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圣人之所为恶夫异端尽力而排之者，非异端之能乱天下，而天下之乱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庄周、列御寇之徒，更为虚无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说，纷纭颠倒，而卒归于无有。由其道者，荡然莫得其当，是以忘乎富贵之乐，而齐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于天下，高世远举之人，所以放心而无忧。虽非圣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无恶于天下。自老聃之死百余年，有商鞅、韩非著书，言治天下无若刑名之贤，及秦用之，终于胜、广之乱，教化不足，而法有余，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后世之学者，知申、韩之罪，而不知老聃、庄周之使然。何者？仁义之道，起于夫妇、父子、兄弟相爱之间；而礼法刑政之原，出于君臣上下相忌之际。相爱则有所不忍，相忌则有所不敢。夫不敢与不忍之心合，而后圣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庄周论君臣、父子之间，泛泛乎若萍浮于江湖而适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爱，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爱其父，则仁不足以怀，义不足以劝，礼乐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于无有。夫无有，岂诚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韩非求为其说而不得，得其所以轻天下而齐万物之术，是以敢为残忍而无疑。
今夫不忍杀人而不足以为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则是杀人不足以为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乱天下。如此，则举天下唯吾之所为，刀锯斧钺，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尝一日敢易其言。虽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视天下眇然若不足为者，此其所以轻杀人欤！
太史迁曰：“申子卑卑，施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核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尝读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谋而相感者，庄、老之后，其祸为申、韩。由三代之衰至于今，凡所以乱圣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终，奈何其不为之所也。
【译文】
圣人之所以厌恶那异端、竭尽全力将它排除的原故，并不是异端它能搅乱天下，而是天下的祸乱由它引出来的。以前周朝衰落后，有老腆、庄周、列御寇这些人，不断地散布虚无淡泊的言论，用以对付那些猖狂浮游的学说，纷纷纭纭颠倒是非，最后归结到没有。按照他们的理论，摇摆不定捉不住实质的东西，这样就使人忘掉富贵的乐趣，而把死和生看作一样。这是那些在天底下不得志的，脱离现实追求荒远的人，能够放心而没有忧虑的理论。这虽然不是圣人的主张，而他们的用意，本来对天下没有什么害处。自老璐死后一百多年，有商鞍、韩非，著书论治理天下，认为没有比像采用刑名方法更好的了。到秦国采用了它，终于引起陈胜、吴广的判乱。教化不足而用刑罚过分，秦国因此灭亡，而天下受它的毒害。
后世的学者，只知道申不害、韩非学说的罪过，而不知道它是老腆、庄周的学说造成的。这是为什么呢？仁义的思想，起源于夫妇、父子、兄弟相爱的中间，而礼教法令刑罚政治的根源，产生于君臣上下相互顾忌之间。相互爱，就有不忍心之处；相互顾忌，就有不敢妄为的行动。不敢作与不忍心相结合，然后圣人主张就能够保存在这中间。现在老腆、庄周们，论君臣父子之间的关系，就像水上的浮萍浮游在江湖上面而正好相遇到一起了。这样就会造成父亲不值得爱，而对国君不必有所顾忌。不顾忌他的国君，不爱他的父亲，那仁就不能够怀柔他，义也不能够劝导他，礼乐不能够感化他。这仁义礼乐四种手段对他都不起作用，却打算使天下处于什么也没有的境地。那什么也没有了，难道真的能完全治理好天下吗？商鞍、韩非从中寻找可以治天下的理论而得不到，却得到他们那种轻视天下而用来整齐万物的法术，由是敢于施行残忍的手段而不犹豫。现在人们以为那不忍心杀人的行为并不完全就是仁，而仁也不能够用来治理百姓。那就是杀人不能够被称为不仁，不仁也不能够使天下乱起来。这样，那整个天下就只有任我所为，刺面砍足杀头，什么行为不可做呢？
从前，孔夫子未曾有一天改变过他的主张，即使天下的小事物，他也没有不有所敬畏的，现今申、韩之徒视天下渺小得好像不值得他们作什么，这就是他们把杀人看得很轻的缘故吧？太史公司马迁说：“申不害自我勤勉，把他们的主张用在究明名与实的相符与否上；韩非用法规，切合事实，、辨明是非，他用法极其惨酷苛刻，缺少恩义，都是取原于老子《道德经》中的含意。’，我曾读司马迁的这段话而细想它，觉得事物本来就有不相谋议却有相同感受的。庄子、老子之后，这个学说的祸患就表现在申不害、韩非的主张里。从三代的衰落到现在，凡是能够搅乱圣人道义的，它对社会的危害本来已是很多的了，却没有知道它的源头。怎么人们不去追究它的根源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