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曰：独断之学与考索之功，则既闻命矣。敢问比次之书，先生拟之糟粕与粪土，何谓邪？
章子曰：斯非贬辞也。有璞而后施雕，有质而后运斤，先后轻重之间，其数易明也。夫子未删之《诗》、《书》，未定之《易》、《礼》、《春秋》，皆先王旧典也。然非夫子之论定，则不可以传之学者矣。李焘谓“左氏将传《春秋》，先聚诸国史记，国别为语，以备《内传》之采摭。”是虽臆度之辞，然古人著书，未有全无所本者。以是知比次之业，不可不议也。比次之道，大约有三：有及时撰集，以待后人之论定者，若刘歆、扬雄之《史记》，班固、陈宗之《汉记》是也；有有志著述，先猎群书，以为薪槱者，若王氏《玉海》，司马《长编》之类是也；有陶冶专家，勒成鸿业者，若迁录仓公技术，固裁刘向《五行》之类是也。夫及时撰集以待论定，则详略去取，精于条理而已。先猎群书，以为薪槱，则辨同考异，慎于覈核而已。陶冶专家，勒成鸿业，则钩玄提要，达于大体而已。比次之业，既有如是之不同；作者之旨，亦有随宜之取辨。而今之学者，以谓天下之道，在乎较量名数之异同，辨别音训之当否，如斯而已矣。是何异观坐井之天，测坳堂之水，而遂欲穷六合之运度，量四海之波涛，以谓可尽哉？
夫汉帝春秋，年寿也。具于《别录》；臣瓒注。伏生、文翁之名，征于石刻；高祖之作新丰，详于刘记；《西京杂记》孝武之好微行，著于外传。
《汉武故事》而迁、固二书，未见采录，则比次之繁，不妨作者之略也。曹丕让表，详《献帝传》；甄后懿行，盛称《魏书》；哀牢之传，征于计吏：见《论衡》先贤之表，著于黄初。而陈、范二史，不以入编，则比次之私，有待作者之公也。然而经生习业，遂纂典林，辞客探毫，因收韵藻。晚近浇漓之习，取便依检，各为兔园私册，以供陋学之取携；则比次之业，虽欲如糟粕粪土，冀其化朽腐而出神奇，何可得哉？
夫村书俗学，既无良材，则比次之业，难于凭藉者一矣。所征故实，多非本文，而好易字句，漓其本质，以致学者宁习原书，怠窥新录；则比次之业，难于凭藉者二矣。比类相从，本非著作，而汇收故籍，不著所出何书，一似己所独得，使人无从征信；则比次之业，难于凭藉者三矣。传闻异辞，记载别出，不能兼收并录，以待作者之决择，而私作聪明，自定去取；则比次之业，难于凭藉者四矣。图绘之学，不入史裁，金石之文，但征目录，后人考核，征信无从；则比次之业，难于凭藉者五矣。专门之书，已成巨编，不为采录，大凡预防亡逸而听其孤行，渐致湮没；则比次之业，难于凭藉者六矣。拘牵类例，取足成书，不于法律之外，多方购备，以俟作者之辨裁，一目之罗，得鸟无日；则比次之业，难于凭藉者七矣。凡此多端，并是古人未及周详，而后学尤所未悉。苟有志于三月聚粮，则讲习何可不豫？而一世之士，不知度德量力，咸嚣嚣以作者自命，不肯为是筌蹄嚆矢之功程，刘歆所谓“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者也，术业如何得当？而著作之道，何由得正乎？
【 译文】
‘客人说：关于独自裁断、自成一家的学问与考订求索的功业，我己经聆听了您的教诲。冒昧地请问，对排比编纂的书，您把它比作酒渣与粪土，这是什么意思呢？
章子回答说：这不是贬低它的辞。有了璞玉然后才能进行雕琢，有了目标然后才来挥动斧头，它们的先后轻重，这个道理也容易明白。孔夫子没有删削的《 诗》 、《 书》 ，没有编定的《 易》 、《 礼》 、《 春秋》 ，都是先王原有的典籍。但是如果不经过夫子的论述删定，便不可以传给后世的学者。李煮说左氏将为《 春秋》 作传，先聚集各国的史书，按照国别来编纂各诸侯国贵族的言论，以备作《 内传》 时采用。这虽然是推测之辞，但是古人著书没有谁是一点根据都没有的，据此可知排比编纂的事情是不能不讨论的。编次的方法，大约有三种：有的是及时纂集，以便等待后人的论述删定，如刘散、扬雄的《 史记》 ，班固、陈宗的《 汉记》 之类的书就是这样的；有的人有志于著述，先涉猎群书，以便聚集柴火，如王氏的《 玉海》 、司马氏的《 资治通鉴长编》 一类的书就是这样的；有的对专门内容的文献进行加工，然后撰成鸿篇巨著，如司马迁在《 史记• 仓公列传》 中记录仓公的药方，班固撰《 五行志》 采用刘向的《 五行传》 等一类的就属于这种情况。及时纂集，以便等待后人来论述删定，只在于详略取舍，精于条理而已。先涉猎群书，把它作为柴火，则只在于辨别考察同异，谨慎地核实而已；对专门的文献进行加工，撰成鸿篇巨著，则只在于探索精微、摘出纲要，明达义理而已。排比编纂的事情，既然有这些不同，作者的宗旨，也要根据具体情况而进行辨别。今天的学者，以为天下的学间，就在于考核验证名称数目的异同，辨别读音、释义是否正确，如此而已。这与观测坐在井中所看见的天空，测量厅堂上低洼处的水，便想推究宇宙中日月星辰运行的踱度，测量四海的波涛，认为可以穷尽它们的变化，有什么不同呢？
汉代皇帝的春秋，指年寿。都保存在其他的记载中；见臣瓒注。伏生、文翁的名字，从石刻上得以证实；汉高祖为太上皇作新丰城的事，刘氏《 记》 中有详细的记载；见《 西京杂记》 。汉武帝喜欢微服私行，在外传上有记载，见《 汉武故事》 。而司马迁、班固两家史书，未见采录，那么排比编纂的繁多，不妨碍后来的作者对此进行删削。曹巫推辞接受汉献帝禅位的表文，详载于《 献帝传》 ；甄皇后的美德，《 魏书》 盛加称赞；哀牢的传记，是从送账簿的官吏手中征收来的；见《 论衡》 。前代贤哲的劝进表，黄初之时颇有盛名，但陈寿、范哗两家史书未予收入，那么排比编纂者的私心有待于后来作者的公正裁决。然而儒生学习经书，便编纂典故总汇；文人挥毫，因而收集诗词。晚近风气浇薄，为便于翻检，各自编纂一些粗浅的书以使浅薄的儒生检阅携带，那么排比编纂的书籍，即使想让它如酒渣、粪土一样，希望它能化腐朽为神奇，又哪里能做到呢？
村塾用的书籍，平庸的学问，既然没有好书与博学的人，那么排比编纂的书便难以作为凭借，这是第一点。所采录的典故史实，多非本文，而喜欢改窜字句，使其本质浇薄，以致学习的人宁愿学习原书，而懒于翻看新编的书籍，那么排比编纂的书难以作为凭借，这是第二点。按类编次，本来就不是著作，而汇集旧籍中的文字，不标明所出何书，完全像是自己所独自撰述的，使人无从验证相信，那么排比编纂的书难以作为凭借，这是第三点。不同说法的传闻，不同来源的记载，不能兼收并录以待后来的作者进行选择裁决，而是自作聪明，擅自取舍，那么排比编纂的书难以作为依靠，这是第四点。图谱方面的内容，不载入史书，金石方面的文字，只征收目录，后人考核，无从验证取信，那么排比编纂的书难以作为凭借，这是第五点。专门方面的书籍，已经编成巨恢，不把它的主要内容采录进来，预防亡佚，而是任它单独流传，致使它逐渐湮没无闻，那么排比编纂的书难以作为凭借，这是第六点。拘泥于门类体例，只求凑成一本书，而不在法则之外，多方搜求采集，以便等待后来作者的辨别裁断，一个眼儿的罗网，别望能有捕到鸟儿的日子，那么排比编纂的书难以作为凭借，这是第七点。凡此种种，都是古人没来得及考虑周详，而后世学者更未能详细了解的。如果有志于从事远大的著述事业奋那么怎么可以不参加讨论学习呢？但是满世界的人，不知道衡量自己的德行学力，全都吵吵嚷嚷地以著作者自居，而不肯做一些基础的、资料性的工作，这就是刘散所说的“怀着害怕受到损害的私意，而没有信服善良正义的公心”的那种人。学术事业如何能顺利发展，而著作的门道怎么能走上正路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