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百家之患，起于思而不学：世儒之患，起于学而不思；盖官师分而学不同于古人也。后王以谓儒术不可废，故立博士，置弟子，而设科取士，以为诵法先王者劝焉。盖其始也，以利禄劝儒术；而其究也，以儒术徇利禄；斯固不足言也。而儒宗硕师，由此辈出，则亦不可谓非朝廷风教之所植也。
夫人之情，不能无所歆而动，既已为之，则思力致其实，而求副乎名。中人以上，可以勉而企焉者也。学校科举，奔走千百才俊，岂无什一出于中人以上者哉？去古久远，不能学古人之所学，则既已诵习儒业，即为学之究竟矣。
而攻取之难，势亦倍于古人。故于专门攻习儒业者，苟果有以自见，而非一切庸俗所可几，吾无责焉耳。学博者长于考索，岂非道中之实积，而骛于博者，终身敝精劳神以徇之，不思博之何所取也？才雄者健于属文，岂非道体之发挥？而擅于文者，终身苦心焦思以构之，不思文之何所用也？言义理者似能思矣。而不知义理虚悬而无薄，则义理亦无当于道矣。此皆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也。程子曰：“凡事思所以然，天下第一学问。”人亦竟求所以然者思之乎？天下不能无风气，风气不能无循环，一阴一阳之道，见于气数者然也；所贵君子之学术，为能持世而救偏，一阴一阳之道，宜于调剂者然也。风气之开也，必有所以取，学问文辞与义理，所以不无偏重畸轻之故也，风气之成也，必有所以敝，人情趋时而好名，徇末而不知本也。是放开者虽不免于偏，必取其精者，为新气之迎；敝者纵名为正，必袭其伪者，为末流之托；此亦自然之势也。而世之言学者，不知持风气，而惟知徇风气，且谓非是不足邀誉焉，则亦弗思而已矣。
【 译文】
诸子百家的毛病，从仅仅思考而不学习产生；平常儒者的毛病，从仅仅学习而不思考产生。大概官员和教师职责分离后，学习的方式和古人不同了。后世帝王认为儒家的学术不可以废弃，因此建立博士，设置弟子，又设立科名录取士人，用这办法鼓励学习和效法上古帝王典籍的人。大概起初实行的时候，以利禄鼓励儒家的学术，而到了后来，以儒家的学术曲从利禄，这本来不值得谈论。而儒家宗师从这些人中产生，也就不能说不是朝廷的教化所培养出的。人的感情，不可能没有所羡慕的而无端感动，事情既然已经进行，就想努力取得实效，而寻求和名称符合。中等资质以上的人，是可以努力而达到的。在学校和科举考试中，奔走着成百成千的优秀人才，其中难道没有十分之一超过中等资质以上的人吗？距离古代久远，不可能学习古人所学习的，后人就早已把学习儒家的学业当作就是学习的全部范围了。而钻研并有所得的困难，势必也成倍于古人，因此对于专门钻研儒家学业的人，假如果真有成绩使自己显著，而不是一般平庸的人能够接近的，我不会责备他们。学间渊博的人擅长考索，难道不是道内部的切实积累？而追求渊博的人终生耗尽精神来献身，不考虑这样的渊博有什么用处。才能突出的人擅长作文章，难道不是对道本体的充分表达？而善于作文章的人一生费尽心思来构造，不考虑这样的文章有什么用处。谈论义理的人好像能思考了，却不知道如果义理凭空设想而没有依附，那么，义理也不会符合道。他们都是只知道是这样，而不知道是这样的原因。程子说：“凡事思考事情的根缘，是天下第一等学问。”人们为什么不探求事情的原因而思考呢？天下不可能没有风气，风气不可能没有循环，这是一阴一阳变化的道在命运中的显示。君子的学术值得重视，是因为能够扶持世风纠正偏向，这是一阴一阳变化的道适用于调整。一种风气开创的时候，必然有被采用的事物，因此，学问、文辞和义理，不可能没有或重或轻的偏颇。一种风气形成的时候，必然有使它衰败的因素，人情迎合时风而喜爱名声，曲从不重要的而不知道主要的。因此，开创风气的虽然不免偏颇，却必然吸取那精华，作为新风气的先导；使其衰败的即使号称正确，却必然沿袭虚假的东西，作为末流的依托；这也是自然的趋向。而世．卜谈论学术的人，不知道扶持风气，却只知道曲从风气，并且认为不这样就不能够求取声誉，就也是不思考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