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真书以平正为善，此世俗之论，唐人之失也。古今真书之神妙，无出钟元常，其次王逸少。今观二家之书，皆潇洒纵横，何拘平正？良由唐人以书判取士，而士大夫字书类有科举习气。颜鲁公作《干禄字书》，是其证也。矧（况）欧、虞、颜、柳，前后相望，故唐人下笔应规入矩，无复魏、晋飘逸之气。且字之长短、大小、斜正、疏密，天然不齐，孰能一之？谓如“东”字之长，“西”字之短，“口”字之小，“体”字之大，“朋”字之斜，“当”字之正，“千”字之疏，“万”字之密，画多者宜瘦，少者宜肥。魏、晋书法之高，良由各尽字之真态，不以私意参之耳。或者专喜方正，极意欧、颜；或者惟务匀圆，专师虞、永，或谓体须稍扁则自然平正，此又有徐会稽之病。或云：欲其萧散，则自不尘俗，此又有王子敬之风，岂足以尽书法之美哉！真书用笔，自有八法，我尝采古人之字列之为图，今略言其指：点者，字之眉目，全藉顾盼精神，有向有背，随之异形。横直画者，字之体骨，欲其坚正匀静，有起有止，所贵长短合宜，结束坚实。[丿]、[乀]、者，字之手足，伸缩异度，变化多端，要如鱼翼鸟翅，有翩翩自得之状。[乚]、[亅]者，字之步履，欲其沉实。晋人挑剔，或带斜拂，或横引向外，至颜、柳始正锋为之，正锋则无飘逸之气。转折者，方圆之法。真多用折，草多用转；折欲少驻，驻则有力；转不欲滞，滞则不遒。然而真以转而后遒，草以折而后劲，不可不知也。悬针者，笔欲极正，自上而下，端若引绳。若垂而复缩，谓之垂露。故翟伯寿问于米老曰：“书法当何如？”米老曰：“无垂不缩，无往不收。”此必至精至熟然后能之。古人遗墨，得其一点一画皆昭然绝异者，以其用笔精妙故也。大令以来，用笔多尖。一字之间，长短相补，斜正相拄，肥瘦相混，求妍媚于成体之后，至于今，尤甚焉。
【译文】
真书要写得平正为妙，这是一般世俗的论调也是唐代书法的缺点（唐代书法家讲究法度规矩，缺乏魏晋书法的飘洒风度）。古今真书写得最神妙的，无过钟繇，其次就数王羲之，试看这二家法书，都潇洒纵横，何曾拘守方正平直的规矩？原因在于唐代以法作取士标准，所以士大夫阶级的字大都有科举习气，颜鲁公写的干禄字书就是证据。何况欧虞颜柳四大家前后相接，唐人受了他们的影响，自然一下笔就循规蹈矩，不再有魏晋那样的飘逸气象了。再说字的长短、大小、斜正、疏密，天然不一，谁能将它划一起来呢？例如“东”字长，“西”字短，“口”字小，“体”字大，“朋”字斜，“当”字正，“千”字疏，“万”字密，笔画多的字宜写得瘦些，笔画少的自宜写得肥些。魏晋书法之所以高妙，正由于完全照着字的实际形态下笔，不夹杂自己的私意。后来的人，有的专喜方正，就极意模仿欧阳询颜真卿；有的专讲匀圆，就专门师法虞世南智永；有的说结体扁些，自然平正，这又犯了徐浩的毛病；有的说，写得疏朗，自然不俗，这又沾了王献之的习气。这些都是一偏之见，哪足以包括书法艺术的美呢？真书用笔，自有八法，我曾摘取古人法书，列成图表，现在简括地谈谈它的要旨：“点”是一个字的眉眼，全靠顾盼有情，或向或背，各随字形而异。“撇捺”是字的手脚，长短不同，变化多端，要像鱼的胸鳍、鸟的翅膀那样有翩翩自得的神气。“挑趯”是字的步履，要能沉着。晋人的挑趯，或带斜拂，或横引向外。到颜真卿、柳公权手里，开始专用正锋，全用正锋，自然就没有飘逸气象了。转折，是方圆的法则：真书多用折笔，草书多用转笔，折笔要稍留驻，留驻就有力；转笔不可停滞，停滞就没劲。然而真书兼用转笔，可使更遒健，草书兼用折笔，可使更险劲，这一点学者不可不知。所谓“悬针”笔要执得极正，从上而下，笔直地像拉紧的绳子一样。如果往下拉后又缩了回去，这就叫做“垂露”。从前翟伯寿问米老“字应当怎样写”？米老说：“没有一笔垂而不缩，没有一笔去而不回”。这两句话看似简单，然必须练习至极精极熟，方能做到。古人留下的墨迹，哪怕我们所能体会的仅仅一点一画之微，总觉得跟现代人书法有显著的不同，这就是用笔情妙的缘故啊！自王献之以来，书家用笔多尖锋直下，一字之间，长的短的互相补凑，斜的正的互相支拄，肥的瘦的互相混杂，这样来追求结体的姿媚漂亮，这种现象，直至于今，比前更甚。
【解读】
唐代楷书，被宋代书家米芾评为“一笔书”。他认为唐人楷书字间缺少变化。与米芾观点一样，姜夔也认为，楷书只讲平正，是唐人的失误：“真书以平正为善，此世俗之论，唐人之失也”。众所周知，在科举考试中，试子们追求的就是横平竖直的字形。在书法学习中，如果把横平竖直当作点画形态的追求，那么就极易流于馆阁体的呆板拘谨。姜夔认为，应注意“字之真态”，求其长短、大小、斜正、疏密等的对立统一：“字之长短、大小、斜正、疏密，天然不齐，孰能一之？”姜夔所批评的“只求平正”的书写方法，历代都有不少实例。至今还有许多人奉为圭臬。就此而论，我们是否应该思考：楷书的平正与呆板之间有何关系？为什么许多以“平正”为口号的书家都走向了呆板拘谨？如何在书写中注意到字法与章法的对比与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