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体制源流，初学入门，当首辨也。苏子瞻《表忠观碑》，全录赵抃奏议，文无增损，其下即缀铭诗。此乃汉碑常例，见于金石诸书者，不可胜载，即唐、宋八家文中，如柳子厚《寿州安丰孝门碑》，亦用其例，本不足奇。王介甫诧谓是学《史记》储侯王年表，真学究之言也。李耆卿谓其文学《汉书》，亦全不可解。此极是寻常耳目中事，诸公何至怪怪奇奇，看成骨董？且如近日市井乡闾，如有利弊得失，公议兴禁，请官约法，立碑垂久，其碑即刻官府文书告谕原文，毋庸增损字句，亦古法也。岂介甫诸人，于此等碑刻犹未见耶？当日王氏门客之訾摘骇怪，更不值一笑矣。
以文辞而论，赵清献请修表忠观原奏，未必如苏氏碑文之古雅。史家记事记言，因袭成文，原有点审涂改之法。苏氏此碑，虽似钞缮成文，实费经营裁制也。第文辞可以点窜，而制度则必从时。此碑篇首“臣抃言”三字，篇末“制曰可”三字，恐非宋时奏议上陈、诏旨下达之体，而苏氏意中，揣摩《秦本纪》“丞相臣斯昧死言”及“制曰可”等语太熟，则不免如刘知几之所讥，貌同而心异也。余昔修《和州志》，有《乙亥义烈传》，专记明末崇祯八年闯贼攻破和州，官吏绅民男妇殉难之事。用纪事本末之例，以事为经，以人为纬，详悉具载。而州中是非哄起。盖因闯贼怒拒守而屠城，被屠者之子孙，归咎于创议守城者陷害满城生命，又有著论指斥守城者部署非法，以致城陷；甚至有诬创议守城者缒城欲逃，为贼擒杀，并非真殉难者。余搜得凤阳巡抚朱大典奏报和州失陷，官绅殉难情节，乃据江防州同申报，转据同在围城逃脱难民口述亲目所见情事，官绅忠烈，均不可诬。余因全录奏报，以为是篇之序。中间文字点窜，甚有佳处。然篇首必云：“崇祯九年二月日，巡抚凤阳提督军务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朱大典谨奏，为和城陷贼，官绅殉难堪怜，乞赐旌表，以彰义烈事。”其篇末云：“奉旨，览奏悯恻，该部察例施行。”此实当时奏陈诏报式也。或谓中间奏文，既已删改古雅，其前后似可一例润色。余谓奏文辞句，并无一定体式，故可点窜古雅，不碍事理。前后自是当时公式，岂可以秦、汉之衣冠，绘明人之图像耶？苏氏《表忠观碑》，前人不知，而相与骇怪，自是前人不学之过。苏氏之文，本无可议。至人相习而不以为怪，其实不可通者，惟前后不遵公式之六字耳。夫文辞不察义例，而惟以古雅为徇，则“臣抃言”三字，何如“岳曰於”三字更古？”制曰可”
三字，何如“帝曰俞”三字更古？舍唐、虞而法秦、汉，未见其能好古也。
汪钝翁撰《睢州汤烈妇旌门颂序》，首录巡按御史奏报，本属常例，无可訾，亦无足矜也。但汪氏不知文用古法，而公式必遵时制，秦、汉奏报之式，不可以改今文也。篇首著监察御史臣粹然言，此又读《表忠观碑》“臣抃言”三字太熟，而不知苏氏已非法也。近代章奏，篇首叙衔，无不称姓，亦公式也！粹然何姓，汪氏岂可因摩古而删之？且近代章奏，衔名之下，必书谨奏，无称言者。一语仅四字，而两违公式，不知何以为古文辞也！妇人有名者称名，无名者称姓，曰张曰李可也。近代官府文书，民间词状，往往舍姓而空称曰氏，甚至有称为该氏者，诚瞩俚俗不典；然令无明文，胥吏苟有知识，仍称为张为李，官所不禁，则犹是通融之文法也。汪氏于一定不易之公式，则故改为秦、汉古款，已是貌同而心异矣。至于正俗通行之称谓，则又偏舍正而徇俗，何颠倒之甚耶？结句又云“臣谨昧死以闻”，亦非今制。
汪氏平日以古文辞高自矜诩，而庸陋如此，何耶？汪之序文，于臣粹然言句下，直起云“睢州诸生汤某妻赵氏，值明末李自成之乱”云云，是亦未善。
当云“故明睢州诸主汤某妻赵氏，值李自成之乱”，于辞为顺。盖突起似现在之人，下句补出值明末李自成，文气亦近滞也。学文者。当于此等留意辨之。
【 译文】
古文的体制源流，初学人门的人，应当首先辨别清楚。苏子瞻的《 表忠观碑》 ，完全照录赵打的奏议，文字上没有增减，文章末尾加了一段铭辞。这是汉代碑刻中常用的体例，见于金石文献的实例，不可胜载。就是唐、宋八大家的文章中，如柳子厚的《 寿州安丰孝门碑》 ，也用这种体例，本不足为奇。王介甫惊异地说这是学《 史记• 诸侯主年表》 的写法，真是迂夫子说的话。李者卿认为是学《 汉书》 ，也完全不可理解。这是最寻常的耳闻目见的事，这些人何至于要大惊小怪，把它看成古董！就像近日街上乡下，如有利弊得失，大家讨论兴利除弊，请求官府订立法规，刻石立碑以流传后世，其碑文就是刻写官府文书布告的原文，不用增减字句，这也是古代遗传下来的体制。难道介甫等人，对这类碑刻还没见到过吗？至于当日王氏门客的指责惊怪，更不值得一笑了。
从文辞来说，赵清献请修表忠观的原奏，未必如苏氏碑文这么古雅。史家记事记言，因袭现成的文字，本来就有进行字句修改的惯例。苏氏此碑，虽然像是抄录成文，实际上在构思剪裁上颇费心思。只是文辞可以删改，而制度则必须符合时宜。此碑篇首“臣林言”三字，篇末‘云制日可”三字，恐怕不是宋代奏议上陈、诏旨下达的体式；而苏轼心中，揣摩《 史记• 秦本纪》 中“承相臣下李斯冒死上言”及“下诏说可行”等语言太熟，那么便不免像刘知胶所讥讽的那样，“面貌相似而内心不同”。我从前修撰《 和州志》 ，有《 乙亥义烈传》 ，专门记述明朝末期崇祯八年，寇贼张迎祥攻破和州，官吏、绅士、百姓、男女殉难的事情。采用记事本末的体例，以事件为经线，以人物为纬线，详细具体地作了记载，不料州中却是非哄然而起。大概因为寇贼张迎祥对和州守城抵抗感到恼怒而进行全城屠杀，被屠杀者的子孙，归咎于首先建议守城的人，陷害了全城人的性命；又有文章指责守城者部署不当，以致州城被攻破；甚至有人诬蔑建议守城的人用绳索从城墙上坠下来想逃跑，被寇贼抓住杀害了，并非是真正的殉难者。我搜集到凤阳巡抚朱大典的奏折，和州失陷，官吏乡绅的殉难情节，其根据是负责长江防御的州同的报告，其报告又是依据一同在围城时逃脱的难民所讲述的亲眼所见的事情，官吏绅士的忠贞壮烈，都是不容诬蔑的。我因而把奏折全部录了下来，作为此篇《 烈传》 的序。中间文字上的修改，颇有妙处。但篇首一定写道：“祟祯九年二月某日，巡抚凤阳提督军务、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下朱大典谨慎启奏：因为和州城被寇贼攻陷，官吏绅士殉难之事令人哀怜，乞求赐准树立牌坊加以表彰，以便宣扬正义贞烈之事。”篇末说：“接受皇帝的命令！ 看了奏折很怜悯他们，令负责此事的礼部依照过去的惯例施行。”这实在是当时奏文上陈、诏令下达的格式。有人说中间奏文既然已经删改成了古雅的风格，文章前后似乎可以统一润色。我认为奏文的辞句，并没有一定的体式，所以可以修改得古雅一些，不妨碍事理。前后自然应当是当时通用的格式，怎么可以用秦、汉人的衣帽，来绘制明朝人的图像呢？苏氏的《 表忠观碑》 ，前人不知道因而纷纷感到很奇怪，固然这是前人不学习的过错。苏氏的文章本来无可非议，以至人们模仿学习而不以为怪。其实不可通的地方，只有前后不遵守当时通用格式的六个字而已。对文辞不明察它的义例，而只是以古雅为追求目标，那么“臣打言”三字，哪里比得上“岳日赞”三字更为古老呢？“制日可”三字，又怎么比得上“帝日俞”三字更为古老？舍弃唐尧、虞舜而效法秦、汉时代，没看出他能崇尚古代。
汪钝翁撰写的《 雎州汤烈妇旌门颂序》 ，开头载录巡察御史的奏文，本属常例，无可非议，也不足矜夸。但汪氏不知文辞采用古代的写法，而固定的格式则必须遵照当时的制度，秦、汉时期的体式，不能用来修改今天的文章。篇首标明“监察御史臣粹然言”，这又是《 表忠观碑》 “臣林言”三字读得太熟的缘故，却不 知苏氏已经不合法度了。近代的奏章，篇首叙述头衔，没有不称姓的，这也是固定的格式。粹然姓什么？汪氏怎么可以因为模仿古人而删削它呢？而且近代的奏章，头衔姓名之下一定要写“谨奏”二字，没有称“言”的。一句话仅有四个字，却有两处违背了通用的格式，不知道他是怎样撰写古文辞的。妇女有名字的便称名字，没有名字的便称呼姓，叫张氏、李氏就行了。近代官府的文书，民间的诉讼的状子，往往舍弃姓而空称“氏”，甚至有称作“该氏”的，诚然这是粗俗不雅、不能作为准则的；但是法令上没有明文规定，衙门里的小官吏如果有些知识，仍然称作张氏、李氏，官府并未禁止，那么也还是文辞上一种通融的用法。汪氏对固定不变的通用格式，却故意改为秦、汉时候的古代款式，已经是外表相同而内心有别了。至于正式与理俗都通行的称呼，却又偏偏舍弃正规的而曲从通俗的称谓，为什么竟这样颠三倒四呢！结尾又说：“臣下小心翼翼冒着死罪向皇上报告。”这也不是今天的体例。汪氏平日以古文辞自高自大夸耀吹嘘，却如此平庸浅陋，这是什么缘故呢？汪氏的序文，在“臣粹然言”一句下，径直接着说：“雎州诸生汤某之妻赵氏，遇到明末李自成造反”等等，这也不好。应当说“前代明朝唯州诸生汤某之妻赵氏，遇到李自成造反”，在文辞上才比较顺畅。因为突然冒出就像现在的人，下面补充一句“遭逢明末李自成”，文气也有些滞涩。学习古文的人应当对这些留意辨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