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汉书•孝成纪》赞曰：“成帝善修容仪，升车正立，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临朝渊嘿，尊严若神，可谓穆穆天子之容貌矣。”又《五行志》曰：“成帝好微行，选期门郎及私奴客十余人，皆白衣袒幢，自称富平侯家。或乘小车，御者在茵上，或皆骑，出入远至旁县。故谷永谏曰：陛下昼夜在路，独与小人相随，乱服共坐，混淆无别。公卿百寮，不知陛下所在，积数年矣。”由斯而言，则成帝鱼服漫游，鸟集无度，虽外饰威重，而内肆轻薄，人君之望，不其网如。观孟坚《纪》、《志》所言，前后自相矛盾者矣。
【译文】
班国在《汉书•孝成本纪》中议论说：“成帝善于打扮自己的外表，登车时仍保持挺立的姿势，不回头向里面看，不快速说话，不指手画脚。临朝时不苟言笑，严肃得像一尊神像，可以说是一位有着端庄盛美容貌的天子。”然而，《汉书•五行志》中又说：“成帝喜欢便装出行，选调执掌出入护卫的期门郎与私人家的奴仆十多个人，都穿着白色的小褂子，戴着白色的头巾，自称是富平侯的家人。有时乘小车，驾车的人坐在草垫上。有时都骑马，远到别县去。所以，谷永劝谏说：“陛下白天黑夜都在路上，而且由一帮小人跟随着你一个人，穿着杂乱的衣服同坐在一起，分不清谁是君王，谁是小人。王公卿相，不知道陛下在什么地方。这种情况己经有好几年了。由此可见，成帝便服冶游，与小人晨夕相随而没有节制。虽然在外表上庄重严肃，而内心里却态意轻薄，作为君主的威望，并没有建立起来。看班固《汉书》的《纪》与《志》所说，前后是自相矛盾的。
【原文】
观太史公之创表也，于帝王则叙其子孙，于公侯则纪其年月，列行萦纤以相属，编字敢香而相排。虽燕越万里，而于径寸之内，犬牙可接；虽昭穆九代，而于方寸之中，雁行有叙。使读书者阅文便睹，举目可详，此其所以为快也。如班氏之《古今人表》者，唯以品藻贤愚，激扬善恶为务尔。既非国家递袭，禄位相承，而亦复界重行，狭书细字，比于他表、殆非其类软！盖人列古今，本殊表限，必吝而不去，则宜以志名篇。始自上上，终于下下，并当明为标榜，显列科条。以种类为篇章，持优劣为次第。仍每于篇后云，右若干品，凡若干人。亦犹地理志肇述京华，末陈边塞，先列州郡，后言户口也。
【译文】
司马迁所创造的以表的形式来表示史事，对于帝王来说，则在表上排列其子孙，对于公侯来说，则纪其年月。列行回曲但相连接，表中编排了很多字。北燕与南越虽然相距万里，然而，在表上不大的范围之内，交错连接。帝王传世虽然有很多代，但在表中一代一代地被排列。这样做，使读者一目了然，这也就是读者喜欢的原因。但是，班固的《古今人表》，却以鉴定贤愚等级，扬善贬恶为主要任务，并不是诸侯世袭、爵禄承继的情况，也还是栏目重叠，表格相连，又用小字书写，与其它史书的表相比，大概就不属于同一类的了。将古人今人都列在表上，这就超出了表的体制，如果一些人物舍不得弃去，就应该另化篇幅用志体书写。从上上类开始，到下下类结束，标列清楚，种类明晰。以种类划分篇章，按照人品的优劣排列顺序。之后，在每卷的右边说明是什么品级，有多少人。这就好象地理志先叙述首都，最后写边疆地区，先条列州郡，然后再谈户口一样。
【原文】
自汉已降，作者多门，虽新书已行，而旧录仍在。必校其事，则可得而言。按刘氏初兴，书唯陆贾而已。子长述楚汉之事，专据此书。譬夫行不由径，出不由户，未之闻也。然观迁之所载，往往与旧不同。如邮生之初渴沛公，高祖之长歌鸿鹊，非唯文句有别，遂乃事理皆殊。又韩王名信都，而辄去都留信，用使称其名姓，全与淮阴不别．班氏一准太史，曾无弛张，静言思之，深所未了。
【译文】
从汉朝以后，撰史的作者很多，虽然新的历史著作已经流行，而旧的历史著作仍然存在。要校核某一事情，可以通过旧的史著做到。汉代初兴时，写楚汉相争事的只有陆贾而已。司马迁叙述彼时的历史，应该根据陆贾的《楚汉春秋》。这就象从此地行走到彼地要靠道路，人从室内出去要通过门一样，而从未听说过有人不靠道路，而能到彼地，不通过门而能到室外。然而，看司马迁在《史记》中关于楚汉之争历史的记载，往往与陆贾的著作不同，如邮生初次渴见沛公、高祖给戚姬唱《鸿鹊歌》，不但句子有差异，情节思想也都不同。又如韩王名信都，然而，《史记》则去掉“都”保留信，使得称呼他的名和姓，则完全与淮阴侯韩信没有差别。班固完全因袭《史记》，无半点改变，静静地想想，对司马迁这一做法，实在是不得其解。
【原文】
司马迁之《叙传》也，始自初生，及乎行历，事无巨细，莫不备陈，可谓审矣。而竟不书其字者，岂墨生所谓大忘者乎？而班固仍其本传，了无损益，此又韩子所以致守株之说也。如固之为迁传也，其初宜云“迁字子长，冯诩阳夏人。其序日”云云。至于事终，则言其自叙如此。著述之体，不当如是耶？
马卿为《自叙传》，具在其集中。子长因录斯篇，即为列传，班氏仍旧，曾无改夺。固于马、扬传末，皆云迁、雄之自叙如此。至于《相如》篇下，独无此言。盖止凭太史之书，未见文园之集，故使言无画一，其例不纯。
【译文】
司马迁的《自叙传》，从他出生之时起，一直谈到他之后的经历，事不分大小，一律详细叙述。可以说是很周密全备的了。然而，居然没有写上自己的字，难道是墨生所说的为超级忘事之人吗？班固的《汉书•司马迁传》完全抄录他的《自叙传》，几乎没有任何增添或删减，这种做法即象韩非子所说的守株待兔。象班固为司马迁作传，开始应该说他“字子长，冯诩阳夏人。他的自叙说”等等，到了最后，则说他的《自叙传》就是这样写的。关于这方面的写作方法，不应该是这样的吗？
司马相如所作的《自叙传》，收在他的文集中。司马迁因而抄录了这一篇，即为列传，班固依袭这一内容，不进行任何改动。班固在司马迁、扬雄的传末，都说司马迁、扬雄的自叙就是这样。而在《司马相如传》末，却没有这样说。其原因是班固依凭的材料仅是司马迁的《史记》，没有见到司马相如的文集，因而使得体例不一致。
【原文】
《汉书•东方朔传》，委琐烦碎，不类诸篇。且不述其亡残岁时及子孙继嗣，正与司马相如、司马迁、扬雄传相类。寻其传体，必曼倩之自叙也。但班氏脱略，故世莫之知。
苏子卿父建行事甚寡，韦玄成父贤德业稍多。《汉书》编苏氏之传，则先以苏建标名；列韦相之篇，则不以韦贤冠首，并其失也。
【译文】
《汉书•东方朔传》的内容，琐碎烦杂，有小家子气，和其它传记不一样。而且没有说明何时死亡，亡时多大，子孙继嗣情况如何，这恰恰与司马相如、司马迁、扬雄传差不多。考其传的原体内容，一定是根据东方朔的自叙。然而，班固将自叙略去了，所以，世上再也无人知道了。
苏武的父亲苏建功业甚少，韦玄成的父亲韦贤业绩较多，然而，《汉书》在编写苏氏传时，却以苏建标名：列韦相国一家的传时，却又不以他父亲韦贤为首。这两篇传记的标名都失误。
【原文】
班固称项羽贼义帝，自取天亡。又云于公高门以待封，严母扫地以待丧。如固斯言，则深信夫天怨神怒，福善祸淫者矣。至于其赋《幽通》也，复以天命久定，非人理所移，故善恶无微，报施多爽，斯则同理异说，前后自相矛盾者焉。
【译文】
班固在《汉书》中说，项羽杀害义帝，触怒上天，才自取灭亡；又说于定国的父亲于公断狱公正，积有阴德，所以，早早地建高门以待子孙封侯；严延年的母亲见儿子滥杀罪人，回家打扫墓地以等待儿子事败。像班固这样的叙述，表明他深信人只要处事不当，使天怨神怒，就会有灾难降临。然而，他在《幽通赋》中又说，人的命运，上天早已定了下来，不是人能够改变得了的，所以，善的、恶的到后来并不能得到验证，报应多有差失。这表现了作者对待同一问题却有完全不同的说法，前后自相矛盾。
【原文】
或问，张辅著《班马优劣论》云：“迁叙三千年事，五十万言。固叙二百年事八十万言，是固不如迁也。斯言为是乎？”答曰：不然也。按《太史公书》，上起黄帝，下尽宗周，年代虽存，事迹殊略。至于战国已下，始有可观。然迁虽叙三千年事，其间详备者，唯汉兴七十余载而已。其省也则如彼，其烦也则如此，求诸折中，未见其宜。班氏《汉书》，全取《史记》仍去其《日者》、《仓公》等传，以为其事烦芜，不足编次故也。若使马迁异地而处，撰成《汉书》，将恐多言费辞，有逾班氏，安得以此而定其优劣耶？
【译文】
有人问道：“张辅在《班马优劣论》中说：‘司马迁叙述三千年间的事，才写了五十万字。班固叙述二百年间的事，却用了八十万字。由此可见，班固才能不如司马迁’，这话对吗？”我回答说：不能这样看。《史记》叙述的是从黄帝到周朝的历史。时代虽然存在，但事迹特别的少。到了战国之后，才有可观的历史内容。司马迁虽然叙述了三千年间的事，然而记载得详细全备的仅是汉朝建立之后的七十余年的历史。他略写汉之前的历史，详写汉初七十余年的历史，然而，如果将《史记》的字数用所记的时间进行平均，恐怕是不适当的。班固的《汉书》全袭用《史记》的有关内容，但弃去《日者传》与《仓公传》等，其原因是嫌这些传的内容烦芜。不配编入《汉书》中。如果将班固换成司马迁，由他撰写《汉书》，恐怕语言冗繁的毛病会超过班固。
【原文】
《汉书》断章，事终新室。如叔皮存没，时入中兴，而辄引与前书共编者，盖序传之常例者耳。荀悦既删略班史，勒成《汉纪》，而彪《论王命》，列在末篇。夫以规讽魄嚣，翼戴光武，忽以东都之事，摧居西汉之中。必如是，则《宾戏》、《幽通》，亦宜同载者矣。
【译文】
《汉书》叙事，截止到王莽之时。而班彪的生活经历，时间已经到了光武帝中兴汉室的时期，《汉书》的最后完成者将他的事迹编入书中，也是序传的常例。然而，荀悦把班氏史书删改成《汉纪》时，将班彪的《论王命》，竟列在正文的末篇．该文意在劝讽魄嚣，拥戴光武帝，很明显作于东汉。而荀悦居然将东汉的事情，提前到西汉。如果这样做是可行的话。那么，班固的《宾戏》、《幽通》二献也应该刊于其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