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古者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左右二史，分尸其职。盖桓、文作霸，全L合同盟，春秋之时，事之大者也，而《尚书》｝列纪。秦师败绩，缪公诫誓，《尚书》之中，言之大者也，而《春秋》靡录。此则言、事有别，断可知矣。逮左氏为书，不遵古法，言之与事，同在传中。然而言事相兼，烦省合理，故使读者寻绎不倦，览讽忘疲。
【译文】
古代记言为《尚书》，记事为《春秋》，由左右二史分掌其职。齐桓公、晋文公为霸主，纠合同盟，这是春秋时的大事了，但《尚书》没有记载；秦国军队打败仗，缪公作戒誓，这是《尚书》中的重要言辞了，但《春秋》没有记录。这就是说记言、记事有别，由此断然可知了。到了左丘明著书，不遵从古法，言论和事迹，一起写入《传》中。但由于言与事相互兼顾，详略合理，所以使读者查询和诵读都不觉得疲倦劳累。
【原文】
至于《史》、《汉》则不然，凡所包举，务在恢博，文辞入记，繁富为多。是以贾谊、晃错、董仲舒、东方朔等传，唯止录言，罕逢载事。夫方述一事，得其纪纲，而隔以大篇，分其次序。遂令批阅之者，有所僧然。后史相承，不改其辙，交错分扰，古今是同。
【译文】
到了《史记》、登汉书》就不是这样了。它们统括一切，务求广博。记载人物的文章言辞，以繁富为美。所以贾谊、晃错、董仲舒、东方朔等人的传文，只是记录他们的言辞，难得记载其事迹。正在叙述一事，得到些大概，却有大段的文辞篇章把事情隔断，事情的顺序也被分开，因此使阅览者有些谱然。后来史书与之一脉相承，对这种方法不作改变，言和事交错混杂，古今都是如此。
【原文】
案迁、固列君臣于纪、传，统遗逸于表、志，虽篇名甚广，而言无独录。愚谓凡为史者，宜于表、志之外，更立一书。若人主之制、册、浩、令，群臣之章、表、移、檄瑟，收之纪传，悉入书部，题为“制册章表书’，，以类区别。他皆放此。亦犹志之有《礼乐志》、《刑法志》。
【译文】
司马迁、班固列君、臣于纪、传，纪、传中遗逸的统括于表、志，虽然篇名范围很广泛，但言论没有单独成篇。我认为凡是著史书的，应当在表、志之外，再立一个书部，如君主的制、册、浩、令，大臣们的章、表、移、檄之类，从纪传中剔出，一起并入书部，以《制策章表书》为标题，以不同种类相互区别。其它的全部仿照如此，也就像“志”中有《礼乐志》、《刑法志》那样。
【原文】
又诗人之什，自成一家，故风、雅、比、兴，非《三传》所取。自六义不作，文章生焉。若韦孟讽谏之诗，扬雄出师之颂，马卿之书封禅，贾谊之论过秦，诸如此文，皆施纪传。窃谓宜从古诗例，断入书中，亦犹《舜典》列《元首之歌》，《夏书》包《五子之咏》者也元。夫能使史体如是皿，庶几《春秋》、《尚书》之道备矣。
【译文】
还有，诗人的作品，自成一家。所以风、雅、颂、赋、比、兴，不在三传所取录的范围之内。自从赋诗言志的风气衰微，文章就产生了。如韦孟的讽谏之诗，扬雄的出师之颂，司马相如的《封禅书》、贾谊的《过秦论》，诸如此类的文章，都放在纪传里。我认为应当依据古代史书记载诗歌的方法，裁截到“书”类中去。也就像《尚书•舜典》中列入《元首之歌》，《夏书》中包容了《五子之咏》那样。假如能使史书体例如此，差不多《春秋》、《尚书》所建立的法则也就完备了。
【原文】
昔干宝议撰晋史，以为宜准丘明，其臣下委曲，仍为谱注。于时议者，莫不宗之。故前史之所未安，后史之所宜革。是用敢同有识，爱立兹篇，庶世之作者，睹其利害。如谓不然，请侯来哲。
【译文】
当年干宝拟议修撰《晋史》，认为应当根据左丘明的法则，那些大臣们的琐事事迹，仍然编入谱、表。当时舆论无不尊奉这种观点。所以前代史书中不很合适的地方，正是后代史书所应当改革之处。因此斗胆附和有识之士，写下此篇，希望世间的作者看到其间的利害关系。如果认为我不对，请等候将来的高明之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