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浑然而无名者也。三垣、七曜、二十八宿、一十二次、三百六十五度、黄道、赤道、历家强名之以纪数尔。古今以来，合之为文质损益，分之为学业事功，文章性命。当其始也，但有见于当然，而为乎其所不得不为，浑然无定名也。其分条别类，而名文名质，名为学业事功，文章性命，而不可合并者，皆因偏救弊，有所举而诏示于人，不得已而强为之名，定趋向尔。
后人不察其故而徇于其名，以谓是可自命其流品，而纷纷有入主出奴之势焉。
汉学宋学之交讥，训诂辞章之互诋，德性学问之纷争，是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
学业将以经世也，如治历者，尽人功以求合于天行而已矣，初不自为意必也。其前人所略而后人详之，前人所无而后人创之，前人所习而后人更之，譬若《月令》中星不可同于《尧典》，太初历法不可同于《月令》，要于适当其宜而可矣。周公承文、武之后，而身为冢宰，故制作礼乐，为一代成宪。
孔子生于衰世，有德无位，故述而不作，以明先王之大道。孟子当处士横议之时，故力距杨、墨，以尊孔子之传述。韩子当佛老炽盛之时，故推明圣道，以正天下之学术。程、朱当末学忘本之会，故辨明性理，以挽流俗之人心。
其事与功，皆不相袭，而皆以言乎经世也。故学业者，所以辟风气也。风气未开，学业有以开之；风气既弊，学业有以挽之。人心风俗，不能历久而无弊，犹羲和、保章之法，不能历久而不差也。因其弊而施补救，犹历家之因其差而议更改也。历法之差，非过则不及；风气之弊，非偏重则偏轻也。重轻过不及之偏，非因其极而反之，不能得中正之宜也。好名之士，方且趋风气而为学业，是以火救火，而水救水也。
天定胜人，人定亦能胜天。二十八宿，十二次舍，以环天度数，尽春秋中国都邑。夫中国在大地中，东南之一隅耳。而周天之星度，属之占验，未尝不应，此殆不可以理推测，盖人定之胜于天也。且如子平之推人生年月日时，皆以六十甲子，分配五行五克。夫年月与时，并不以甲子为纪，古人未尝有是言也。而后人既定其法，则亦推衍休咎而无不应，岂非人定之胜天乎？
《易》曰“先天而天弗违”，盖以此也。学问亦有人定胜天之理。理分无极太极，数分先天后天，图有《河图》、《洛书》，性分义理气质，圣人之意，后贤以意测之，遂若圣人不妨如是解也。率由其说，亦可以希圣，亦可以希天，岂非人定之胜天乎？尊信太过，以谓真得圣人之意固非；即辨驳太过，以为诸儒诉詈，亦岂有当哉？
【 译文】
天，是个浑然一体而没有名称的东西。三垣、七耀、二十八宿、一十二次、三百六十五度、黄道、赤道，都是历法家为了纪数而勉强取的名称。古今以来，合在一起则尚文、尚质互有增减，分开来就有了学问与功利，文章与性命。在起初之时，人们只看见事物的客观情形，所做的也都是为顺应自然不得己而采取的行动，浑然一体而没有确定的名称。对它们进行分门别类，取名为文、取名为质，称之为学问、功利、文章、性命，不能合并的缘故，都是想依据矫枉过正的方法来纠正弊端，对人有所告诫启示，不得已才勉强为它们取的名，不过是确定一个趋向罢了。后人不明白其中的原故而是曲从它的名称，认为据此可以确定它们的品类等次，一片纷纷扰扰，大有喧宾夺主之势。汉学与宋学互相讥讽，搞训话考据的与搞诗文创作的互相低毁，德性与学问两派互相纠缠争执，这都是因为他们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学问是用来治理国家的，也就像研治历法的人穷尽人力以便合乎天的运行规律一样，一点也不固执己见。前人所忽略的后人使它变得周详，前人所没有的后人去进行创新，前人所习惯的后人再改变它，好比《 月令》 记载的中星与《 尧典》 记载的就不可能相同，太初历法与《 月令》 中的历法也不可能相同，关键在于适合当时的情况使可以了。周公在文王、武王之后而为宰相，故制作礼乐，作为一代的典章制度。孔子生于衰乱之世，有道德而无官位，故只传述成说而不创立新义，以便阐明先王的大道。孟子处在士人乱发议论之时，故极力反对杨朱、墨翟的学说，以便尊崇孔子传述的学说石韩愈身当佛屯‘道盛行之时，故推行阐明圣王之道，以便纠正夭下学术的弊端。二程．与朱熹正逢后世学者忘本之际，故辨明性理，以便挽救世俗人心。他们的事业与功利都是不相沿袭的，却都以治理天下为目标。所以，学业是用来开创风气的。风气未开，学业要有办法打开它；风气既已衰败，学业要有办法挽救它。人心风俗不可能历时很久而没有弊病，犹如羲和、保章的历法不可能施行很久而不出现误差。根据它的弊端而实行补救的措施，如同历法家根据历法的误差而讨论更改的措施‘一样。历法的误差，不是超前了就是落后了；风气的弊端，不是偏重了就是偏轻了。重与轻、过与不及的偏差，不凭借它到达极限的时机而纠正过来，就不能得到不偏不倚的适中尺度。追求名声的读书人，正在追随风气而治学，这就好象用火来救火、用水来救水一样。
天命的安排胜过人的谋算，人的谋算也能胜过天命的安排。二十八宿，十二次，用环天度数囊括了春秋时代中国的城邑。中国在大地之中，不过处于东南方的一个角落而已。但周天的星命与之相联，占卜时没有不灵验的，这恐怕也是不能以常理推测的，大概是人算胜过了天命。况且像徐子平推算人出生的年月日时，都是用六十干支来分配五行生克的。年、月与时，并不是用甲子来表示的，古人也从未说过这种言论。但后人制定这种方法之后，用它来推算吉凶、祸福，也没有不灵验的，难道不是人算胜过天命吗？《 易经》 说“先于天象而行动，天不违背他”，大概就是这个原故。学间也有人算胜过天命定数的道理，理学有无极、太极之分，命数有先天、后天之别，图书有《 河图》 、《 洛书》 ，人性分为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圣人之意，后世贤者根据自己的理解来推测，于是便不妨把圣人也看作是这样理解的。遵循他们的解说，也可以效法圣人，也可以效法天道，难道不是人算胜过天命吗？尊崇信奉得太过分了，以为果真得到了圣人的用意那固然不对；，但如果辩驳得太过分了，认为那是儒生们在互相垢骂，又哪里合宜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