鄙人少长贫因，笔墨干人，屡膺志乘之聘，阅历志事多矣。其间评骘古人是非，斟酌后志凡例，盖尝详哉其言之矣。要皆披文相质，因体立裁。至于立法开先，善规防后，既非职业所及，嫌为出位之谋，间或清燕谈天，辄付泥牛入海。美志不效，中怀阙如。然定法既不为一时，则立说亦何妨俟后？
是以愿终言之，以待知者择焉。
按《周官》宗伯之属，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谓若晋《乘》、楚《梼杌》之类，是则诸侯之成书也。成书岂无所藉？盖尝考之周制，而知古人之于史事，未尝不至纤悉也。司会既于郊野、县都掌其书契、版图之贰；党正“属民读法，书其德行道艺”；闾胥比众，“书其敬敏任恤”；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掌道方慝，以诏避忌，以知地俗”；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训方“掌导四方之政事，与其上下之志，诵四方之传道”；形方“掌邦国之地域，而正其封疆”；山师川师“各掌山林川泽之名，辨物与其利害”；原师“掌四方之地名，辨其邱陵、坟衍、原隰之名”。是于乡遂都鄙之间，山川风俗，物产人伦，亦已巨细无遗矣。至于行人之献五书，职方之聚图籍，大师之陈风诗，则其达之于上者也。盖制度由上而下，采摭由下而上，惟采摭备，斯制度愈精，三代之良法也。后世史事，上详于下。郡县异于封建，方志不复视古国史，而入于地理家言，则其事已偏而不全。且其书无官守制度，而听人之自为。故其例亦参差而不可为典要，势使然也。
夫文章视诸政事而已矣。三代以后之文章，可无三代之遗制；三代以后之政事，不能不师三代之遗意也。苟于政法亦存三代文章之遗制，又何患乎文章不得三代之美备哉？天下政事，始于州县，而达乎朝廷，犹三代比间族党，以上于六卿；其在侯国，则由长帅正伯，以通于天子也。朝廷六部尚书之所治，则合天下州县六科吏典之掌故以立政也。其自下而上，亦犹三代比闾族党、长帅正泊之遗也。六部必合天下掌故而政存，史官必合天下纪载而籍备也。乃州县掌故，因事为名，承行典吏，多添注于六科之外；而州县记载，并无专人典守，大义阙如。间有好事者流，修辑志乘，率凭一时采访，人多庸猥，例罕完善；甚至挟私诬罔，贿赂行文。是以言及方志，荐绅先生每难言之。史官采风自下，州县志乘如是，将凭何者为笔削资也？
且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纪一朝，天下之史也。比人而后有家，比家而后有国，比国而后有天下。惟分者极其详，然后合者能择善而无憾也。谱牒散而难稽，传志私而多谀，朝延修史，必将于方志取其裁。而方志之中，则统部取于诸府，诸府取于州县，亦自下而上之道也。然则州县志书，下为谱牒传志持平，上为部府征信，实朝史之要删也。期会工程，赋税狱讼，州县恃有吏典掌故，能供六部之征求。至于考献征文，州县仅恃猥滥无法之志乘，曾何足以当史官之采择乎？州县挈要之籍，既不足观，宜乎朝史宁下求之谱牒传志，而不复问之州县矣。夫期会工程，赋税狱讼，六部不由州县，而直问于民间，庸有当欤？则三代以后之史事，不亦难乎？夫文章视诸政事而已矣，无三代之官守典籍，即无三代之文章；苟无三代之文章，虽有三代之事功，不能昭揭如日月也。令史案牍，文学之儒，不屑道也。而经纶政教，未有舍是而别出者也。后世专以史事责之于文学，而官司掌故，不为史氏备其法制焉，斯则三代以后，离质言文，史事所以难言也。今天下大计，既始于州县，则史事责成，亦当始于州县之志。州县有荒陋无稽之志，而无荒陋无稽之令史案牍。志有因人臧否、因人工拙之义例文辞，案牍无因人臧否、因人工拙之义例文辞：盖以登载有一定之法，典守有一定之人，所谓师三代之遗意也。故州县之志，不可取办于一时，平日当于诸典吏中，特立志科，金典吏之稍明于文法者，以充其选；而且立为成法，俾如法以纪载，略如案牍之有公式焉，则无妄作聪明之弊矣。积数十年之久，则访能文学而通史裁者，笔削以为成书，所谓待其人而后行也。如是又积而又修之，于事不劳，而功效已为文史之儒所不能及，所谓政法亦存三代文章之遗制也。
然则立为成法将奈何？六科案牍，约取大略，而录藏其副可也。官长师儒，去官之日，取其平日行事善恶有实据者，录其始末可也。所属之中，家修其谱，人撰其传志状述，必呈其副。学校师儒，采取公论，核正而藏于志科可也。所属人士，或有经史撰著，诗辞文笔，论定成编，必呈其副，藏于志科，兼录部目可也。衙廨城池，学庙祠字，堤堰桥梁，有所修建，必告于科，而呈其端委可也。铭金刻石，纪事搞辞，必摩其本，而藏之于科可也。
宾兴乡饮，读法讲书，凡有举行，必书一时官秩及诸名姓，录其所闻所见可也。置藏室焉，水火不可得而侵也；置锁椟焉，分科别类，岁月有时，封志以藏，无故不得而私启也。仿乡塾义学之意，四乡各设采访一人，遴绅士之公正符人望者为之，俾搜遗文逸事，以时呈纳可也。学校师儒，慎选老成，凡有呈纳，相与持公核实可也。夫礼乐与政事，相为表里者也。学士讨论礼乐，必询器数于宗祝，考音节于工师，乃为文章不托于空言也。令史案牍，则大巨讨论国政之所资，犹礼之有宗祝器数，乐之有工师音节也。苟议政事而鄙令史案牍，定礼乐而不屑宗祝器数与夫工师音节，则是无质之文，不可用也。独于史氏之业，不为立法无弊，岂曰委之文学之儒已足办欤？
或曰：州县既立志科，不患文献之散逸矣。由州县而达乎史官，其地悬而其势亦无统要，府与布政使司，可不过而问欤？曰：州县奉行不实，司府必当以条察也。至于志科，既约六科案牍之要，以存其籍矣。府吏必约州县志科之要，以为府志取裁；司吏必约府科之要，以为通志取裁。不特司府之志，有所取裁，且兼收并蓄，参互考求，可以稽州县志科之实否也。至于统部大僚，司科亦于去官之日，如州县志科之于其官长师儒，录其平日行事善恶有实据者，详其始末，存于科也。诸府官僚，府科亦于去官之日，录如州县可也。此则府志科吏，不特合州县科册而存其副；司志科吏，不特合诸府科而存其副；且有自为其司与府者，不容略也。
或曰：是于史事，诚有裨矣。不识政理亦有赖于是欤？曰：文章政事，未有不相表里者也。令史案牍，政事之凭藉也。有事出不虞，而失于水火者焉；有收藏不谨，而蚀于湿蠢者焉；有奸吏舞法，而窜窃更改者焉。如皆录其要，而藏副于志科，则无数者之患矣。此补于政理者不鲜也。谱牒不掌于官，亦今古异宜，天下门族之繁，不能悉核于京曹也。然祠袭争夺，则有讼焉；产业继嗣。则有讼焉；冒姓占籍，降服归宗，则有讼焉；昏姻违律，则有讼焉；户役隐漏，则有讼焉。或谱据遗失，或奸徒伪撰，临时炫惑，丛弊滋焉。平日凡有谱牒，悉呈其副于志科，则无数者之患矣。此补于政理者，又不鲜也。古无私门之著述，盖自战国以还，未有可以古法拘也。然文字不隶于官守，则人不胜自用之私。圣学衰而横议乱其教，史官失而野史逞其私。
晚近文集传志之猥滥，说部是非之混淆，其渎乱纪载，荧惑清议，盖有不可得而胜诘者矣。苟于论定成编之业，必呈副于志科，而学校师儒从公讨论，则地近而易于质实，时近而不能托于传闻，又不致有数者之患矣。此补于政理者，殆不可以胜计也。故曰文章、政事，未有不相表里者也。
［译文】
鄙人从年少到成年一直贫困，凭笔墨向别人请托，多次接受编修方志的聘请，经历的方志事情多了。这当中评定古人是非，考虑以后修志的凡例，曾经详细谈论过了。总之都用文饰辅助实质内容，根据主体建立体制。至于设立法则开创先例，妥善制定规则防，IL 以后的弊病，既不是职务涉及的范围，不愿作超越本分的谋划。有时清闲谈天，总是归于泥牛入海，美好的志愿不能实现，心中感到失落。然而制定法则既不是为一时，那么建立主张又何妨等待后人，所以终究愿意说出，用来等待了解的人选择。
考察《 周礼》 宗伯的属官，“外史掌管四方诸侯国的志”，注说像晋国《 乘》 、楚国《 祷机》 之类。那么这是诸侯完整的书。完整的书哪里没有凭借，曾经考察周代制度，知道古人对于史事，未尝不非常详细完备。司会对郊野县邑掌管书契、户籍、地图的副本；党正“聚集民众读法令，记录他们的德行、学问技能”；间青考校民众，记录他们的恭敬、通达、诚信、助人的德行”；诵训“掌管述说方志，让君主能博览众事，掌管述说四方厌恶避讳的语言，让君主能避开忌讳，能知道各地风俗”；小史“掌管王朝和诸侯国的史书，确证王的世系，辨明昭穆辈分”；训方“掌管述说四方诸侯的政事，和他们君臣上下的心意；诵说四方世代传说的古事”；形方“掌管划定王朝和诸侯国的地域，确定它们的边界”；山师、川师各掌管山林、河流湖泊的名称，“辨别出产物品和它们的利益和灾害”；原师“掌管四方的地名，辨别丘陵、坟衍、原限的名称”。这是对乡遂都鄙之间，山川、风俗、物产、人际关系，也己经从大到小都没有遗漏了。至于行人的献进五种书，职方的聚集图籍，大师的呈上民间诗歌，就是其中传达到上面王朝的。大概制度是由上到下，采集是由下到上，只有采集完备，于是制度更加周密，是夏、商、周三代的好方法。后世史事，在上的比在下的详细。郡县制和封邦建国制度不同，方志不再比照古代诸侯国史，而列入地理家书籍，那么方志的事已经片面而不全面。况且编修方志没有专职官员制度，而听任人们自己进行，所以方志的体例也不一致，而不可当作准则，是事势造成这样。
文章比照政事就行了。三代以后的文章，可以没有三代遗留的制度；三代以后的政事，不能不仿效三代遗留的意图。假使在政事法令中也保存三代文章遗留的制度，又担心什么文章不能达到三代的完美齐备呢！天下政事，从州县开始而达到朝廷，犹如三代地方的比间族党，把政事上报朝廷的六卿；在诸侯国，就由长帅正伯把政事告知天子。朝廷六部尚书所治理的，就是汇合天下州县六科吏员的掌故来确立执行政务的原则。这里由下到上，也就像三代比间族党、长帅正伯的遗留。六部必定汇合夭下掌故，政事才实行，史官必定汇合天下记载，文献才完备。于是州县掌故，依据事设立名目，承办的主管官吏，大多在六科之外任命。而州县记载，并没有专人主管，丧失大道理。偶尔有喜欢多事的人编修方志，大多根据短时期的搜集寻访，人员大多平庸浅陋，体例很少有完善的，甚至带私念诬陷毁谤，接受贿赂写作。所以说到方志，士大夫、老先生常常加以辩驳。史官从下面采集风俗，州县方志像这样，将根据什么做著述的凭借呢？况且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传、行状、墓志、行述，是一人之史；家史、家谱，是一家之史；统理大区、府、县志，是一国之史；综合记载一个朝代，是天下之史。排列起人然后有家，排列起家然后有国，排列起国然后有天下。只有划分时达到最详细，然后汇合时能选择好的而没有遗憾。家谱分散而难考察，传、墓志带私念而多恭维话，朝廷修史，必定要在方志中选取材料。而方志当中，统理大区从诸府选取，诸府从州县选取，也是从下到上的途径。那么州县志书，下对家谱、传、墓志保持公平，上被统理大区、府凭信，实际是朝廷修史撮要删定的依据。限定时间的工程，赋税，诉讼案件，州县依靠有吏员的掌故，能供给六部的求取。至于考察、征集文献，州县只依靠杂乱繁多没有准则的方志，怎么能用来适合史官的选取呢？州县提取要点的书，既然不值得观看，怪不得朝廷修史宁愿向下从家谱、传、墓志求取，而不再从州县方志探求了。限定时间的工程，赋税，诉讼案件，六部不经过州县，而直接从民间探求，难道会适合吗？那么三代以后的史事，不是困难吗？文章比照政事就行了。没有三代的官员职掌典籍，就没有三代的文章；如果没有三代的文章，即使有三代的功绩，不能像日月那样明显。小吏的文书，有文才的儒者不屑谈论，而国家治理、政治教化，没有舍弃这些而另外产生的。后世专门把史事要求文人完成，而官府掌故不为史官建立完备制度。这是三代以后离开实质讲究文辞，史事难谈论的原因。现在天下的官员考核，既然从州县开始，那么史事要求完成，也应当从州县方志开始。州县有荒疏浅薄没有根据的志，而没有荒疏浅薄没有根据的小吏文书。方志有由于人而好坏不同，由于人而精巧、拙劣不同的体例文辞；文书没有由于人而好坏不同，由于人而精巧、拙劣不同的体例文辞。大概因为记载有确定的规则，主管有确定的人，是所说的效法三代遗留的意旨。因此州县方志不可在短期内办理，平日应当在诸吏员中，特别设立志科，指派吏员中略微懂得文章作法的人，来担当这挑选，而又确立固定法规，让他们依照法规来记载，大略像文书的有格式，就没有胡乱妄作聪明的弊病了。长久积累几十年，就寻求有文才而通晓史学裁断的人，加以删改来编成完整的书，是所说的等待那适合的人然后施行。这样又积累而又编修，在事情上不费力，而功效己是从事文史的儒者不能达到的了，是所说的在政事法令中也保存三代文章遗留的制度。
那么确立为固定法规要怎么办？六科文书，可以择要取大略，而誊写、收藏那副本。可以在长官、学官离任的时候，取他们平日行事善恶有确实证据的，记录那始末。管辖范围中，各家修家谱，各人撰写传、墓志、行状，必须呈交那副本，可以使学校教官采取公众评论，核实以后收藏在志科。管辖范围内的人士，如．果有经史著述、诗歌辞赋文章，编排确定成书后，必须呈交那副本，可以收藏在志科，同时登记类别。官署城池，学庙祠堂，堤坝桥梁，有所修建，必须告知志科，可以呈报那始末。铭刻金石，记事铺展文辞，必须拓印那原样，可以收藏在志科。地方科举考试设宴，乡饮酒礼，宣读法令，讲书仪式，凡是有举行的，必须记载当时的官职和各人姓名，记录所听到的所见到的。设置收藏室，水火不能损害。设置上锁的文件柜，分科别类，按照年月，封缄标记而收藏，没有缘故不能私自打开。可以仿照乡塾义学的意思，四乡各设采访一人，选择绅士中公正有声望的人担任，让他搜寻遗文逸事，按时交纳。可以在学校教官中谨慎选择年高有德的人，凡是交纳了的，一同秉公核实。礼乐和政事是互相配合的。学士探讨研究礼乐，必定向宗祝询问有关礼器礼仪的规定，从乐工、乐师那里考察音乐节奏，才算是文章不依托空泛言论。小吏的文书，是大臣商讨国家政事所凭借的，犹如礼有宗祝主管的有关礼器礼仪的规定，乐有乐工、乐师主管的音乐节奏，假使议论政事而轻视小吏文书，制定礼乐而小看宗祝主管的有关礼器礼仪的规定，和乐工、乐师主管的音乐节奏，就是没有实质的文章，不可使用。偏偏对史家的事情，不设立法规避免弊病，难道说交付有文才的儒者己经足够做好了吗？
有人说：州县既然设立志科，不用担忧文献的散逸了。由州县而到达史官，那地位相隔遥远而那情势也没有统领关系，府和布政使司可以不过问吗？回答是：州县奉行政令不确实，司、府必定会按条规考察。至于志科，已经采取六科文书的要点来保存书册了，府的官吏必定采取州县志科的要点，用来供府志选取；司的官吏必定采取府志科的要点，用来供通志选取；这样，不仅司、府的志有选取材料的地方，而且兼收并蓄，相互参证，探索寻求，可以考察州县志科记载是否确实。至于统理大区的大官，司的志科也在他们离任的时候，像州县志科对州县长官、学官那样，记录他们平日行事善恶有确实证据的，详细叙述始末，保存在志科。诸府官员，府志科也可以在他们离任的时候，像州县那样记录。那么府志科官吏不仅汇合州县志科书册而保存那副本，司的志科官吏不仅汇合诸府志科而保存那副本，而且有自己对司和府事实的记载，不容忽略。
有人说：这对于修史确实有益处了。不知道政事治理也依靠这吗？回答是：文章政事，没有不互相配合的。小吏的文书，是政事的凭借。有出现意外事故，而在水火灾害中失掉的情况；有收藏不仔细，而被潮气、蛀虫损伤的情况；有邪恶小吏舞文弄法，而窜改更动的情况。如果都摘取那要点，而把副本收藏在志科，就没有这几种情况的祸害了。这对政事治理补益不少。家谱不由官府掌管，也由于占今情况不同，天下家族繁多，不能全部由朝廷官署查验。但是宗族祠堂承袭的争夺，就有诉讼；家产的继承，就有诉讼；冒用他人姓氏人户籍，己出继者还归本宗，就有诉讼；婚姻违反法令，就有诉讼；按户分派的差役有隐瞒遗漏，就有诉讼。有时家谱遗失，有时邪恶的人伪造家谱，趁机迷乱众人，种种弊病从这里产生。平时凡是有家谱，都把副本呈交给志科，就没有这几种情况的祸害了。这对政事治理的补益，又不少。古时没有私家的著述，大概从战国以来，没有可以用古时方法限定的著述了。但是著述不归属宫员职守，人们自以为是的私心就不受限制。儒学衰落而任意的议论扰乱儒学教导，史官失去职责而野史放纵私心。近世文集、传、墓志杂乱繁多，笔记杂著是非混淆，那搅乱记载，迷惑舆论，大概有不能尽数责问的了。假如对编排确定成书的文字，必须向志科呈送副本，而学校教官公平地探讨研究，那么地方临近而容易对证事实，时间接近而不能依据传闻，又不致有这几种情况的祸害了。这对政事治理的补益，恐怕不可以尽数计算了。所以说，文章政事，没有不互相配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