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五年，太宗谓侍臣曰：“自古帝王亦不能常化，假令内安，必有外扰。当今远夷率服，百谷丰稔，盗贼不作，内外宁静。此非朕一人之力，实由公等共相匡辅。然安不忘危，治不忘乱，虽知今日无事，亦须思其终始。常得如此，始是可贵也。”魏征对曰：“自古已来，元首股肱不能备具，或时君称圣，臣即不贤，或遇贤臣，即无圣主。今陛下明，所以致治。向若直有贤臣，而君不思化，亦无所益。天下今虽太平，臣等犹未以为喜，惟愿陛下居安思危，孜孜不怠耳！”
贞观六年，太宗谓侍臣曰：“自古人君为善者，多不能坚守其事。汉高祖，泗上一亭长耳，初能拯危诛暴，以成帝业，然更延十数年，纵逸之败，亦不可保。何以知之？孝惠为嫡嗣之重，温恭仁孝，而高帝惑于爱姬之子，欲行废立，萧何、韩信功业既高，萧既妄系，韩亦滥黜，自余功臣黥布之辈惧而不安，至于反逆。君臣父子之间悖谬若此，岂非难保之明验也？朕所以不敢恃天下之安，每思危亡以自戒惧，用保其终。”
贞观九年，太宗谓公卿曰：“朕端拱无为，四夷咸服，岂朕一人之所致，实赖诸公之力耳！当思善始令终，永固鸿业，子子孙孙，递相辅翼。使丰功厚利施于来叶，令数百年后读我国史，鸿勋茂业粲然可观，岂惟称隆周、炎汉及建武、永平故事而已哉！”房玄龄因进曰：“陛下撝挹之志，推功群下，致理升平，本关圣德，臣下何力之有？惟愿陛下有始有卒，则天下永赖。”太宗又曰：“朕观古先拨乱之主皆年逾四十，惟光武年三十三。但朕年十八便举兵，年二十四定天下，年二十九升为天子，此则武胜于古也。少从戎旅，不暇读书，贞观以来，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行之数年，天下大治而风移俗变，子孝臣忠，此又文过于古也。昔周、秦以降，戎狄内侵，今戎狄稽颡，皆为臣妾，此又怀远胜古也。此三者，朕何德以堪之？既有此功业，何得不善始慎终耶！”
贞观十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朕读书见前王善事，皆力行而不倦，其所任用公辈数人， 诚以为贤。 然致理比于三、五之代，犹为不逮，何也？”魏征对曰：“今四夷宾服，天下无事，诚旷古所未有。然自古帝王初即位者，皆欲励精为政，比迹于尧、舜；及其安乐也，则骄奢放逸，莫能终其善。人臣初见任用者，皆欲匡主济时，追纵于稷、契；及其富贵也，则思苟全官爵，莫能尽其忠节。若使君臣常无懈怠，各保其终，则天下无忧不理，自可超迈前古也。”太宗曰：“诚如卿言。”
贞观十三年，魏征恐太宗不能克终俭约，近岁颇好奢纵，上疏谏曰：
臣观自古帝王受图定鼎，皆欲传之万代，贻厥孙谋。故其垂拱岩廊，布政天下。其语道也，必先淳朴而抑浮华；其论人也，必贵忠良而鄙邪佞；言制度也，则绝奢靡而崇俭约；谈物产也，则重谷帛而贱珍奇。然受命之初，皆遵之以成治；稍安之后，多反之而败俗。其故何哉？岂不以居万乘之尊，有四海之富，出言而莫己逆，所为而人必从，公道溺于私情，礼节亏于嗜欲故也？语曰：“非知之难，行之为难；非行之难，终之斯难。”所言信矣。
伏惟陛下年甫弱冠，大拯横流，削平区宇，肇开帝业。贞观之初，时方克壮，抑损嗜欲，躬行节俭，内外康宁，遂臻至治。论功则汤、武不足方，语德则尧、舜未为远。臣自擢居左右，十有余年，每侍帷幄，屡奉明旨。常许仁义之道，守之而不失；俭约之志，终始而不渝。一言兴邦，斯之谓也。德音在耳，敢忘之乎？而顷年以来，稍乖曩志，敦朴之理，渐不克终。谨以所闻，列之于左：
陛下贞观之初，无为无欲，清静之化，远被遐荒。考之于今，其风渐坠，听言则远超于上圣，论事则未逾于中主。何以言之？汉文、晋武俱非上哲，汉文辞千里之马，晋武焚雉头之裘。今则求骏马于万里，市珍奇于域外，取怪于道路，见轻于戎狄，此其渐不克终一也。
昔子贡问理人于孔子，孔子曰：“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子贡曰：“何其畏哉？”子曰：“不以道导之，则吾仇也，若何其无畏？”故《书》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为人上者，奈何不敬？陛下贞观之始，视人如伤，恤其勤劳，爱民犹子，每存简约，无所营为。顷年以来，意在奢纵，忽忘卑俭，轻用人力，乃云：“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自古以来，未有由百姓逸乐而致倾败者也，何有逆畏其骄逸而故欲劳役者哉？恐非兴邦之至言，岂安人之长算？此其渐不克终二也。
陛下贞观之初，损己以利物，至于今日，纵欲以劳人，卑俭之迹岁改，骄侈之情日异。虽忧人之言不绝于口，而乐身之事实切于心。或时欲有所营，虑人致谏，乃云：“若不为此，不便我身。”人臣之情，何可复争？此直意在杜谏者之口，岂曰择善而行者乎？此其渐不克终三也。
立身成败，在于所染，兰芷鲍鱼，与之俱化，慎乎所习，不可不思。陛下贞观之初，砥砺名节，不私于物，惟善是与，亲爱君子，疏斥小人。今则不然，轻亵小人，礼重君子。重君子也，敬而远之；轻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则不见其非，远之则莫知其是。莫知其是，则不间而自疏；不见其非，则有时而自昵。昵近小人，非致理之道；疏远君子，岂兴邦之义？此其渐不克终四也。
《书》曰：“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贵异物贱用物，人乃足。犬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兽弗育于国。”陛下贞观之初，动遵尧、舜，捐金抵璧，反朴还淳。顷年以来，好尚奇异，难得之货，无远不臻，珍玩之作，无时能止。上好奢靡而望下敦朴，未之有也。末作滋兴，而求丰实，其不可得亦已明矣。此其终不克终五也。
贞观之初，求贤如渴，善人所举，信而任之，取其所长，恒恐不及。近岁以来，由心好恶，或众善举而用之，或一人毁而弃之，或积年任而用之，或一朝疑而远之。夫行有素履，事有成迹，所毁之人，未必可信于所举，积年之行，不应顿失于一朝。君子之怀，蹈仁义而弘大德；小人之性，好谗佞以为身谋。陛下不审察其根源，而轻为之臧否，是使守道者日疏，干求者日进。所以人思苟免，莫能尽力。此其渐不克终六也。
陛下初登大位，高居深视，事惟清静，心无嗜欲，内除毕弋之物，外绝畋猎之源。数载之后，不能固志，虽无十旬之逸，或过三驱之礼。遂使盘游之娱，见讥于百姓，鹰犬之贡，远及于四夷。或时教习之处，道路遥远，侵晨而出，入夜方还。以驰骋为欢，莫虑不虞之变，事之不测，其可救乎？此其渐不克终七也。
孔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然则君之待臣，义不可薄。陛下初践大位，敬以接下，君恩下流，臣情上达，咸思竭力，心无所隐。顷年以来，多所忽略。或外官充使，奏事入朝，思睹阙庭，将陈所见，欲言则颜色不接，欲请又恩礼不加，间因所短，诘其细过，虽有聪辩之略，莫能申其忠款。而望上下同心，君臣交泰，不亦难乎？此其渐不克终八也。
“傲不可长，欲不可纵，乐不可极，志不可满。”四者，前王所以致福，通贤以为深诫。陛下贞观之初，孜孜不怠，屈己从人，恒若不足。顷年以来，微有矜放，恃功业之大，意蔑前王，负圣智之明，心轻当代，此傲之长也。欲有所为，皆取遂意，纵或抑情从谏，终是不能忘怀，此欲之纵也。志在嬉游，情无厌倦，虽未全妨政事，不复专心治道，此乐将极也。率土乂安，四夷款服，仍远劳士马，问罪遐裔，此志将满也。亲狎者阿旨而不肯言，疏远者畏威而莫敢谏，积而不已，将亏圣德。此其渐不克终九也。
昔陶唐、成汤之时，非无灾患，而称其圣德者，以其有始有终，无为无欲，遇灾则极其忧勤，时安则不骄不逸故也。贞观之初，频年霜旱，畿内户口并就关外，携负老幼，来往数年，曾无一户逃亡、一人怨苦，此诚由识陛下矜育之怀，所以至死无携贰。顷年已来，疲于徭役，关中之人，劳弊尤甚。杂匠之徒，下日悉留和雇；正兵之辈，上番多别驱使。和市之物不绝于乡闾，递送之夫相继于道路。既有所弊，易为惊扰，脱因水旱，谷麦不收，恐百姓之心，不能如前日之宁帖。此其渐不克终十也。
臣闻“祸福无门，唯人所召。”“人无衅焉，妖不妄作。”伏惟陛下统天御宇十有三年，道洽寰中，威加海外，年谷丰稔，礼教聿兴，比屋喻于可封，菽粟同于水火。暨乎今岁，天灾流行。炎气致旱，乃远被于郡国；凶丑作孽，忽近起于毂下。夫天何言哉？垂象示诫，斯诚陛下惊惧之辰，忧勤之日也。若见诫而惧，择善而从，同周文之小心，追殷汤之罪己，前王所以致礼者，勤而行之，今时所以败德者，思而改之，与物更新，易人视听，则宝祚无疆，普天幸甚，何祸败之有乎？然则社稷安危，国家治乱，在于一人而已。当今太平之基，既崇极天之峻；九仞之积，犹亏一篑之功。千载休期，时难再得，明主可为而不为，微臣所以郁结而长叹者也。
臣诚愚鄙，不达事机，略举所见十条，辄以上闻圣听。伏愿陛下采臣狂瞽之言，参以刍荛之议，冀千虑一得，衮职有补，则死日生年，甘从斧钺。
疏奏，太宗谓征曰：“人臣事主，顺旨甚易，忤情尤难。公作朕耳目股肱，常论思献纳。朕今闻过能改，庶几克终善事。若违此言，更何颜与公相见？复欲何方以理天下？自得公疏，反复研寻，深觉词强理直，遂列为屏障，朝夕瞻仰。又寻付史司，冀千载之下识君臣之义。”乃赐征黄金十斤，厩马二匹。
贞观十四年，太宗谓侍臣曰：“平定天下，朕虽有其事，守之失图，功业亦复难保。秦始皇初亦平六国，据有四海，及末年不能善守，实可为诫。公等宜念公忘私，则荣名高位，可以克终其美。”魏征对曰：“臣闻之，战胜易，守胜难。陛下深思远虑，安不忘危，功业既彰，德教复洽，恒以此为政，宗社无由倾败矣。”
贞观十六年，太宗问魏征曰：“观近古帝王有传位十代者，有一代两代者，亦有身得身失者。朕所以常怀忧惧，或恐抚养生民不得其所，或恐心生骄逸，喜怒过度。然不自知，卿可为朕言之，当以为楷则。”征对曰：“嗜欲喜怒之情，贤愚皆同。贤者能节之，不使过度，愚者纵之，多至失所。陛下圣德玄远，居安思危，伏愿陛下常能自制，以保克终之美，则万代永赖。”
【 译文】
贞观五年，太宗对侍臣说：“自古以来帝王也不能经常教化天下。假使国内安定，必然又有外部的侵扰。现在远方外族顺服，庄稼成熟丰收，盗贼没有出现，内外都宁静。这不是我一人的力量，实在是由于你们共同帮助辅佐的结果。然而安全不要忘了危险，太平不要忘了祸乱，虽然知道今天没有出事，也必须考虑它的从始到终。经常能够这样，才是最可贵的。”魏微回答说：“自古以来，君王和辅佐大臣不能完全具备。有的当时君王圣明，大臣却不贤良；有的遇到贤良的大臣，却又没有圣明的君主。现在陛下圣明，因此达到大治。过去如果就有贤良的大臣，而君王不考虑教化，也不会有什么好处。现在虽然天下太平，我们仍然担忧，不能以此而高兴，只希望陛下处在安定的时候要想到祸乱，勤奋努力不要懈怠罢了！”
贞观六年，太宗对侍臣说：“自古做好事的帝王，大多数都不能坚守他的成就。汉高祖不过是泅水亭的一个亭长罢了，最初还能够拯救危亡，诛灭暴秦，因此成就了帝王大业；然而经历十几年以后，由于放纵逸乐的过失，也就不能保往当初的功业了。根据什么知道这些呢？汉惠帝刘盈有嫡长子继承人的重要地位，又温和、恭敬、仁爱、孝道，而汉高祖却因爱姬的儿子而心意迷乱，想废刘盈而立如意为太子。萧何、韩信的功勋业绩很高，而萧何后来被乱加拘囚，韩信也被随便贬官、杀害，其余功臣如英布这些人，自然惧怕而不安宁，因此发展到反叛刘邦。君臣父子之间荒谬到这种地步，难道不是很难保住功业的明白验证吗？所以我不敢倚恃天下的安宁，常常考虑到危险败亡的事情而使自己谨慎惧怕，用来保持到最终。”
贞观九年，太宗对朝廷中的高级官员说：“我端坐拱手无为而治天下，四境外族全部归服，难道是我一人的力量能办得到的，实在是靠诸位的大力扶持啊！应当考虑到善始善终，永远巩固宏伟的事业，子子孙孙，一代代互相辅佐协助，使伟大的功勋、深厚的利益延续到后代，让几百年以后读我朝历史的人，感到伟大的功勋、美盛的事业，光辉耀眼很值得一看。难道只是沿袭周朝、西汉和东汉光武帝、明帝的典章制度吗？”房玄龄借机陈述说：“陛下谦让的心意，把功劳推让给群臣。治理达到天下太平，根本在于陛下的大德，我们有什么能力呢？只希望陛下有始有终，那么天下永远可以得到好处。”太宗又说：“我观察古代前朝拨乱的君主年龄都超过了四十岁，只有汉光武帝三十三岁。但是我十八岁就领兵，二十四岁平定天下，二十九岁升为天子，这就是武功胜过古代。我从年轻时就参军，没有空闲时间读书，贞观以来，手不释卷，明白了教育感化的根本办法，发现了治理国家的根源。施行了几年，天下大治，风俗习惯大变，儿子孝顺，臣子忠心，这又是文治胜过古代。过去周、秦以来各朝，外族向中国侵扰，现在外族跪拜投降，都作臣属，这又是安抚远邦胜过了古人。这三方面，我有什么德行可以承受得起？已经有了这样的功勋业绩，怎么能不考虑到要善始善终呢？' '
贞观十一年，太宗下诏说：“我听说死亡是生命的终止，是希望人复归自然；埋葬是隐藏尸体，是希望别人不能见到。古代遗留下来的风俗，没有听说要堆坟种树；后世传下的规矩，才使用棺掉。讥刺过分奢侈的人，是不喜欢他那巨大的浪费；赞美俭约节省的人，是贵重他没有危险。所以，唐尧是圣帝，葬在谷林，有在墓的四周种树作标记的传说；秦穆公是明君，葬在真泉宫不见坟堆在何处。孔子是孝子，在防这个地方合葬双亲有墓无坟堆；延陵季子是慈父，在赢、博之间远离家乡之地安葬儿子。这些人都心怀长远打算，有独特果断的明智，只是让死者在地下身体安适，不是想在千百年后显扬名声。及至阖间违背礼制，墓中用珍珠美玉作亮雁；秦始皇不守礼法，骊山墓中用水银造江海；季平子专断鲁国大权，死后用国君佩带的玛蟠装硷；恒魅独揽宋国政权，用石撑埋葬。这些人没有一个不是由于过多地贮藏金玉珠宝而加速了灾祸，由于使人觉得墓中有利可图而招来耻辱。墓室既已打开，以致尸体在墓穴中被焚烧；黄肠题凑被拆散，尸骸和黄肠木一起在旷野暴露。仔细思考过去的这些事情，难道不可悲吗？由此看来，奢侈的人可以当作警戒，节俭的人可以作为榜样。我处在全国最尊贵的地位，承接了百代帝王的弊端，不懂得考虑教化，半夜也恐惧忧虑。虽然埋葬死者的礼制详细地记载在《 仪礼》 中，禁止不合礼法的条文，写明在刑法下，但勋贵皇亲之家大多随从习俗，平民百姓之中也有奢侈浪费而败坏社会风气的。他们把铺张埋葬当作用礼埋葬死者，把修建高大的坟墓当作实行孝道，于是使衣裳棺撑，极尽雕刻的华丽；灵车葬器，尽量用金银珠玉作装饰。富贵人家超过法度而互相炫耀，贫穷人家用尽财产而无法办到。这只是破坏教化的规矩，对地下的死者毫无好处，为害已经很深了，应当把它废除。王公以下，到平民百姓，从今以后，送葬的器物有不依照法令规定的，切望各州、府、县的官员明确地加以检察，根据情节按法律定罪。在京城中的五品以上的官员及勋贵皇亲之家，仍然记录情况上奏。”
贞观十二年，太宗对侍臣说：“我在读书时发现前代帝王做过的好事，都尽力照着去做而不厌倦。我任用你们几位，确实认为你们是贤良的大臣。然而国家达到治理的程度比起三皇五帝时代，还是比不上，是什么道理呢？”魏微回答说：“现在四境外族顺从入贡，夭下平安无事，的确是从古以来没有过的盛况。然而自古以来，凡是刚登上宝座的帝王，都想振奋精神治理好国家，事迹可与尧、舜相比；等到他安乐时，就骄奢放纵，不能把好事做到底。凡是刚刚被任用的臣子，都想辅佐君王挽救时局，赶上翟、契的功绩；等到他们富贵了，就只图苟且保住官职爵位，不能把忠诚节操保持到底。假如君臣经常不松懈懒惰，各人都能坚持到底，就不用忧虑不能治理好天下，自然可以超过古代了。”太宗说：“确实如你说的这样。”
贞观十三年，魏微担心太宗不能最终保持俭朴节约，近几年又很喜欢奢侈放纵，上奏章规劝说：我观察古来的帝王接受天命建立王朝，都想把皇位传到万代，为留给子孙作打算。所以安坐在朝廷上垂衣拱手，对天下宣布政令。他谈论治国的方法，推崇质朴敦厚，抑制虚浮华丽；议论人物必定尊重忠诚贤良，轻视邪恶奸滑；讲述政治法度就杜绝奢侈浪费，崇尚俭朴节约；谈论物产就重视谷物布帛，轻贱珍宝奇玩。开始接受天命时，都遵循这些原则以达到政治清明；稍微安定之后，大多违反这些原则而败坏社会风俗。这是什么缘故呢？难道不就是因为处在极尊贵的地位，拥有天下的财富，说话没有谁敢不顺从，做的事别人都必须服从，公道被个人的情感所淹没，礼仪法度被嗜好欲望所损害的缘故吗？古话说：“不是知道它困难，是实行它困难；不是实行它困难；是坚持到底困难。”说的很实在啊！陛下二十岁左右，就大力拯救混乱的天下，平定了全国，开创了帝王的基业。贞观初年，正当陛下年青力壮之时，抑制减少嗜好欲望，亲自实行节俭，内外安乐宁静，于是出现了极清明的大治局面。论功劳就是商汤、周武王也不能相比；讲道德，就是与尧、舜相比也相差不远。我从自被提拔在陛下的左右，十余年来，常在讨论军国大计的地方侍候陛下，多次接受英明的指示。陛下时常赞许仁爱、正义的治理方法，坚持下去而不放弃；称许俭朴节约的志向，自始至终不改变。一句话可以使国家兴盛起来，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陛下的话音还在耳中回响，怎么敢忘记它呢？年以来，陛下稍微违背了原来的志向，敦厚纯朴的精神，能坚持到底了。谨把所了解到的，贞观初年，陛下不烦扰百姓，渐渐不列举在下面：没有贪欲，清明宁静的教化，远远遍及荒僻地区。现在来考察一下，这种风气渐渐丧失了。听陛下的言论，远远超过上古的英明帝王，论陛下的作为，还没有超过中等品德的君主。凭什么这样说呢？汉文帝、晋武帝都不是古代的英明帝王，汉文帝不接受干里马，晋武帝烧掉锥头毛制的裘。现在陛下却派人到万里之外去寻求骏马，去外国购买珍奇之，被沿途的百姓责怪，被外族所轻视，到底的第一条。这是陛下渐渐不能坚持衣物
过去，子贡向孔子请教治理人民的方法。孔子说：“要像用腐朽的缓绳驾驭六匹马的车子那样小心谨慎。”子贡问：“为什么这样担心呢？”孔子说：“不用仁义之道去引导人民，人民就会仇恨我，怎么不担心呢？”所以《 尚书》 上说：“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国家才安宁。”在人民之上的君王怎么能不谨慎呢？贞观初年，陛下对待人民就像对待自己身上的伤口一样，关心倍至，怜悯他们勤恳辛劳，爱护人民就像爱护自己的子女一样。自己总是保持简朴节约，没有营建什么宫室。近几年来，心思在奢侈纵欲方面，一下忘记了谦虚节俭，轻易地使用人力，还说：“百姓没有事干就会放纵，劳累就容易驾驭他们。”自古以来，没有由于百姓清闲安乐而造成国家倾覆败亡的，哪有反而害怕百姓放纵而故意去劳累他们的呢？恐怕这不是振兴国家的正确言论，又怎么是安抚人民的长远办法呢？这就是陛下渐渐不能坚持到底的第二条。
贞观初年，陛下减少自己的享受而使他人得到好处。到了现在，放纵个人的私欲而劳累人民。谦虚俭朴的作风一年年地改变，矜骄奢侈的性情一天天地不同。虽然口中不停地说着关心人民的话，心中却非常关切使自己快乐的事情。有时想营建宫室，担心臣下来规劝，就说：“如果不这样做，对我自身不方便。”碍于君臣的情面，臣下怎么能够再争谏呢？这是一意封住劝谏人的口，还能说是选择好的意见而照着实行吗？这就是陛下渐渐不能坚持到底的第三条。立身的成功与失败，在于一个人所接触的环境。接触兰草、白芷，或是接触鲍鱼，都会受到它们的影响。对亲近的人要谨慎，不能不认真思考。陛下在贞观初年，注意磨炼名誉节操，对人不偏私，只要贤良就接近，亲近爱护君子，疏远斥退小人，现在就不是这样了，轻率地押近小人，很有礼节地尊重君子。名为尊重君子，实际上是敬而远之；名为轻视小人，其实是亲热地接近他们；亲近小人就看不见他们的坏处，疏远君子就不知道他们的好处。不知道君子的好处，不用别人离间就会自己疏远他们；看不见小人的坏处，有时就会自己去亲热他们。亲热地接近小人，决不是国家达到治理的办法；疏远君子，难道是振兴国家的作风？这就是陛下渐渐不能坚持到底的第四条。
《 尚书》 上说：“不要做无益的事来损害有益的事，事业就能成功；不珍贵奇异的东西不轻视日常用品，人民才会富足。犬马不是本地生长的不要畜养，珍禽奇兽不要在都城中养育。”陛下在贞观初年，行动遵循尧、舜，抛弃黄金美玉，回复了淳朴的本性。近年以来，特别喜爱稀奇怪异的东西，难以获得的物品，再远也要弄到手；珍奇玩物的制作，没有停止的时候。陛下爱好奢侈浪费而希望群臣百姓敦厚俭朴，过多地兴办工、商业而求农人丰足厚实，这不可能办到已经很明显了。这就是陛下渐渐不能坚持到底的第五条。
贞观初年，陛下像口渴思饮那样访求贤人，珍惜别人举荐的人，相信并任用他们，发挥他们的长处，还担心他们不能充分发挥。近年以来，凭着心中的喜好和厌恶，有时众人说好而被举荐任用的人，只要一人低毁就抛弃他们；有时多年相信而任用的人，有时一旦怀疑就疏远他们。行为有一贯的做法，做事有一贯的表现。低毁举荐的人，不一定比被举荐的人可信；多年的作为，不应该一下子就否定。君子的胸怀，屡行仁义而发扬盛大的功德；小人的本性，喜欢挑拨是非为自己谋利。陛下不审查它的根源，而轻易地对它进行褒贬，这使得奉行道义的人一天天疏远，钻营利禄的人日益提拔，因此人人只求苟且无过，谁也不愿尽心竭力。这就是陛下渐渐不能坚持到底的第六条。陛下刚登上帝位，处在高位看得深远，力、事只求不烦扰百姓，心中没有l ] ＃好欲望。在内除去毕、一弋等猎具，在外禁绝一切打猎的根源。几年以后，就不能固守心志了。虽然没有一长时间的逸乐，有时也超过了天子一年三次田猎的礼制。于是使游猎的欢乐被百姓讥讽；猎鹰猎犬的贡献远到四境外族。有时候，教练武艺的地方，道路遥远，陛下清晨出去，深夜才回来，把驰骋当作欢乐，不考虑难以预料的变故和发生不测之祸，来得及挽救吗？这就是陛下渐渐不能坚持到底的第七条。
孔子说：“君王以礼节任用臣子，臣子用忠心事奉君王。”既然这样，那么君王对待臣子，礼义上不可微薄。陛下刚登上帝位，用恭敬的态度接近臣子，君王的恩惠向下流布，臣子的想法上达君王，君臣都想竭心尽力，心中没有什么隐讳。近年以来，有许多忽略了的地方。有的地方官充任使节，上奏事情来到朝廷，想见见天子，要陈述见到的事情，又不能和颜悦色地倾听，有所请求，又得不到恩准。有时由于臣子有不足之处，严责他的细小过失，这时，即使有聪敏善辩的才能，也无法表明他的忠诚，而希望上下一条心，君臣融洽，不也太难了吗？这就是陛下渐渐不能坚持到底的第八条。
骄傲不可滋长，私欲不可放纵，娱乐不可极度，意愿不可过分满足。这四点，前代帝王用来求得福运，通达事理的贤人用作深切的警戒。陛下在贞观初年，勤奋努力，不敢懈怠，委曲自己顺从他人，常常还觉得做得不够。近年以来，稍微有些骄傲放纵，仗恃功业伟大，心中轻视前代帝王，自负圣哲英明，心中看不起当代人物，这是骄傲在滋长。想要干什么，都要称心如意，即使有时控制情感听从规劝，始终也不能忘记想要干的事，这是私欲在放纵。志趣在嬉戏游乐，心情没有厌倦，虽然没有完全妨碍政事，但不再专心国家大事，这是过度的娱乐。天下安定，外族诚服，仍然在远方劳苦军队，向边远的外族进兵，这是过分地满足心愿。亲近的人迎合陛下旨意而不肯陈说，疏远的人畏惧君威而不敢规劝，如此积累下去而不停止，将要损害陛下高尚的品德。这就是陛下渐渐不能坚持到底的第九条。
过去陶唐、成汤的时代不是没有灾祸，称颂他们有极高道德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做事有始有终，无为而治没有私欲，遇到灾害就特别忧虑勤于政事，岁月平安也不矜骄不放纵的缘故。贞观初年，连年霜灾旱灾，京郊的百姓全都流向渔关外，扶老携幼，往返几年，没有一户人家逃亡，一人抱怨痛苦，这确实是因为百姓体会到陛下怜悯抚育他们的心怀，因此到死也没有逃离的人。近年以来，百姓被摇役弄得疲弊不堪，关中的百姓，劳苦疲困尤其厉害。各种手工工匠，结束服役期限后，全留下来继续受官府雇用；正在服役的士兵，大多调到京城去作别的事情。在乡间采购物资，接连不断，道路上押送物资的差夫一个接一个。已经有了弊端，百姓就容易被惊扰，如果由于水灾旱灾，谷麦没有收成，恐怕百姓的心，就不能像过去那样宁静安稳。这就是陛下渐渐不能坚持到底的第十条。
我听说：“祸福的降临没有定准，是人们自己招来的。”人们没有疏漏过失，怪异不会轻易发生。陛下统治天下已有十三年了，道义遍布全国，声威远播境外，年岁丰登，礼教兴盛，家家户户都为可以族表而喜悦，寂粟同水火一样容易得到。到了今年，自然灾害流行，炎热的气候造成了旱灾，遍及全国各地；凶恶的坏人犯上作乱，忽然发生在京城这样近的地方。上天会说什么呢？显现征兆，预先警告，这实在是陛下警惕畏惧、忧虑天下勤于政事的时候了。如果见到警诫而惊惧，选择好的意见照着办，如同周文王那样小心行事，像殷汤那样归罪于自己。前代帝王实现大治的办法，经常施行；目前败坏道德的事情，考虑改正，与天下一道除旧布新，改变人们的看法和说法，那么帝位可以万古流传，整个国家都很幸运，哪会有灾祸败亡的事情发生呢？那么国家的安全与危险从治理与混乱，决定于君王一人罢了。现在太平的基础已经达到像天那样高，像堆积九初高山，还差一筐土就成功了。千年难逢的好时期。时机很难再得。英明的君主可以做到而不做，这就是小臣忧思郁结胸中而长叹的原因。
我实在愚昧浅陋，不通晓政事的关键，略微列举所见到的十条，借以上达圣君的耳中。希望陛下采纳臣下愚妄的建议，把鄙陋之人的见解加以参考，期望有一点正确的意见，对君王的缺失有所补救，那么就是死了也像活着一样，甘心接受刑戮。奏章送上去，太宗对魏徽说：“臣子侍奉君主，顺从旨意容易，抵触君主的情感尤其困难。你作我的辅佐大臣，常常论述自己的想法献给我采纳。我现在知道有过失就能改正，也许能把好事做到底。如果我违背了你说的这些话，还有什么脸与你相见？又将用什么方法治理天下呢？自从得到你的奏章，我反复研究探求，深深感觉到你的言语有力道理正确，我就把它贴在屏风上，早晚恭恭敬敬地观看。又抄录下来交给史官，希望千年之后的人，知道君臣之间应遵守的准则。”于是太宗赏赐给魏徽十斤黄金，宫中的良马二匹。
贞观十四年，太宗对侍臣说：“平定天下，我虽然有这样的事业，如果守天下失去法度，功勋业绩仍然难以保持。秦始皇当初也平定了六国，占有了天下，到了晚年不能很好地保住江山，实在可以作为警诫。你们应当想着国家而忘掉私利，那么荣耀的名声和崇高的爵位，就能完美地保持到最终”。魏微回答说：“我听说，战胜容易，保持胜利困难。陛下深思远虑，安定时不忘危险，功勋业绩已很显著，道德教化又遍布全国，长期这样治理国家，国家就不会倾覆败亡了。”
贞观十六年，太宗问魏徽说：“我看近古帝王，有传帝位十代的，有传一代两代的，也有自身取得自身就失去的。我因此经常心中忧虑恐惧，有时担心抚养人民而人民没有得到妥善安置，有时又怕心里产生骄矜放纵的念头，喜怒超过限度，然而我自己不能察觉到，你可以给我讲一讲，我一定把它当作行动的准则。”魏微回答说：“嗜欲喜怒的情感，有修养的人和愚昧的人都是一样的。有修养的人能够节制感情，不让它超过限度；愚昧的人放纵感情，大多到了失去控制的程度。陛下的大德微妙高远，生活在平安中却想到危险，希望陛下能够经常控制自己，以保全坚持到最后的美名，那么万代都能得到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