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官》，乡大夫“三年大比，兴一乡之贤能，献书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甚盛典也。汉制，孝廉、茂才、力田、贤良之举，盖以古者乡党州闾之遗。当时贤书典籍，辟举掌故，未有专书：则以科条为繁，兴替人文，散见纪传；潜心之士，自可考而知也。江左六朝，州郡侨迁，士不土著，学不专业；乡举里选，势渐难行。至于隋氏，一以文学词章，创为进士之举。
有唐以来，于斯为盛。选举既专，资格愈重，科条繁委，故事相传。于是文学之士，搜罗典章，采摭闻见，识大识小，并有成书。传记故事，杂以俳谐；而选举之书，盖衷然与柱下所藏等矣。
撰奢既繁，条贯义例，未能一辙，就求其指，略有三门：若晁迥《进士编敕》，陆深《科场条贯》之属，律例功令之书也：姚康、乐史《科第录》，姚康十六卷，乐史十卷。李奕、洪适《登科记》，李奕二卷亡，洪适十五卷。
题名记传之类也：王定保《唐摭言》，钱明逸《宋衣冠盛事》，稗野杂记之属也。史臣采辑掌故，编于书志，裁择人事，次入列传，一代浩繁，义例严谨，其笔削之余：等于弃土之苴，吐果之核。而陈编猥琐，杂录无文，小牍短书，不能传世行远。遂使甲第人文，《周官》所以拜献于王而登之天府者，阙焉不备。是以方州之书，不遵乡大夫慎重贤书之制；记载无法，条贯未明之咎也。
近代颇有考定方州自为一书者，若乐史《江南登科记》，张朝瑞《南国贤书》，陈汝元《皇明浙士登科考》，皆类萃一方掌故，惜未见之天下通行。
而州县志书，编次科目，表列举贡，前明以来，颇存其例，较之宋元州郡之书，可谓寸有所长者矣。特其体例未纯，纪载无法，不熟年经事纬之例，亦有用表例者，举贡掾仕封荫之条，多所牴牾。猥杂成书，甚者附载事迹，表传不分。此则相率成风，未可悉数其谬者也。论辩详列传第一篇总论内。今摭史志之文，先详制度，后列题名，以世相次，起于唐代，迄于今兹，为《选举表》。其封荫辟举，不可纪以年者，附其后云。
【 译文】
《 周礼》 乡大夫“三年一次大比，荐举一乡有德行有才能的人，呈献荐举文书给王，王恭敬地拜两次而接受它，交给天府收藏”, 是很盛大的典礼。汉代制度，孝廉、茂才、力田、贤良的荐举，大概是古时地方乡党州间荐举的遗留。当时荐举贤能文书的文献，召用荐举的掌故，没有专书，就因为条例还不多，人事盛衰，散见在纪传中，专心深究的人，鑫然可以通过考察而了解。江左六朝，州郡寄居设置，士人不定居一地，学习不专门研究，乡里荐举人才，情势逐渐难实行。到了隋代，统一用文学词章，创设进士举。唐代以来，在这方面最兴盛。选拔荐举的制度已经专一，身分越来越重要，条令繁多细碎，旧例相传。于是有文才的士人搜罗典章制度，采集见闻，有人记载大的方面，有．人记载弓、的方面，都有完整的书。传记旧事，混杂进诙谐文字，选披荐举的书，大概多得和御史收藏的职宫书相等了。
撰著已经繁多，条理、主旨和体例，没有能趋向一致，探求它们的意旨，大约有三个门类：像晃迥《 进士编敕》 ，陆深《 科场条贯》 之类，是律例功令的书。姚康、乐史《 科第录》 ，姚康十六卷，乐史十卷。李奕、洪适《 登科记》 ，李奕二卷，亡佚。洪适十五卷。是题名传记之类。王定保《 唐摭言》 ，钱明逸《 宋衣冠盛事》 ，是野史杂记之类。史臣采集掌故，编进书志，裁剪选择人物事迹，排列进列传。一代史事浩大繁多，主旨和体例严谨，那著述的剩余，相当于抛掉土后的枯草，吐掉果肉后的果核。而旧书繁多细碎，杂录没有文采，书册简短不能传到后世流行久远。于是使进士的人事，《 周礼 》 用来恭敬地呈献给王而交给天府收藏的制度，空缺而不具备。这也是州郡的志书不遵循乡大夫慎重对待荐举贤能文书的制度，记载没有方法，条理不明确的过失。
近代多有考核审定州郡选拔荐举自成一书的，像乐史《 江南登科记》 ，张朝瑞《 南国贤书》 ，陈汝元《 皇明浙士登科考》 ，都分类聚集一个地区的掌故，可惜没见到它们在天下流行。而州县志书编排科举名目，制表列科举中第人，前明以来，多有这种惯例，比起宋、元州郡的志书 ，可以说短小的一寸也有长处呀。只是它们体例不纯净，记载没有方法，不熟悉用年作经用事作纬的体例，也有用表体的，科举、撑仕、封、荫的条目，多互相矛盾。杂乱写成书，甚至附带记载事迹，表、传不分。这就互相接续形成风气，不能一 一列举它们的错误。论辫详见列传第一篇总论内。现在摘取史志的文字，先洋细记载制度，后列题名，按时代排列，从唐代开始，直到现今，作《 选举表》 。那封、荫、召用、荐举，不能按年代记载的，附在后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