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疏陈时政曰：臣历睹前代，自夏、殷、周及汉氏之有天下，传祚相继，多者八百余年，少者犹四五百年，皆为积德累业，恩结于人心。岂无僻王？赖前哲以免尔！自魏、晋以还，降及周、隋，多者不过五六十年，少者才二三十年而亡。良由创业之君不务广恩化，当时仅能自守，后无遗德可思。故传嗣之主政教少衰，一夫大呼而天下土崩矣。今陛下虽以大功定天下，而积德日浅，固当崇禹、汤、文、武之道，广施德化，使恩有余地，为子孙立万代之基。岂欲但令政教无失，以持当年而已！且自古明王圣主虽因人设教，宽猛随时，而大要以节俭于身、恩加于人二者是务。故其下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此其所以卜祚遐长而祸乱不作也。
今百姓承丧乱之后，比于隋时才十分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陛下虽每有恩诏，令其减省，而有司作既不废，自然须人，徒行文书，役之如故。臣每访问，四五年来，百姓颇有怨嗟之言，以陛下不存养之。昔唐尧茅茨土阶，夏禹恶衣菲食。如此之事，臣知不复可行于今。汉文帝惜百金之费，辍露台之役，集上书囊以为殿帷，所幸夫人衣不曳地。至景帝以锦绣綦组妨害女工，特诏除之，所以百姓安乐。至孝武帝，虽穷奢极侈，而承文、景遗德，故人心不动。向使高祖之后即有武帝，天下必不能全。此于时代差近，事迹可见。今京师及益州诸处营造供奉器物，并诸王妃主服饰，议者皆不以为俭。臣闻昧旦丕显，后世犹怠，作法于理，其弊犹乱。陛下少处民间，知百姓辛苦，前代成败，目所亲见，尚犹如此，而皇太子生长深宫，不更外事，即万岁之后，固圣虑所当忧也。
臣窃寻往代以来成败之事，但有黎庶怨叛，聚为盗贼，其国无不即灭，人主虽欲改悔，未有重能安全者。凡修政教，当修之于可修之时，若事变一起，而后悔之，则无益也。故人主每见前代之亡，则知其政教之所由丧，而皆不知其身之有失。是以殷纣笑夏桀之亡，而幽、厉亦笑殷纣之灭。隋帝大业之初，又笑周、齐之失国，然今之视炀帝，亦犹炀帝之视周、齐也。故京房谓汉元帝云：“臣恐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古。”此言不可不戒也。
往者贞观之初，率土霜俭，一匹绢才得粟一斗，而天下帖然。百姓知陛下甚忧怜之，故人人自安，曾无谤讟。自五六年来，频岁丰稔，一匹绢得十余石粟，而百姓皆以陛下不忧怜之，咸有怨言。又今所营为者，颇多不急之务故也。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蓄积多少，惟在百姓苦乐。且以近事验之，隋家贮洛口仓，而李密因之；东京积布帛，王世充据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向使洛口、东都无粟帛，即世充、李密未必能聚大众。但贮积者固是国之常事，要当人有余力而后收之。若人劳而强敛之，竟以资寇，积之无益也。然俭以息人，贞观之初，陛下已躬为之，故今行之不难也。为之一日，则天下知之，式歌且舞矣。若人既劳矣，而用之不息，倘中国被水旱之灾，边方有风尘之警，狂狡因之窃发，则有不可测之事，非徒圣躬旰食晏寝而已。若以陛下之圣明，诚欲励精为政，不烦远求上古之术，但及贞观之初，则天下幸甚。
太宗曰：“近令造小随身器物，不意百姓遂有嗟怨，此则朕之过误。”乃命停之。
【 译文】
贞观二年，太宗对黄门侍郎王硅说：“隋文帝开皇十四年关中大旱，很多百姓饥饿困乏。当时国家的粮食仓库堆得满满的，但是他不允许开仓救济，却命令百姓逃荒到有粮食的地方去找饭吃。隋文帝不爱怜百姓却爱惜仓库到这种地步。等到他的末年，统计国家储积的粮食，可以供给全国食用五六十年。隋场帝仗恃这样富裕，所以豪华奢侈，荒淫无道，结果导致灭亡。场帝丧失国家，也有他父亲的一份责任。凡是治理国家的，务必积蓄于民，不在于装满朝廷的仓库。古人说：‘如果百姓的用度不够，那么国君的用度怎么会够？’只要仓库的储粮能够防备荒年，此外何必劳烦储蓄！后代儿孙如果贤惠，就能够自己保持他的天下；如果他不肖，仓库中储蓄多，只是增加他的奢侈，又是他亡国的祸根。”
贞观九年，太宗对魏微说：“方才读北周、北齐历史，末代亡国的皇帝，作恶的情况多数相类似。齐后主十分喜好奢侈，所有的官府国库，差不多都被他用尽，竟至于关口、集市无处不征收赋税。我时常说这好比馋嘴的人自己吃自己的肉，肉吃完自己必定死亡。国君不停地征收赋税，百姓既已疲弊，国君也就灭亡，齐后主就是这样。那么天元皇帝和齐后主，他们优劣如何？”魏微回答说：“两位君主虽然同是亡国，但他们的行为有区别。齐后主懦弱，朝廷政令不统一，国家没有法制，终于导致灭亡。天元皇帝性情凶暴而横蛮，赏罚由自己专断独行，亡国的原因，都在他自己身上。以这些情况来说，齐后主算是差些。”
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疏论述当时的政令说：臣一一观察前代历史，从夏朝、殷朝、周朝和汉朝统一天下的情况看来，帝位的传相继承，时间长的八百多年，短的也有四五百年，都是由于积累德行、功业、恩德存留在百姓心中。难道没有出现过邪婴的君王，只是依赖前代贤君的恩德而免于难罢了！从魏、晋以来，及至北周、隋朝，时间长的不过五六十年，短的只是二三十年就灭亡了，确实是因为创业的君王没有致力于推广恩德教化，当时仅仅能够保守自己的帝位，后世百姓没有前王遗留的恩德可以怀念。所以继位的君王政治教化稍有衰减，一个人大呼造反，国家就土崩瓦解了。现在陛下虽然凭巨大的功绩平守了天下，但是积累德行的时间短，确实应当考虑推崇禹、汤、文王、武王的德行，广泛地施行恩德教化，使恩德有多余的部分，为子孙奠定万代传袭的基础。哪能打算只求政治教化没有过失，用来维持当时的统治就行了！而且自古圣明的君王虽然是根据具体的人的不同情况，进行与之相应的教化，政令的宽厚和严厉随着时局的变化，但是总的方针是从事节俭自身、施恩百姓两个方面。因此他们的百姓爱戴他们像爱戴父母一样，瞻仰他们像瞻仰日月一样，尊敬他们像尊敬神灵一样，畏惧他们像畏惧雷霆一样，这是他们的帝位长久传袭而祸乱不会发生的原因。
现在百姓处于丧乱时代之后，人口只相当于隋朝的十分之一，但是供官差服摇役，一个接一个被征发上路，哥哥离家弟弟才回来，前后相接不断。路程远的往返五六千里，春去秋回，冬去夏回，一点休息的时间也没有。陛下虽然常常降下恩诏，命令减省差役，但是有关部门既然不停止工作，自然须要用人，枉然下达诏令，照旧役使百姓。臣常常去问，四五年来，百姓很有怨恨磋叹的言语，认为陛下不存恤抚养他们。从前唐尧茅草盖房，土块作台阶，夏禹王衣食粗劣，这样的事，臣知道不可能再在今天来实行。汉文帝爱惜百金的费用，停止露台的建造；收集臣下上书用的布袋作宫殿的帷帐，他所宠爱的慎夫人衣裙不拖到地上。到了景帝，因为锦绣五彩绦带之类丝织品损害妇女的纺绩、刺绣等事，他特意诏令废除不用，所以百姓生活安乐。到了孝武帝，虽然他穷奢极侈，但是依赖文帝、景帝遗留的恩德，因而民心没有动乱。假若汉高祖之后，即是武帝时代，天下必然不能保全。这些情况在时间上离当今较近，事迹还可以了解得很清楚。现在京城及益州等地，在制造供奉皇家的器物，以及诸王缤妃公主的服饰，议论的人都认为不是节俭。臣听说勤奋早起而功业盛大显赫的，后代还是懈怠不为；制定法令合乎常理的，后来还是败坏产生混乱。陛下幼小时居住民间，知道百姓的辛苦，前代的成功和失败，又亲眼看见，尚且还是这样。而皇太子在深宫里生长，没有经历过社会上的事，就陛下万岁之后的事来说，确实是心里应当忧虑的。
臣探索前代以来国家成功失败的情况，只要有百姓怨恨背叛，聚众做盗贼，那个国家没有不迅速灭亡的。国君即使愿意悔改，也没有能够重新安定保全的。凡是修行政治教化，应当在能够修行的时候就修行它；如果事变一旦发生，然后才感到后悔，那就已经无益了。所以后代的君主总是见到前代的覆亡，就知道人家的政治教化如何失误，可是都不知道自己本身有什么过失。因此殷封嘲笑夏莱亡国，而周幽王、周厉王又嘲笑殷封灭亡。隋场帝大业初年；又嘲笑北周、北齐丧失国家。然而现在看场帝，也像场帝当时看北周、北齐一样。所以京房对汉元帝说：“臣担心后代看现在，也像现在看古代一样。”这话不能不作为警戒。
以往贞观初年，全国减产贫乏，一匹绢才值一斗谷，但是天下安居乐业。百姓知道陛下十分关心爱怜他们，所以每个人都自觉安定，不曾有怨言。从贞观五六年以来，连年丰收，一匹绢值十多石粟，而百姓都以为陛下不关心爱怜他们，都有怨言。又因为现在所兴办的事，很多是目前不关紧要的缘故。自古以来，国家的兴亡不在于蓄积多少，只决定于百姓生活是痛若还是安乐。可拿近代的事证明这一点，隋朝贮粮洛口仓、却是李密接管它；东京洛阳积蓄布帛，却由王世充占有它；西京长安的官府国库储蓄，也被我大唐使用，至今还没有用尽。如果原来洛口仓，洛阳没有粮食布帛，王世充、李密就不一定能够聚集大量人马。不过贮积本来是国家的正常事务，总应当百姓有余剩，然后征收贮积。如果百姓劳苦却强制征收，结果却拿去资助敌人，贮积它是无益的。而节俭让百姓休息，这在贞观初年，陛下已经亲自做过了，所以现在实行它并不难。实行一天，那么天下知道了，就会载歌载舞。如果百姓已经劳苦，却不停地役使他们，万一国内遭受水旱灾害，边境有敌国侵犯的警报，不法分子乘机作乱，就会出现不可预测的情况，不仅是要陛下晚食迟寝而已。若是凭陛下圣明，真正想要振奋精神治理国家，不用远求上古的策略，只要赶得上贞观初年那样，那么天下就是非常幸运的了。
太宗说：“最近下令制造小件随身用具，没想到百姓因而有磋叹怨言，这就是我的过错了。”于是命令停止制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