颖州吴明经跃鸣言，其乡老儒林生，端人也。尝读书神庙中，庙故宏阔，僦居者多，林生性孤峭，卒不相闻问。一日，夜半不寐，散步月下，忽一客来叙寒温。林生方寂寞，因邀入室共谈，甚有理致。偶及因果之事，林生曰：圣贤之为善，皆无所为而为者也。有所为而为，其事虽合，无理其心已，纯乎人欲矣。故佛氏福田之说，君子弗道也。客曰：先生之言，粹然儒者之言也。然用以律己则可，用以律人则不可；用以律君子犹可，用以律天下之人则断不可。圣人之立教，欲人为善而已。其不能为者，则诱掖以成之；不肯为者，则驱策以迫之，于是乎刑赏生焉。能因慕赏而为善，圣人但与其善，必不责其为求赏而然也；能因畏刑而为善，圣人亦与其善，必不责其为避刑而然也。苟以刑赏使之循天理，而又责慕赏畏刑之为人欲，是不激劝于刑赏，谓之不善；激劝于刑赏，又谓之不善，人且无所措手足矣。况慕赏避刑，既谓之人欲，而又激劝以刑赏，人且谓圣人实以人欲导民矣。有是理欤？盖天下上智少而凡民多，故圣人之刑赏，为中人以下设教；佛氏之因果，亦为中人以下说法。儒释之宗虽殊，至其教人为善，则意归一辙。先生执董子谋利计功之说，以驳佛氏之因果，将以圣人之刑赏而驳之乎？先生徒见缁流诱人布施，谓之行善，谓之得福；见愚民持斋烧香，谓之行善，谓可得福。不如是者，谓之不行善，必获罪，遂谓佛氏因果，适以惑众，而不知佛氏所谓善恶，与儒无异。所谓善恶之报，亦与儒无异也。林生意不谓然，尚欲更申己意，俯仰之倾，天已将曙，客起欲去，固挽留之，忽挺然不动，乃庙中一泥塑判官。
【译文】
颖州人明经吴跃鸣说：他的同乡老儒林生，是一个品行端正的人。林生曾在神庙中读书，庙宇很宽阔，就居的人也很多。林生性情孤僻，对庙中人一概不闻不问。一天半夜，因失眠不困，他在月下散步，忽有一位客人前来凑他闲谈。林生正在寂寞，便请客人进屋，闲谈起来。客人谈话很有条理。闲谈中，偶然涉及到一些因果报应的事情。林生说：“圣贤做善事，都是没有主观目的而做成的。如果怀着主观目的去做，即使所做的事情合乎“天理”，其用心也就纯粹是属于“人欲”了。所以佛家的“福田”之说，君子是不谈论的。”客人说：“先生的话，纯粹是属于儒家的言论。然而，用来要求自己是可以的，用来要求别人则是不可以的；用来要求君子还可以，用来要求普天下的人则是断然行不通。圣人立教，无非是要人做善事而已。不能做善事的人，就诱导扶持他去做；不肯做善事的人，就用鞭子驱赶迫使他去做。于是也就产生了刑罚和赏赐。对于能因为追求赏赐而做善事的人，圣人就肯定他是善人，必定不会责怪他为了求赏才做善事；对于能因为害怕刑罚而做善事的人，圣人也承认他是善人，必定不会追究他为了逃刑才做善事。如果用刑赏手段驱使人们去遵循“天理”，却又指责人们喜赏畏刑是“人欲”，那么人们遵从刑赏会被说成是不善，不遵从刑赏也会被说成是不善，人们也就手足无措，不知怎么做了。况且，既然把喜赏畏刑称为“人欲”，而又使用刑赏手段，人们将会说圣人实际上是以“人欲”诱导人民，有这个道理吗？因为普天之下“上智”少，凡民多，所以圣人的刑赏，其实是在为“中人”以下设教的。佛家的因果，也是在为“中人”以下说法的。佛儒两家的宗旨虽然不同，但在教人为善这一点上，意思完全一致。先生拿董子的谋利计功学说，来批驳佛家的因果理论，是要连圣人的刑赏主张一同批驳吗？先生只见僧众诱人布施钱财，说这就是行善，可以得福；不布施，就是不行善，必定有罪。从而也就误以为佛家的因果理论，完全是欺惑民众的。并没有了解到佛家所说的善恶与儒家没有区别，所说的善恶报应也与儒家没有区别。”林生对客人的这套论述不以为然，还想进一步申述自己的见解。这时，天已近晓，客人起身想走，林生执意挽留。客人忽然挺身不动，林生仔细一看，原来是庙内的一个泥塑判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