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县志书，论次前人撰述，特编列传，盖创例也。举此而推之四方，使《春秋》经世，史氏家法，灿然大明于天下，则外志既治，书有统会，而国史要删，可以抵掌言也。虽然，有难叙者三，一有不可不叙者三，载笔之士，不可不熟察此论也。
何谓难叙者三？一曰书无家法，文不足观，易于散落也。唐、宋以后，史法失传，特言乎马、班专门之业，不能复耳。若其纪、表成规，志、传旧例，历久不渝，等于科举程式，功令条例，虽中庸史官，皆可勉副绳墨，粗就隐括。故书虽优劣不齐，短长互见，观者犹得操成格以衡笔削也。外志规矩荡然，体裁无准，摘比似类书。注记如簿册，质言似肯吏，文语若尺牍，观者茫然，莫能知其宗旨。文学之士，鄙弃不观；新编告成，旧志遽没。比如寒暑之易冠衣，传舍之留过客，欲求存录，不亦难乎？二曰纂修诸家，行业不详，难于立传也。史馆征儒，类皆文学之上，通籍朝绅，其中且有名公卿焉。著述或见艺文，行业或详列传，参伍考求，犹易集也。州县志书，不过一时游宦之士，偶尔过从。启局杀青，不逾岁月；讨论商榷，不出州闾。
其人或有潜德莫征，懿修未显，所游不知其常，所习不知其业，等于萍踪之聚，鸿爪之留，即欲效文苑之联编，仿儒林之列传，何可得耶？三曰题序芜滥，体要久亡，难征录例也。马、班之传，皆录自序。盖其生平行业，与夫笔削大凡，自序已明；据本直书，编入列传；读者苟能自得，则于其书思过半矣。原叙录之所作，虽本《易。系》、《诗》篇，而史氏要删，实自校雠诸家，特重其体。刘向所谓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上之文，类皆明白峻洁，于其书与人，确然并有发明。简首题辞，有裨后学，职是故也。后代文无体要，职非校勘，皆能率尔操觚。凡有简编，辄题弁语；言出公家，理皆泛指。掩其部次，骤读序育，不知所指何人，所称何事。而文人积习相沿，莫能自反，抑亦惑矣。州县修志，尤以多序为荣，隶草夸书，风云竞体。棠阴花满，先为循吏颂辞；水激山峨，又作人文通赞。千书一律，观者索然；移之甲乙可也，界之丙丁可也。尚得采其旧志序言，录其前书凡例，作列传之取材，为一书之条贯耶？凡此三者，所为难叙者也。
何谓不可不叙者三？一曰前志不当，后志改之，宜存互证也。天下耳目无穷，一人聪明有限，《禹贡》岷山之文尚矣，得《缅志》，而江源详于金沙。郑玄娑尊之说古矣，得王肃，而铸金凿其牺背。穷经之业，后或胜前，岂作志之才，一成不易耶？然后人裁定新编，未必遽存故录，苟前志失叙，何由知更定之苦心，识辨裁之至当？是则论次前录，非特为旧志存其姓氏，亦可为新志明其别裁耳。二曰前志有征，后志误改，当备采择也。人心不同，如其面也，为文亦复称是。史家积习，喜改旧文，取其易就凡例，本非有意苛求。然淮阴带剑，不辨何人；太史公《韩信传》云：淮阴少年辱信云“若虽长大，中情怯耳”。班固删去“若”字，文义便晦。太尉携头，谁当假借？
前人议《新唐书。段秀实传》云：柳宗元状称太尉曰“吾带吾头来矣”。文自明。《新唐书》改云：“吾带头来矣。”是谁之头耶？不存当日原文，则三更其手，非特亥豕传讹，将恐虫鱼易体矣。三曰志当递续，不当迭改，宜衷凡例也。迁书采《世本》、《国策》，集《尚书》世纪，《南、北史》集沈、萧、姚、李八家之书，未闻新编告成，遽将旧书覆瓿也。区区州县志乘，既无别识心裁，便当述而不作。乃近人载笔，务欲炫长，未窥龙门之藩，先习狙公之术，移三易四，辗转相因，所谓自扰也，夫三十年为一世，可以补辑遗文，搜罗掌故。更三十年而往，遗待后贤，使甲编乙录，新新相承，略如班之续马，范之继班，不亦善乎？藉使前书义例未全、凡目有阙，后人创起，欲补逸文，亦当如马无地理，班《志》直溯《夏书》；梁、陈无志，《隋书》上通五代；渠、陈、北齐、后周、隋五代。例由义制，何在不然？乃竟租更凡目，全录旧文，得鱼忘筌，有同剽窃，如之何其可也？然琴瑟不调，改而更张。今兹创定一书，不能拘于递续之例；或且以矛陷盾，我则不辞；后有来者，或当鉴其衷曲耳。历叙前志，存其规模，亦见刨例新编，初非得已。凡此三者，所谓不得不叙者也。
【 译文】
州县志书，论定前人著述，特地编列传，大概是首创体例。提出这而推广到四方，使《 春秋》 记载史事的学术，史官的家法，在天下非常明亮地显示，那么地方志得到管理了，书有聚汇，而国史进行撮要删定，可以拍着手掌谈论。即使这样，有难叙述的三个方面，有不可不叙述的三个方面，握笔的士人，不可不仔细考虑这见解。
什么是难叙述的三个方面呢？一是书没有家法，文字不值得观看，容易散失。唐、宋以后，史学方法失传，仅仅说的是司马迁、班固一家之学的学术不能恢复罢了。至于纪、表的成规，志、传的惯例，经历长远时间不改变，相当于科举考试格式，法令条例，即使是平常的史官，都可以勉强符合法度，粗略接近规矩。因此书虽然优劣不一致，短处长处交错出现，看的人仍然能拿固定的格式来衡量记载。方志规矩消失不存，体例没有准则，摘录排比好像类书，记录如同文书簿册，用质朴的语言好像小吏，用修饰的语言如同书信，看的人模糊不清，不能了解那宗旨。有文才的士人，鄙薄不看它，新编宣告完成，旧志很快消失，好比寒暑季节的改换衣帽，旅舍的留宿过往客人，想要求得保存下来，不是困难吗？二是纂修诸人，操行事业不了解，难立传。史馆聘请儒者，大抵都是有文才的士人，朝廷官员，其中又有有声望的大臣。他们的著述或许在艺文志见到，操行事业或许在列传详细记载，错综比较，探索研究，还容易汇集。州县志书，只是一段时间在外地作官的士人，偶尔来往，开设修志局把书写定，不超过一年，探讨商榷的范围，不出乡里。其人或许有不为人知的美德没有验证，美好的行为没有显露，不知道他游历的经常去处，不知道他研习的学业，相当于浮萍飘泊般行踪的偶然聚合，鸿雁爪痕在地上的遗迹。‘即使想要效法文苑的联合成篇，仿照儒林的排列作传，怎么能做到呢？三是序言杂乱过多，体统久已消失，难探求体例。马、班的传，都收录自序。大概他们的生平、操行事业，和史书著述的大要，自序已经表明；根据原样如实书写，编人列传，看的人如果能自己体会，就对那书领悟大半了。推究序录的兴起，虽然源于《 易• 系辞》 、《 诗经》 篇序，而史家作史书撮要删定，实在是从校摊家特别重视这体裁。刘向所说的分条列举篇目，摘取那旨意，记录而呈上的文字，大抵都明白简练，对那书和著者，确实都有阐发。篇首题辞，对后来读书人有补益，主要是这原因。后世文章没有体统，职业不是校勘，都能轻率地写作；凡是有书籍，总是写上前言，言辞使用官府格式，事理都是浮泛地说明。遮盖那目录，突然读序言，不知道指的是什么人，说的是什么事。而文人长期形成的习惯互相沿袭，没有人能责问自己，可也迷乱啊。州县编修志书，尤其把序多当作荣耀，用隶书草书夸耀书法，风起云涌般追求字体。甘棠留下树荫，桃花开满全县，先成了守法有治绩的官吏的颂辞；流水激荡，山岭巍峨，又当作人事通用的赞语。千部书一个样子，看的人全无兴致；移用到甲乙可以，给予丙丁可以。这样还能采用旧志序言，记载前书凡例，来供列传选取材料，当作一部书的条理吗？凡是这三个方面，是所说的难叙述的方面。
什么是不可不叙述的三个方面呢？一是前志不妥当，后志改正它，应当保存互相证明的文字。天下人的见闻没有穷尽，一个人的见闻有限。《 禹贡》 中长江源头出自眠山的文字，时间久远了，得到《 缅志》 以后，而长江源头知道是全沙江。郑玄婴尊的说法占老了，得到王肃的说法，而知道是铸金蜚牛背的尊。钻研经书的事业，后人有时超过前人；难道作方志的才能，一经形成就不改变吗？但是后人裁定新编，不一定就保存旧志，如果前志散落，从哪里知道修订的苦心，了解叙事和剪裁的很恰当呢？那么论定前志，不仅为旧志保存那姓名，也可以为新志表明那独特裁断。二是前志有验证，后志误改，应当预备选择。人心不相同，就像面貌的不相同，作文章也和这相当。史官长期形成的习惯，喜欢改动原有文字，追求的是这样容易接近凡例，本来不是有意识地过分要求。但是写淮阴侯带剑，不能辨别究竟是什么人；司马迁《 韩信传》 说：淮阴年轻人羞辱韩信说．“你虽然身体高大，内心胆小。”班固删去“你”字，文意就不清楚。写段太尉带头来，谁应当借用？前人议论《 新唐书• 段秀实传》 说：柳宗元写的行状叙述段太尉说：“我带我的头来了。”文意自然明确，《 新唐书》 改成说：“我带头来了。”是谁的头呢？不保存当时原文，那么经过几次变换，不仅亥豕一类的形近字传播错误，恐怕会各类字体改变形状了。三是志书应当交替续编，不应当交替改写，应该调节凡例。司马迁《 史记》 采用《 世本》 、《 战国策》 ，汇合《 尚书》 世系，《 南北史》 汇合沈约、萧子显、姚思廉、李百药八部史书，没听说新编宣告完成，就把旧书覆盖酱坛。小小的州县志书，既然没有独特见识、内心裁断，就应当传述而不创作。而近人记载，必定想要夸耀长处，还没有见到司马迁的外墙，先熟悉养称猴老翁的手段，改变三个和四个的先后，辗转沿袭，是所说的自己扰乱。三十年是一世，可以补缀辑录以前遗留的文章，搜罗掌故。经过兰十年以后，留下等待后代有才德的人，使甲编乙录，新的和新的互相延续，大致像班固接续司马迁，范哗继承班固，不也很好吗？假使前书主旨和体例不完全，纲目有缺少，后人创建，想要补充逸文，也应当像《 史记》 没有地理篇，班固《 地理志》 径直上溯到《 夏书• 禹贡》 ；《 梁书》 、《 陈书》 没有志，《 隋书》 向上贯通五代。梁、陈、北齐、北周、隋五代。体例从主旨制定，在哪里不这样呢？而竟然粗略改变纲目，全部抄写原文；捕到鱼就忘记了鱼具，如同到窃，这怎么行呢？但是琴瑟音调不和谐，就换弦重安装。现在创制一部书，不能受交替续编的体例的限制，或者将要用矛穿透盾，我不推辞，以后有继起的人，也许会观察到我的内心。一一叙述前志，保存那格局，也可见创立体例新编一书，本来是不得已。凡是这三个方面，是所说的不能不叙述的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