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之书，其流已久，盖与六艺先后杂出。古人文无定体，经史亦无分科。《春秋》三家之传，各记所闻，依经起义，虽谓之记可也。经《礼》二戴之记，各传其说，附经而行，虽谓之传可也。其后支分派别，至于近代，始以录人物者，区为之传：叙事迹者，区为之记。盖亦以集部繁兴，人自生其分别，不知其然而然，遂若天经地义之不可移易。此类甚多，学者生于后世，苟无伤于义理，从众可也。然如虞预《妒记》、《襄阳耆旧记》之类，叙人何尝不称记？《龟策》、《西域》诸传，述事何尝不称传？大抵为典为经，皆是有德有位，纲纪人伦之所制作，今之六艺是也。夫子有德无位，则述而不作，故《论语》、《孝经》，皆为传而非经，而《易。系》亦止称为《大传》。其后悉列为经，诸儒尊夫子之文，而使之有以别于后儒之传记尔。
周末儒者，及于汉初，皆知著述之事，不可自命经纶，蹈于妄作；又自以立说，当禀圣经以为宗主，遂以所见所闻，各笔于书而为传记。若二《礼》诸记，《诗》、《书》、《易》、《春秋》诸传是也。盖皆依经起义，其实各自为书，与后世笺注自不同也。后世专门学衰，集体日盛，叙人述事、各有散篇，亦取传记为名，附于古人传记专家之义尔。明自嘉靖而后，论文各分门户，其有好为高论者，辄言传乃史职，身非史官，岂可为人作传？世之无定识而强解事者，群焉和之，以谓于古未之前闻。夫后世文字，于古无有，而相率而为之者，集部纷纷，大率皆是。若传则本非史家所创，马、班以前，早有其文。孟子答苑囿汤、武之事，皆曰：“于传有之。”彼时并未有纪传之史，岂史官之文乎！今必以为不居史职，不宜为传，试问传记有何分别？
不为经师，又岂宜更为记耶？记无所嫌，而传为厉禁，则是重史而轻经也。
文章宗旨，著述体裁，称为例义。今之作家，昧焉而不察者多矣。独于此等无可疑者，辄为无理之拘牵，殆如村俚巫妪，妄说阴阳禁忌，愚民举措为难矣。明末之人，思而不学，其为瞽说，可胜唾哉！今之论文章者，乃又学而不思，反袭其说，以矜有识，是为吉所愚也。
辨职之言，尤为不明事理。如通行传记，尽人可为，自无论经师与史官矣。必拘拘于正史列传，而始可为传，则虽身居史职，苟非专撰一史，又岂可别自为私传耶？若但为应人之请，便与撰传，无以异于世人所撰。惟他人不居是官，例不得为，己居其官，即可为之，一似官府文书之须印信者然。
是将以史官为胥吏，而以应人之传，为倚官府而舞文之具也，说尤不可通矣。
道听之徒，乃谓此言出大兴朱先生，不知此乃明末之矫论，持门户以攻王、李者也。
朱先生尝言：“见生之人，不当作传。”自是正理。但观于古人，则不尽然。按《三国志》庞淯母赵娥，为父报仇杀人，注引皇甫《烈女传》云：“故黄门侍郎安定梁宽为其作传。”是生存之人，古人未尝不为立传。李翱撰《杨烈妇传》，彼时杨尚生存。恐古人似此者不乏。盖包举一生而为之传，《史》、《汉》列传体也；随举一事而为之传，《左氏》传经体也：朱先生言，乃专指列传一体尔。
邵念鲁与家太詹，尝辨古人之撰私传，曰：“子独不闻邓禹之传，范氏固有本欤？”按此不特范氏，陈寿《三国志》，裴注引东京、魏、晋诸家私传相证明者，凡数十家。即见于隋、唐《经籍》、《艺文志》者，如《东方朔传》、《陆先生传》之类，亦不一而足，事固不待辨也。彼挟兔园之册，但见昭明《文选》、唐宋八家鲜入此体，遂谓天下之书，不复可旁证尔。
往者聘撰《湖北通志》，因恃督府深知，遂用别识心裁，勒为三家之学。
人物一门，全用正史列传之例，撰述为篇。而隋、唐以前，史传昭著，无可参互详略施笔削者，则但揭姓名，为《人物表》。说详本篇《序例》。其诸史本传，悉入《文征》，以备案检。所谓三家之学，《文征》以拟《文选》。
其于撰述义例，精而当矣。时有佥人，穷于宦拙，求余荐入书局，无功冒餐给矣。值督府左迁，小人涎利构谗，群刺蜂起，当事惑之，檄委其人校正。
余方恃其由余荐也，而不虞其背德反噬，昧其平昔所服膺者，而作■张以罔上也。别有专篇辨例。乃曰《文征》例仿《文选》、《文苑》，《文选》、《文苑》本无传体，因举《何蕃》、《李赤》、《毛颖》、《宋清》诸传，出于游戏投赠，不可入正传也。上官乃亟赞其有学识也，而又阴主其说，匿不使余知也。噫！《文苑英华》有传五卷，盖七百九十有二，至于七百九十有六，其中正传之体，公卿则有兵部尚书梁公李岘，节钺则有东川节度卢坦，皆李华撰传。文学如陈子昂，卢藏用撰传。节操如李绅，沈亚之撰传。贞烈如杨妇、李翱。窦女，杜牧。合于史家正传例者，凡十余篇，而谓《文苑》无正传体，真丧心矣！
宋人编辑《文苑》，类例固有未尽，然非佥人所能知也。即传体之所采，盖有排丽如碑志者，庾信《邱乃敷敦崇传》之类。自述非正体者，《陆文学自传》之类。立言有寄托者，《王承福传》之类。借名存讽刺者，《宋清传》之类。投赠类序引者，《强居士传》之类。俳谐为游戏者，《毛颖传》之类。
亦次于诸正传中；不如李汉集韩氏文，以《何蕃传》入杂著，以《毛颖传》入杂文，义例乃皎然矣。
【 译文】
传与记这两类书，起源很早，大概与六经先后相间而出。古人文章没有固定的体裁，经书、史书也不分家。《 春秋》 有左氏、谷梁、公羊三家传，各记所闻，依据经文来确立观点内容，即使称它为“记”也行。《礼经》 有大、小二戴《 礼记》 ，各自传授自己的学说，依附于经文而流传，就是把它称作“传”也是可以的。后来逐渐产生出各种流派，到了近代，开始把记载人物的区分为传，叙述事迹的区分为记。大概因为集部著作繁荣起来了，人们自然也对传记进行分类区别，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却这样做了，于是便认为这就像天经地义一般不可改变。此类情况甚多，如果不妨害儒家义理，那么从众随俗也是可以的。但是像虞预的《 妒记》 、习凿齿的《 襄阳者旧记》 这类典籍，记叙人物又何尝不是称作记呢？《 史记》 的《 龟策传》 、《 汉书》 的《 西域传》 这些史传，叙述事情又何尝不是称作传呢？大致上称为典和经的，都是有德行有地位的人为治国安邦而撰写的，现在的六经就是这类作品。孔夫子有德行而无地位，便只传述而不创作，所以《 论语》 、《 孝经》 ，都是传而不是经，而《 易• 系辞》 也只称为《 大传》 。后来全归人经书之列，只是儒生们为了尊崇孔夫子的文章，使它与后世儒生所作的传记有所区别罢了。东周末期直到西汉初年的儒者，都知道著述之事，不可自命为治理天下之才，而陷人妄作的泥坑；又认为立说应当察承儒家经典，以经典为准则，于是各自把所见所闻，都载人书中而作为传记，如二戴《 礼记》 及《 诗》 、《 书》 、《 易》 、《 春秋》 等各家的传都是例证。这类著作虽然都是依据经文确立文义，其实是各自别为一书，与后代的笺注自不相同。后代师徒相传的专门之学已经衰落，集部著作日益兴盛，记载人物叙述事情，各自都有独立成篇的文章，也采用“传”、“记”作为篇名，这不过是依附于古人传记属于专门之学的范畴罢了。明代自嘉靖以后，评论文章各分门派，其中有好发高见的人，便说作传是史官的职责，自己不是史官，怎么可以为他人写传呢？世上那些没有主见而又不懂装懂的人，于是一起随声附和，认为身非史官而为人作传是前所未闻的事情。后世的一些文章，古代没有而世人却接连不断地写个不停，纷繁复杂的集部著作，大致都是这类作品．至于传体原本并非史家所独创，司马迁、班固之前，早就有了这种文章。孟子回答弟子询问关于因圃和商汤、周武王的事情，都说：“在传当中有记载。”那时并没有纪传体的史书，难道是史官的文章吗？现在一定要说不担任史官的职务，就不适宜作传，试问传与记有何区别？不是经师的人，难道又适宜作记吗？记没有什么禁忌而传则严加限制，那么这是看重史书而轻视经书的表现。文章的宗旨，著述的体裁，称为义例。现在的著作家们，对此糊里糊涂而不加分辨的人很多，却单单对这些毫无疑间的事情，总是作些无理的纠缠，简直就像乡村的巫婆胡说阴阳禁忌，令无知的百姓处处感到手足无措。明朝末年的人，喜欢思辨而不好读书，他们的糊涂言论，可谓唾不胜唾！现今评论文章的人，却又只顾读书而不思考，反而沿袭他们的谬论而自夸见多识广，这是受了古人的愚弄。
有关分辨职业的观点，尤其不明事理。如通行的传记，每个人都可以写，自不必讲究是否是经师与史官。一定要拘泥于正史列传才可称为传，那么即使是身居史官之职，如果不是专门撰写某一史书，又怎么可以另外撰写私传呢？如果只是为了满足他人的请求，便替他们作传，那就与世人所作的传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他人不在史官的位置上，照例不得作传，自己身居此职，便可为人作传，这简直就像官府的文书必须盖公章那样。这是把史官当作官府中的办事员，把应人之请作传当作依靠官府来舞文弄墨的工具，这种说法尤其不通。有些人道听途说，竟说此言出于大兴朱先生，不知道这是明末之人的虚妄之说，是出于门派之见用来攻击王世贞、李攀龙的。
朱先生曾经说过：“活着的人，不应该为他作传。”这自然是正确的。但从古人来看，也并非全都如此。考察一下《 三国志》 所载庞清的母亲赵娥为父亲报仇而杀死了仇人，裴松之在注释中引皇甫谧的《 烈女传》 说：“已故的黄门侍郎安定人梁宽为她作了传。”那么对健在之人，古人也未尝不为之立传。李翱撰写《 杨烈妇传》 ，当时杨氏也还活着，恐怕古人中像这类例子并不缺乏。总括一生而为之立传，这是《 史记》 、碳汉书》 列传的体例；随意选取一件事情而为之作传，这是左氏依据《 春秋》 经作传的体例。朱先生的话，是专指正史列传这一体例而言的。
邵念鲁与章太詹曾经讨论过古人撰写私传的问题，邵念鲁说：“您难道没听说邓禹的传，作者范哗原本是有私传作依据的吗？”考察此类情形也不只范氏是这样，陈寿的《 三国志》 ，裴松之注文中引用东汉、魏、晋诸家私传来进行互相证明的共有数十家，就是见于《 隋书，经籍志》 与《 旧唐书• 经籍志》 、《 新唐书• 艺文志》 的，如《 东方朔传》 、《 陆先生传》 之类的，也不一而足，此事自然不须多辨。那些人捧着儿童启蒙读物，只见昭明太子的《 文选》 与唐宋八大家中很少有这种文体，于是便认为天下的书中就再也找不到可以旁证的材料了。
过去我受聘主持撰写《 湖北通志》 ，因仗着总督大人对我的深刻了解和信任，于是就别出心裁，把《 通志》 撰成三家之学。人物这一门类，全用正史列传的体例，各自撰写成篇。隋、唐以前的人物，史传上记载得非常清楚，没有什么可用来补充详略进行删削的，则只提出姓名列为《 人物表》 。此说详见《 人物表• 序例》 。他们在正史中的本传，全部归人《 文征》 以备考查。所谓三家之学，《 文征》 是模仿《 文选》 设立的。这在撰述义例上，是精审而妥当的。当时有个小人，仕途潦倒，求我推荐进入书局，不过是滥竿充数白吃干饭而已。恰逢总督降职离任，一些小人为个人私利而恶意毁谤，指责中伤蜂拥而起，当权者也受此迷惑，下文委任那个人进行校正。我正仗着他是由我推荐来的人，而没料到他忘恩负义反咬一口，抛弃平素所信服的见解而弄些胡说八道的东西来蒙骗上司。另有专篇《 湖北通志辫例》 。竟然说：“《 文征》 的体例是模仿《 文选》 、《 文苑英华》 的，而《 文选》 、《 文苑英华》 原本没有‘传’这种体裁。”于是举出《 何蕃传》 、《 李赤传》、《 毛颖传》 、《宋清传》 等等，认为这些传都出于游戏投赠，不可归人正传之列。上司于是极力夸赞他富有学识，私下又主张此说，隐瞒起来不让我知道。呀！《 文苑英华》 有传五卷，从七百九十二卷到七百九十六卷，其中属于正传之体的，公卿大臣方面有兵部尚书梁公李岘，方镇将帅方面有剑南东川节度使卢坦，都是李华写的传。文学方面有陈子昂，卢藏用作传。节操方面有李绅，沈亚之作传。烈女方面有妇人杨氏，李翱撰写。窦氏女，杜牧撰写。符合史家正传体例的共有十余篇，而此人却说《 文苑英华》 中没有正传之体，真是丧失了心智！
宋朝人编辑《 文苑英华》 ，在分类体例上固然还有不尽完善的地方，但这不是小人所能知道的。如书中所选录的传体，有的铺排骄丽如同碑刻墓志，如皮信的《 丘乃敷教崇传》 之类。有的是作者记述自己，不属于正统的传体，如《 陆文学自传》 之类。有的文字含有作者的寄托，如《 王承福传》 之类。有的假托此名而意在讽刺，如《 宋清传》 之类。有的赠文犹如序引，如《 强居士传》 之类。有的诙谐滑稽实为游戏，如《 毛颖传》 之类。也都编在那些正传之中；不像李汉编次韩愈文集，把《 何蕃传》 归人杂著，把《 毛颖传》 列人杂文，这样义例便一清二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