匠。你虽然有病，还未衰老，怎么能就这样中途告退呢？”魏做于是停止辞官的要求。以后池又坚决请求辞官，太宗听从他，免去其侍中之职，任为特进，仍主管门下省的事。贞观十二年，因生了皇孙，太宗下诏宴请公卿，席间，太宗极为高兴，对侍臣说：“贞观以前，跟从我平定天下，转战于艰难困苦之中的，要数房玄龄的功劳大，没有谁比得过。贞观之后，对我竭尽忠心，进献忠诚正直的意见，安定国家、有利百姓，使我成就汾天的功业，被天下人所称道的，只有魏微罢了。古代的名臣，怎么能够超过他呢？“于是，亲自解下佩刀，赐给房玄龄和魏徽二人。后来被废为庶人的太子承乾在春宫时，不修养品德。而魏王泰受太宗的宠爱一天天加深，宫廷内外众官，都有疑惑的议论。太宗听到后非常讨厌这些话，对侍臣说：“现在朝中大臣，忠诚正直没有谁比得上魏徽，我派他辅导皇太子，用来继绝天下人的妄想。”贞观十七年，就任魏徽为太子太师，主管门下省的事依旧不变。魏微自己上言说有病，太宗说：“太子是宗庙社樱的根本，必须有老师教导，所以选用正直无私的人来辅导帮助太子。我知道你患疹病，可以躺着教育他。”魏微才就太子太师之职，不久又生病。魏微的住宅内原先没有正堂，太宗当时正在修建小殿，就停工将修小殿的材料给魏徽建正堂，五天就峻工。接着又派遣宫中使者赐布被和白色垫褥给魏微，以满足他崇尚朴素生活的愿望。此后几天，魏微就死了。太宗亲自到灵堂放声大哭，追赠他为司空，溢号叫“文贞。”太宗亲自撰碑文，又自己亲笔书写在石碑上。特别赐给魏徽家食邑九百户。太宗后来曾对侍臣说：“用铜作镜子，可以端正衣冠；用古代作镜子，可以知天下兴亡和朝代更替的原因；用人作镜子，可以明白自己的得失。我经常保有这三面镜子，用来防止自己的过失。现在魏微死去，就丢掉一面镜子了：”他因此哭了很久。于是下诏说：“过去只有魏徽常常指出我的过失，自从他死后，我虽然有过失也没有人明白指出来。我难道只在以往有错，而现在全都是对的吗？原因不过是众官苟且顺从，不敢触龙鳞吧了！所以我虚心征求意见，解开自己的疑惑，内心反省。如果大家进言而未被采纳，我也高兴，如果我想采纳而大家却不进言，这又是谁的责任呢？从今以后，各人要尽到自己的忠诚，如我有正确或错误之处，都应直言，不要隐瞒。”
王硅是太原祁县人。唐高祖武德年间，他在隐太子的东宫中任中允，深受太子建成敬重。后因牵连建成阴谋作乱一事，被流放到崔州。建成被诛后，太宗即皇帝位，召任为谏议大夫。他真心实意竭尽臣节，多有良谋进献。王硅曾上密奏，直率地劝谏，太宗对他说：“你所评论我的，都切中我的失误，自古以来，作人君的没有不想国家长治久安的，然而不能实现，只是因为听不到别人指出自己的过失，或者听到后不能改正，今天我有过失，你能直言劝谏，我又闻过能改，还忧虑国家不安宁吗？”太宗又曾对王硅说：“你如果常当谏官，我一定永远没有过失。”对待王硅更加优厚。贞观元年，改任王硅为黄门侍郎，参预朝政大事，兼任太子右庶子。贞观二年，升任侍中。当时房玄龄、魏微、李靖、温彦博、戴胃与王硅共同主持朝政，常因此而侍宴。太宗对王硅说：“你识别审察的能力强，尤其善于谈论，从玄龄等人起，都可以品评一下，又可以自己衡量，比他们哪个贤能？”王硅回答说：“孜孜不倦地处理国事，知道了没有不办的，我赶不上玄龄。常把谏净之事放在心中，耻于国君赶不上尧、舜，我不如魏徽。文才武略兼备，出去能带兵，入朝能为相，我不如李靖。陈奏事情，详细明白，传达圣旨，上票下情，坚持公允，我不如温彦博。处理纷繁事务，各项事情务必认真兴办，我朴口戴胃。至于荡涤污浊，表扬清廉，痛恨邪恶，喜好善良，我比他们几个人要稍稍强点。”太宗很赞同他的话，所有大臣也各自认为王硅谈出了心中所想说的话，认为他的评论确切。
李靖是京兆三原人。隋场帝大业末年，他任马邑郡皿，适值唐高祖李渊任太原留守，李靖观察高祖的所作所为，知道他有夺取天下的大志。因此，自己封锁守邑，向朝廷报告高祖将要起兵的情况，并打算前往江都进见隋场帝。到长安，因道路阻塞而停了下来。高祖攻克京城长安，捉住李靖，将要杀他。李靖大声呼喊说：“您起义是为了清除暴乱，不想成就统一天下的大业，反而以个人恩怨杀壮士吗？”太宗也加以援救，高祖于是赦免了他。武德年间，李靖因平定萧铣、辅公拓有功、多次升官任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太宗继位，召任李靖为刑部尚书。贞观二年，李靖以刑部尚书检校中书令。贞观三年，转任兵部尚书，兼任代州道行军总管，接着率军进击被突厥占领的定襄城，攻克了它。突厥各部落都逃到大沙漠以北去，还捉住了隋齐王杨晾的儿子杨政道和隋场帝的萧皇后，将他们解送到长安；突厥族的突利可汗前来投降，领利可汗独自逃走。太宗对李靖说：“过去，李陵率领步兵五千人与匈奴作战，还免不了失败而投降匈奴，尚且能将名字写在史书上。你只带了三千轻骑，深入突厥腹地，收复定襄，威震北方各族，实在是古往今来所没有过的，足以报往年渭水之役忍让的仇了。”因功大而进封为代国公。此后，突厥首领领利可汗极为恐惧。贞观四年，领利可汗退兵守住铁山，同时派遣使者入朝请罪，请求将全国归附唐朝。太宗又以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前往突厥迎接领利可汗。领利可汗虽然表面请求投降，而却心怀犹豫观望的想法。太宗下诏派遣鸿肪卿唐俭、代理户部尚书将军安修仁去慰问安抚领利可汗。李靖对副将张公谨说：“朝廷诏令派遣的使者到了突厥，领利可汗一定得到安慰而放松了警惕，你就选出精锐骑兵，带上二十天的粮食，率领他们从白道前往袭击突厥。”张公谨说：“既然允许领利可汗请降，朝廷派出的使臣又还在那里，不适宜讨伐。”李靖说：“这是用兵的良机，时机不可错过。”于是督促军队迅速地向领利可汗的驻地前进。行军至阴山，遇上领利可汁的侦察部队一千多名骑兵，全部俘虏了他们，押着随军前行。领利可汗见到太宗派出的使者非常高兴，想不到唐朝的官兵已随使臣之后到了。李靖的部队乘大雾前进，离领利可汗的军营只有七里路远，领利可汗才发觉，他仓皇领兵列阵，阵势还未摆好，李靖的人马已到，他便骑着一匹马逃跑了，他的人马因此溃败逃散。唐军杀了领利可汗一万多人，还杀了他的妻子― 隋朝的义成公主，俘虏了男女十余万人，开拓的疆土从阴山到大沙漠以北，终于灭掉了突厥。不久，又在别的部落捉住了领利可汗，他的部下才全部投降。太宗非常高兴，对侍臣说：“我听说国君忧虑，臣子就应感到羞辱；国君羞辱，臣子就要尽节。过去国家草创之时，突厥凶暴，太上皇为了百姓的原故，向领利可汗称臣，我何尝不为此而痛心疾首，立志消灭匈奴，坐立不安，吃东西也不知味道。今天才调动部分军队，所到之处，无不胜利，单于屈膝下拜，终于洗雪了过去的耻辱啊！”群臣都高呼万岁。不久，加封李靖为光禄大夫、尚书右仆射，赐给他食邑五百户。接着又任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征讨吐谷浑，大破其国。改封李靖为卫国公。后来李靖死时，太宗颁发诏令，允许李靖的墓前修了座高大的建筑物，象征突厥镜内的燕然和吐谷浑境内的债石山，用它来表彰李靖的巨大功勋。
虞世南是会稽余姚人。贞观初年，太宗召他入朝，待为贵宾，因此而开设文学馆。当时，文学馆内号称人才众多，但大家都推崇虞世南为文学之宗。太宗任他为记室，与房玄龄一起，共同掌管公文信札。太宗曾命他写《 列女传》 ，用来装饰屏风，当时没有《 列女传》 的书本，虞世南就默写出来，没有一点疏漏。贞观七年，他多次提升任秘书监，太宗常常在处理政务之后的闲暇时间，召他来谈论事情或共同观看经史；虞世南虽然容貌文雅、身体瘦弱，好像连衣服的重量都承受不了，但他意志坚定，性格刚烈，每谈论到古代帝王治国的成败时，一定在自己的言论中寄寓规谏，这对太宗治国有许多补益。后来到高祖李渊死的时候，太宗守丧超过了“礼”的规定，过度的悲哀使他显得衰弱憔悴，而且长时间废弃政务，文武百官不知如何是好。虞世南就常常进宫规劝太宗，太宗赞扬他的忠心，采纳了他的劝谏，因而更亲近和礼重他。太宗曾对侍臣说：“我在闲暇时，常与虞世南商讨古往今来的事情。我有一句善言，世南没有不欣喜的；我有一句错话，他没有不怅然遗憾的。他恳切忠诚到如此地步，我因此赞扬他。所有的大臣都像虞世南一样，还担忧天下治理不好吗？”太宗曾称赞虞世南有五种最难得的优点；一是德行端正，二是忠心正直，三是学问渊博，四是文章隽美，五是书法出众。后来世南死的时候，太宗在偏殿为他设祭哀悼，哭得很伤心。虞世南的丧事，费用全由官给，还赐给皇家少府属官“东园”制作的葬具，并追赠他为礼部尚书，溢号叫文巍。太宗还亲自写了一道诏书给魏王泰说：“虞世南对于我，就如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他为国事补救缺漏，没有一天暂时忘记，实在是当代的名臣，作人的楷模。我有小善，他一定顺势助成；我有小过，他不怕冒犯我直言劝谏。现在他已经死去，石渠、东观里面，不能再见到他的身影了，悲痛惋惜之情，难道可以用语言来表达么！”没有多久，太宗写了一首诗，追想古代治和乱的道理，接着感叹万端地说：“钟子期死后，俞伯牙就毁掉了琴，我的这篇诗，将给谁人看啊？”因而命令起居郎褚遂良拿这篇诗稿，到虞世南的灵帐前，对着灵位读完后烧掉。太宗对虞世南的悲痛哀悼之情竟如此之深沉。又命令将虞世南、房玄龄、长孙无忌、杜如晦、李靖等二十四人的像画在凌烟阁的壁上。
李韵是曹州离狐人。本来姓徐，开始时在李密属下作官，任左武候大将军。李密后来被王世充打败，率领部下归附唐朝，李韵还占据着李密过去的属地十个郡。唐高祖武德二年，李勃对长史郭孝悟说：“魏公（李密）已经归顺大唐，现在这里的人口土地都是魏公所有。我如果上表将它献给大唐，就是以主人失败为有利可图，当作自己的功劳，用来获得富贵，这是我认为可耻的。现在应该全部登记州县的土地及军队、百姓的户口，汇总告诉魏公，任凭他自己去奉献。这样做就是魏公的功劳了，不是很好吗？”于是就派使者送了一封信给李密。使者刚到，高祖听说没有上奏的表章，只有一封给李密的信，非常奇怪。使者便把李勃的想法上奏给高祖，高祖才非常高兴地说：“徐勃感激恩德，推让功劳，实在是忠贞正直的臣子。”于是任他为黎州总督，并赐姓李，将他的宗亲属籍交给宗正掌管。封他的父亲李盖为济阴王，李盖坚决推辞王位封号，才改封舒国公，授予散骑常侍。不久，加封李韵为右武候大将军。后来李密反叛朝廷被杀，李勃亲自为李密发丧，穿丧服，全按君臣的礼仪。同时上了一道奏章，请求收葬李密，高祖就将李密的尸体交给李勃。李勃于是大制丧葬仪仗，他所统率的军队都穿上白色丧服，将李密葬在黎阳山。丧礼结束，就脱掉丧服让大家各自归去。朝廷与民间都认为李韵遵守道义。不久，李韵被窦建德攻打，被捉住，他又只身逃回京城。后来跟随太宗征讨王世充、窦建德，平定了他们。贞观元年，李勋被任命为并州都督，命令发出，立即执行，禁令一下，立即停止，被认为是称职的都督，突厥非常畏惧他。太宗对侍臣说：“隋场帝不懂得精心选拨贤才良将来镇守边关，安抚百姓，只靠到遥远的地方去修筑长城，大量驻扎兵将来防备突厥，他思想糊涂竟然到了这种地步。我现在委任李韵在并州当都督，就使得突厥畏惧我军威力而远遁，边塞城池平安宁静，难道不强于那数千里的长城吗？”此后，并州改设大都督府，又用李韵为长史，加封为英国公。李韵在并州镇守了十六年，又调到京城任兵部尚书，还兼管朝政大事。李韵有次突然生病，验方说胡须烧成的灰可以治疗，太宗就亲自剪下他的胡须给李勋配药。李韵磕头出血，哭着谢恩。太宗说：“我为国家着想罢了，用不着重谢。”贞观十七年，李治住进春宫当了太子，李劫又调任太子詹事，加封特进，仍然参加管理朝政大事。太宗又曾设宴款待大臣，席间看着李韵说：“我打算将太子托付于人，再三考虑，没有比你更适合的人了。你过去不抛弃李密，现在难道会辜负我吗？”李勃擦着眼泪致答辞，而且咬破手指，鲜血直流。一会，李勋吃得大醉，太宗脱下自己的衣服给他盖上，他深得太宗的信赖到这种地步。李勃每次行军打仗，策划用兵，遇敌时灵活应付，行动都符合事情的机宜。从贞观初年以来，他讨伐突厥的领利可汗以及薛延陀、高丽等，都大败他们。太宗曾说：“李靖、李勃这两个人，古代的名将韩信、白起，卫青、霍去病岂能赶得上么？"
马周是博州往平人。贞观五年，他到了京城长安，住在中郎将常何家里。当时唐太宗命令文武百官上书谈论治国得失，马周给常何陈述国家应办的事二十多条，太宗令将奏章送上，所奏之事符合太宗心意。太宗以常何有这种才能而感到奇怪，就问常何。常何回答说：“这不是我提出的意见，是我的家客马周。”太宗就在当天召见马周，在马周未进宫的时间内，太宗就先后四次派人去催促，这才进宫拜见，太宗与他交谈，感到很高兴。命令将他安置在门下省。授予监察御史之职，后来加官至中书舍人。马周很有机智巧辩的才能，善于奏事，对一件事情的始末了解深刻，所以他上奏的事，没有不符合实际的。太宗曾说：“我对马周，只要暂时不见，就想他。”贞观十八年，历次加官升为中书令兼太子左庶子。马周既兼任两宫官职，处理事情平和公允，颇受当时人的赞誉。后来又代理吏部尚书。太宗曾对侍臣说：“马周观察事物敏锐迅速，品性又非常忠诚正直，至于评论衡量别人，也能秉公直言。我近来任用他举荐的人，多数都合我的心意。他既竭尽忠诚，亲近归附于我，实在可以借助他，共同使国家政局康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