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官》象魏之法，不可考矣。后世《三辅黄图》及《洛阳官殿》之图，则都邑宫室之所由仿也。建章宫千门万户，张华遂能历举其名，郑樵以为观图之效，而非读书之效。是则建制之图，所系岂不重欤？朱子尝著《仪礼释宫》，以为不得其制，则仪节度数，无所附著。盖古今宫室异宜，学者求于文辞，而不得其解，则图阙而书亦从而废置矣。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古。
城邑衙廨，坛壝祠庙，典章制度，社稷民人所由重也。不为慎著其图，则后人观志，亦不知所向往矣。迁、固以还，史无建置之图，是则元、成而后，明堂太庙，所以纷纷多异说也。
邵子曰：“天道见乎南，而潜乎北。是以人知其前，而昧其后也。”夫万物之情，多背北而向南。故绘图者，必南下而北上焉。山川之向背，地理之广袤，列之于图，犹可北下而南上，然而已失向背之宜矣。庙祠衙廨之建置，若取北下而南上，则檐额门扉，不复有所安处矣。华亭黄氏之隽，执八卦之图，乾南居上，坤北居下，因谓凡图俱宜南上者，是不知河洛、《先、后天图》至宋始著，误认为古物也。且理数之本质，从无形而立象体，当适如其本位也。山川宫室，以及一切有形之物，皆从有象而入图，必当作对面观而始肖也。且如绘人观八卦图，其人南面而坐，观者当北面矣。是八卦图，则必南下北上，此则物情之极致也。无形之理，如日临檐，分寸不可逾也。
有形之物，如鉴照影，对面则互易也，是图绘必然之势也。彼好言尚古，而不知情理之安，则亦不可以论著述矣。
建置所以志法度也，制度所不在，则不入于建置矣。近代方志，或入古迹，则古迹本非建而置之也；或入寺观，则寺观不足为建置也。旧志之图，不详经制，而绘八景之图，其目有曰：南桥秋水，三塔春虹，韩城留角，汉庙西风，西山叠翠，通镇鸣钟，灵泉鼓韵，雁口声噰。命名庸陋，构意勉强，无所取材；故志中一切削去，不留题咏，所以严史体也。且如风月天所自有，春秋时之必然，而强叶景物，附会支离，何所不至。即如一室之内，晓霞夕照，旭日清风，东西南北，触类可名，亦复何取？而今之好为题咏，喜竟时名，日异月新，逐狂罔觉，亦可已矣！
【 译文】
《 周礼》 关于宫阙的制度，已经不可考知了。后世的《 三辅黄图》 和《 洛阳宫殿图》 ．就是都邑、宫室所仿效的。汉建章宫千门万户，张华竟然能一一说出它们的名称，郑樵认为是看图的效果，而不是读书的效果。那么，建置的图，所关联的难道不重要吗？朱子曾经著《 仪礼释宫》 ，认为不了解宫室的制度，礼仪形式的规则就没有地方依附。大概古今宫室的方法不同，学者从文辞中探求而得不到解释，于是图缺少而仔也跟着废弃了。后世的看现在，也就像现在的看古代。城邑、官署、祭坛、祠庐，典章制度、国家百姓因此而重要。不为这滇重地作图，那么后人看方志，也不知道所思慕的了。司马迁、斑固以来，史书没有建置方面的图，这就是汉元帝、成帝以后关于明堂、太庙纷纷多不同说法的原因。
邵子说：“天道在南方显示出来，而在北方隐蔽，所以人们知道自己面前的物体，而不知道自己后面的物体。”万物的情况，大多背向北方面向南方，因此绘图的人，必然让南方在下而北方在上。山川的面向和背向，土地的东西宽和南北长，列在图上，还可以北方在下而南方在上，但是已经失去面向和背向的适当方法了。祠庙、官署的建置图，如果采取北方在下、南方在上的办法，屋檐、门匾、门扇，就不再有安置的地方了。华亭黄之隽主张八卦图是乾在南，放在上面，坤在北，位置在下面，因此认为一切图都应该南方在上，这是不知道河图、洛书、《 先天图》 、《 后天图》 到宋代才显著，误认为是古代的东西。事理的本体，从没有形状到树立形体，应当恰好符合它的本来位置。山川宫室，以及一切有形状的物体，都是从有形象而人图，必须作对面观看才相似。例如画人看八卦图，画者朝南坐，看八卦图的人应当朝北坐了。因此八卦图就必定南方在下、北方在上，这就是事理的最高程度。没有形状的道理，如同太阳对着屋檐，分寸不能超越；有形状的物体，如同镜子照出影子，对面就互相变换位置，这是图画必然的形势。那些人喜爱谈论崇尚古代，却不知道情理是否妥当，就也不可以谈论著述了。
建置是用来标记法度的，制度不存在的地方，就不列人建置了。近代方志，有的列人古迹，而古迹本来不是建造而设置的；有的列人佛寺、道观，而佛寺、道观不能当作建置。旧县志的图，不详细表明制度，却画出八景图，那名目是：南桥秋水，三塔春虹，韩城留角，汉庙西风，西山叠翠，通镇鸣钟，灵泉鼓韵，雁口声嘎。取的名称平庸浅薄，构思勉强，没有可采取的地方，因此在志中一概削除，不留题咏文字，用来严格史体。况且风月是天上本来就有的，春秋是时令的必然，而勉强配合景物，附会又散乱残缺，有什么地方用不上呢？就拿一间房子里面来说，朝霞夕照，旭日清风，东西南北，接触到的事都可以起名称，又有什么可采取呢？而现在的那些人爱好题咏，喜欢争竞一时的名声，每天有变化，每月有新东西，追随狂态而不觉察，也可以停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