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之兴也，其当文章升降之交乎？古者朝有典谟，官存法令，风诗采之闾里，敷奏登之庙堂，未有人自为书，家存一说者也。刘向校书，叙录诸子百家，皆云出于古老某官某氏之掌，是古无私门著述之征也。余详外篇。自治学分途，百家风起，周、秦诸子之学，不胜纷纷，识者已病道术之裂矣。
然专门传家之业，未尝欲以文名，苟足显其业，而可以传授于其徒，诸子俱有学徒传授，《管》、《晏》二子书，多记其身后事，《庄子》亦记其将死之言，《韩非。存韩》之终以李斯驳议，皆非本人所撰。盖为其学者，各据闻见而附益之尔。则其说亦遂止于是，而未尝有参差庞杂之文也。两汉文章渐富，为著作之始衰。然贾生奏议，编入《新书》；即《贾子书》。唐《集贤书目》始有《新书》之名。相如词赋，但记篇目；《艺文志》《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次《屈原赋》二十五篇之后，而叙录总云，诗赋一百六家，一千三百一十八篇。盖各为一家言，与《离骚》等。皆成一家之言，与诸子未甚相远，初未尝有汇次诸体，裒焉而为文集者也。自东京以降，讫乎建安、黄初之间，文章繁矣。然范、陈二史，《文苑传》始于《后汉书》。所次文士诸传，识其文笔，皆云所著诗、赋、碑、箴、颂、诔若干篇，而不云文集若干卷，则文集之实已具，而文集之名犹未立也。《隋志》：“别集之名，《东京》所创。”盖未深考。自挚虞创为《文章流别》，学者便之，于是别聚古人之作，标为别集。则文集之名，实仿于晋代。陈寿定《诸葛亮集》二十四篇，本云《诸葛亮故事》，其篇目载《三国志》，亦子书之体。而《晋书。陈寿传》云，定《诸葛集》，寿于目录标题，亦称《诸葛氏集》，盖俗误云。而后世应酬牵率之作，决科俳优之文，亦泛滥横裂，而争附别集之名，是诚刘《略》所不能收，班《志》所无可附；而所为之文，亦矜情饰貌，矛盾参差，非复专门名家之语无旁出也。夫治学分而诸子出，公私之交也；言行殊而文集兴，诚伪之判也。势屡变则屡卑，文愈繁则愈乱。苟有好学深思之士，因文以求立言之质，因散而求会同之归，则三变而古学可兴，惜乎循流者忘源，而溺名者丧实，二缶犹且以钟惑，况滔滔之靡有底极者！
昔者向、歆父子之条别，其《周官》之遗法乎？聚古今文字而别其家，合天下学术而守于官，非历代相传有定式，则西汉之末，无由直溯周、秦之源也。《艺文志》有录无书者，亦归其类，则刘向以前必有传授矣。且《七略》分家，亦未有确据，当是刘氏失其传。班《志》而后，纷纷著录者，或合或离，不知宗要；其书既不尽传，则其部次之得失，叙录之善否，亦无从而悉考也。苟勖《中经》有四部，诗赋图赞，与汲冢之书归丁部。王俭《七志》，以诗赋为文翰志，而介于诸子军书之间，则集部之渐日开，而尚未居然列专目也。至阮孝绪撰《七录》，惟技术、佛、道分三类，而经典、纪传、子兵、文集之四录，已全为唐人经、史、子、集之权舆；是集部著录，实仿于萧梁，而古学源流，至此为一变，亦其时势为之也。呜呼！著作衰而有文集，典故穷而有类书。学者贪于简阅之易，而不知实学之衰；狃于易成之名，而不知大道之散。江河日下，豪杰之士，从狂澜既倒之后，而欲障百川于东流，其不为举世所非笑，而指目牵引为言词，何可得耶？
且名者，实之宾也；类者，例所起也。古人有专家之学，而后有专门之书；有专门之书，而后有专门之授受。郑樵盖尝云尔。即类求书，因流溯源，部次之法明，虽三坟五典，可坐而致也。自校雠失传，而文集类书之学起，一编之中，先自不胜其庞杂；后之兴者，何从而窥古人之大体哉？夫《楚词》，屈原一家之书也，自《七录》初收于集部，《隋志》特表《楚词》类，因并总集别集为三类，遂为著录诸家之成法。充其义例，则相如之赋，苏、李之五言，枚生之《七发》，亦当别标一目，而为赋类、五言类、《七发》类矣。
总集别集之称，何足以配之？其源之滥，实始词赋不列专家，而文人有别集也。《文心雕龙》，刘勰专门之书也。自《集贤书目》收为总集，《隋志》已然。《唐志》乃并《史通》、《文章龟鉴》、《史汉异义》为一类，遂为郑略、马《考》诸子之通规。《郑志》以《史通》入通史类，以《雕龙》入《文集》类。夫渔仲校雠，义例最精，犹舛误若此，则俗学之传习已久也。
充其义例，则魏文《典论》，葛洪《史钞》，张骘《文士传》，《典论。论文》如《雕龙》，《史钞》如《史汉异义》，《文士传》如《文章龟鉴》，类皆相似。亦当混合而入总集矣，史部子部之目何得而分之？《典论》，子类也；《史钞》、《文士传》，史类也。其例之混实由文集难定专门，而似者可乱真也。著录既无源流，作者标题，遂无定法。郎蔚之《诸州图经集》，则史部地理而有集名矣；《隋志》所收。王方庆《宝章集》，则经部小学而有集名矣；《唐志》所收。玄觉《永嘉集》，则子部释家而有集名矣。《唐志》所收。百家杂艺之末流，识既庸暗，文复鄙俚，或抄撮古人，或自明小数，本非集类，而纷纷称集者，何足胜道？虽曾氏《隆平集》，亦从流俗，当改为传志，乃为相称。然则三集既兴，九流必混，学术之迷，岂特黎丘有鬼，歧路亡羊而已耶？
【 译文】
文集的兴起，大概正当文章盛衰变化之际吧。古时侯朝廷有《 尚书》 一类的经典，官府有法令制度，民歌采自民间间巷，奏章上呈给皇帝，没有个人独自写书，人人自创一说的情况。刘向校书，为诸子百家撰写提要，都指明是出于古代某官某氏主管，这是古代没有私家著述的一个证明。其余详见外篇。自从政治与学术分道扬镰，诸子百家如风起云涌，周、秦诸子学说，不胜纷纷扰扰，有识之士对治道与学术分裂的情形己经有过不满。但那些世代相传的专门学说，并未曾想用文章来扬名。如果足以表现他的学说而可以传授给他的弟子，诸子都有弟子传授，《 管子》 、《 姜子》 两部书多记载有他们身后的事情，《 庄子》 也记载了他临死的话，《 韩非子。存韩篇》 以李斯的驳议殿后，都不是本人所撰。大概是继承他们的学说的弟于，各自根据自己的见闻而增添进去的。那么他的学说也只限于在弟子中流传，而未曾有那些参差抵梧、庞杂混乱的文章。两汉时期文章渐渐丰富起来，这正是著作开始衰落的时侯。然而贾谊的奏议，编人《 新书》 ，即《 贾子书》 ，唐代《 集赞书目》 上才开始有《 新书》 之名。司马相如的词赋，只记篇目，《 汉书• 艺文志》 载《 司马相如斌》 二十九篇，编排在《 屈原斌》 二十五篇之后，而《 艺文志• 诗斌略序》 总称诗斌一百零六家，一千三百一十八篇，大概各自都被看作是一家之言，与《 离骚》 等同。都自成二家之言，与诸子相去不是太远，原本未曾有汇纂各种文体，聚在一起而编为文集的。自从东汉之后，到建安、黄初之间，文章已经很繁盛了，但范哗、陈寿的两部史书，《 文苑传》 开始于《 后汉书》 。所编纂的那些文人列传，记载他们的文章，都说所著诗、赋、碑、篇、颂、诛若干篇，而不说文集若干卷，那么可说文集之实已经具备，而文集之名尚未确立。《 隋书• 经籍志》 说：“别集之名，是东汉所创立的。”大概没有深入考察。自从挚虞首创《 文章流别集》 这种形式，学者感到很方便，于是另外汇聚古人的作品，标为“别集”，那么文集的名称，实际上始于晋代。陈寿编定《 诸葛亮集》 二十四篇，本来名为《 诸葛亮故事》 ，其篇目载于《 三国志• 蜀书• 诸葛亮传》 ，也是子书的体例。而《 晋书• 陈寿传》 则说定名为《 诸葛集》 ，陈寿在目录标题上也称为《 诸葛氏集》 ，大概是世俗误传。而后世应酬草率的作品，科举策问、戏谑逗笑的文辞，也泛滥成灾而争相依附在文集的名称之下，这诚然是刘欲的《 七略》 所不能收，班固的《 汉书• 艺文志》 所无可附加的。而他们所作的文章，也矜夸修饰、矫揉造作，参差矛盾，不再象有专门传授而能自成一家者的言辞那样没有旁门左道的东西。政治与学术分离便产生了诸子百家，这正当公私交替之际；言辞与行动不一致便出现了文集，这是真诚与虚假区分的标志。形势屡变则屡衰，文章越繁就越乱。如果有好学深思的人，根据文章来探求创立学说的目的，根据分离来寻求回归会合的途径，那么经历三次变革便可以复兴古学。可惜的是，沿水流而行者忘记了它的源头，沉溺于名分者丢掉了它的实质，对二击与一钟的容量大小犹且感到疑惑，又何况面对那些滔滔不绝而漫无边际的问题呢。
过去，刘向、刘欲父子对群书进行分类整理，大概是《 周礼》 遗传下来的方法吧互聚集起古今的文字来辨别它们的学术流派，会合天下的学术而由官府掌管，如果不是历代相传有固定的方式，那么在西汉末年，便无从直溯到周、秦的源头。《 汉书• 艺文志》 中有目录而无书的也将它归了类，那么刘向以前一定是有传授的。但是《 七略》 对各家的分类也没有说明确凿的根据于当是从刘氏开始失传的。班固《 艺文志》 之后，纷纷纭纭的目录著作，著录分类或合或离，不知宗旨。既然那些书没有全部流传下来，那么它们分类编排的得失，著录的完善与否，也无从详细考察了。荀励《 中经》 有四部分类，诗赋、图赞与汲家书归人丁部；王俭《 七志》 以诗赋为“文翰志”，介于诸子与兵书之间，那么可见集部的演变正在逐渐定型，但尚未明显标出专门的名称。到阮孝绪撰《 七录》 ，对方技历法、佛教、道教等分为三类，而“经典”、“纪传”、“子兵”、“文集”等四录，则己经完全成了唐人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的开始。这样看来集部的著录实际上开始于萧梁时代，而古代学术的源流，至此出现一次巨变，这也是那个时代的形势所造成的。唉1 著作衰落因而有了文集，典故陷人了窘境便有了类书。学者贪图于检阅的便利，却不知实学的衰退，习惯于容易成就的虚名，’而不知儒家大道的衰落。江河日下，豪杰之士，在狂澜既倒之后，要想阻挡滔滔东流的江河，他们不为举世所非难讥笑，不被众人指指点点而留下话柄，又怎么能够避免呢？
况且名称，是服从于内容的；类别，是依据体例而确定的。古人有独立门户、世代传习的学问，然后才有自成一家的著作；有自成一家的著作，然后才有专门的传授学习。郑樵曾经这样说过。根据门类来探求书的内容，沿着水流来追溯源头，分类编排的方法明确了，即使是远古时代的三坟五典，也可以毫不费力地找到它。自从校雄学失传而文集、类书兴起之后，一册之中，先已不胜庞杂，后世的人，又从哪里能窥见古人著述的重要义理呢？《 楚词》 ，是屈原一家之书。自从《 七录》 开始收归集部，《 隋书• 经籍志》 特地标明“楚词”类，因而与“总集”、“别集”并列为集部的三类，于是便成了诸家著录的固定法式。推衍它的义例，那么司马相如的赋，苏武、李陵的五言诗，枚乘的《 七发》 ，也应当另外标明类目，称为赋类、五言类、七发类了，总集、别集的名称哪能完全与之相配呢？校雌学源头的泛滥无边，实际上是从词赋不列为专门的一家而文人各有别集开始的。《 文心雕龙》 ，是刘耙自成一家的著作。自从《 集贤书目》 收人总集之后，《 隋书• 经籍志》 已经如此。《 新唐书• 艺文志》 便把它与《 史通》 、《 文章龟鉴》 、《 史汉异义》 合为一类，于是成了郑樵《 通志• 艺文略》 、马端临《 文献通考• 经籍考》 诸书著录的通则。郑樵《 通志》 把《 史通》 归入通史类，把《 文心雄龙》 归入文集类。渔仲对于校钵，义例最力精审，仍有这样的讹误，那么可见世俗目录学的传习已经很久了。推衍它的义例，那么魏文帝的《 典论》 ，葛洪的《 史钞》 ，张鹭的《 文士传》 ，《 典论• 论文篇》 如《 文心雕龙》 ，《 史钞》 如《 史汉异义》 ，《 文士传》 知《 文章龟鉴》 ．类别都很相似。也应当混合起来归人总集了。史部、子部的类别怎么能够区分开呢？《 典论》 ，属于子类；《 史妙》 、《 文士传》 ，属于史类。著录义例的混乱，实在是由于文集难以确定为专门的一类，而貌似者又可以乱真造成的。著录既然没有源流可寻，作者标立书名，便没有固定的方法。郎蔚之的《 诸州图经集》 ，本属于史部地理类著作而用了文集之名；为《 隋书• 经籍志》 所收。王方庆的《 宝章集》 ，则为经部小学类著作而用了文集之名；为《 新唐书，艺文志》 所收。玄觉的《 永嘉集》 ，则为子部释家书而用了文集之名。为《 新唐书• 艺文志》 所收。百家杂说及各种技艺的末流之辈，见识既平庸肤浅，文辞又鄙陋粗俗，或者是摘抄古人的东西，或者是说明自已的一个雕虫小技，本不属于集部却纷纷争着以“集”来命名的著作，哪里值得一一列举呢。即使是曾氏的《 隆平集》 ，也顺从世俗以“集”命名，应当改为传或．志，才算相称．但是集部的三类既已产生，各家学说必然混杂难辨，学术上的迷惑混乱，难道只是像黎丘有鬼、歧路亡羊那样简单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