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太史公曰（1）：“先人有言（2）：‘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3）。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4），继《春秋》（5）、本《诗》（6）、《书》（7）、《礼》（8）、《乐》（9）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10）：“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11）：‘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12），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13），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14），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15），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16）。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17），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18）。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19），作《易》八卦。尧舜之盛（20），《尚书》载之（21），礼乐作焉。汤武之隆（22），诗人歌之（23）。《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24），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25），封禅（26），改正朔（27），易服色（28），受命于穆清（29），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30），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31），幽于缧绁（32）。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33）；孔子厄陈、蔡，作《春秋》（34）；屈原放逐，著《离骚》（35）；左丘失明，厥有《国语》（36）；孙子膑脚，而论兵法（37）；不韦迁蜀，世传《吕览》（38）；韩非囚秦，《说难》、《孤愤》（39）；《诗》三百篇（40），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41），至于麟止（42），自黄帝始（43）。
注释：
（1）太史公：司马迁自称。
（2）先人：指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
（3）周公：姓姬，名旦，周武王之弟，周成王之叔。武王死时，成王尚年幼，于是就由周公摄政（代掌政权）。周朝的礼乐制度相传是由周公制定的。
（4）《易传》：《周易》的组成部分，是儒家学者对古代占筮用《周易》所作的各种解释。
（5）《春秋》：儒家经典，相传是孔子根据鲁国史官编的《春秋》加以整理、修订而成。
（6）《诗》：《诗经》，儒家经典之一，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
（7）《书》：《尚书》，儒家经典之一，是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
《礼》：儒家经典《周礼》、《仪礼》、《礼记》三书的合作。
《乐》：儒家经典之一，今已不传。《易传》、《春秋》、《诗》、《书》、《礼》、《乐》，汉时称“六艺”。
（10）壶遂：人名，曾和司马迁一起参加太初改历，官至詹事，秩二千石，故称“上大夫”。
（11）董生：指汉代儒学大师董仲舒。
（12）孔子为鲁司寇：前500年（鲁定公十年），孔子在鲁国由中都宰升任司空和大司寇，是年五十二岁。司寇，掌管刑狱的官。
（13）三王：指夏、商、周三代的开国之君禹、汤、文王。
（14）阴阳：古代以阴阳解释世间万物的发展变化，凡天地万物皆分属阴阳。
四时：春、夏、秋、冬四季。
五行：水、火、木、金、土等五种基本元素，古人认为它们之间会相生相克。
（15）牝牡（pìn mǔ）：牝为雌，牡为雄。
（16）指：同“旨”。
（17）弑（shì）：古时称臣杀君、子杀父母为“弑”。
（18）社稷：土神和谷神。古时王朝建立，必先立社稷坛；灭人之国，也必先改置被灭国的社稷坛。故以社稷为国家政权的象征。
（19）伏羲：神话中人类的始祖。曾教民结网，从事渔猎畜牧。据说《易经》中的八卦就是他画的。
（20）尧：传说中我国父系社会后期部落联盟的领袖。
舜：由尧的推举，继任部落联盟的领袖。挑选贤才，治理国家，并把治水有功的大禹推为自己的继承人。
（21）《尚书》载之：《尚书》的第一篇《尧典》，记载了尧禅位给舜的事迹。
（22）汤：商朝的建立者。原是商族的领袖，后任用贤相伊尹执政，积聚力量，先后十一次出征，消灭了邻近几个部落。最后一举灭夏，建立商朝。
武：周武王，西周王朝的建立者。继承文王的遗志，率部东攻，在牧野（今河南淇县西南）大败商纣王部队，建立周朝。
（23）诗人歌之：《诗经》中有《商颂》五篇，内容多是对殷代先王先公的赞颂。
（24）三代：夏、商、周。
（25）符瑞：吉祥的征兆。汉初思想界盛行“天人感应”之说，这被称为“获符瑞”。前122年，汉武帝猎获了一头白麟，于是改年号为“元狩”。
（26）封禅：帝王祭天地的典礼。秦汉以后成为国家大典。封，在泰山上筑土为坛祭天。禅，在泰山下的梁父山上辟出一块场地祭地。
（27）正朔：正是一年的开始，朔是一月的开始；正朔即指一年的第一天。古时候改朝换代，都要重新确定何时为一年的第一个月，以示受命于天。周以夏历的十一月为岁首；秦以夏历的十月为岁首；汉初承秦制，至前104年（汉武帝元封元年）改用“太初历”，才用夏历的正月为岁首，从此直到清末，历代沿用。“改正朔”即指此。
（28）易服色：更改车马、祭牲的颜色。秦汉时代，盛行“五德终始说”。认为每一个朝代在五行中必定占居一德。与此相应，每一朝代都崇尚一种颜色。所谓夏朝为水德，故崇尚黑色；商朝为金德，故崇尚白色；周朝为火德，故崇尚赤色；汉初四十年，汉人认为自己是水德，故崇尚黑色，后经许多人的抗争，到武帝时正式改定为土德，崇尚黄色。
（29）穆清：指天。
（30）重译：经过几重翻译。喻远方邻邦。
款塞：叩关。
（31）遭李陵之祸：李陵，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人，汉代名将李广之孙，善于骑射，汉武帝时官拜骑都尉。前99年（天汉二年），汉武帝出兵三路攻打匈奴，以他的宠妃李夫人之弟、贰师将军李广利为主力，李陵为偏师。李陵率军深入腹地，遇匈奴主力而被围。李广利按兵不动，致使李陵兵败投降。司马迁认为李陵是难得的将才，在武帝面前为他辩解，竟被下狱问罪，处以宫刑。这就是“李陵之祸”。
（32）缧绁（léi xiè）：原是捆绑犯人的绳索，这里引伸为监狱。
（33）西伯拘羑（yǒu）里，演《周易》：周文王被殷纣王拘禁在羑里（今河南汤阴县北）时，把上古时代的八卦（相传是伏羲所作）推演成六十四卦，这就是《周易》一书的骨干。
（34）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孔子为了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曾周游列国，但到处碰壁，在陈国和蔡国，还受到了绝粮和围攻的困厄。其后返回鲁国写作《春秋》。
（35）屈原放逐，著《离骚》：请参阅本编所选《屈原列传》。
（36）左丘：春秋时鲁国的史官。相传他失明以后，撰写成《国语》一书。
（37）孙子膑（bìn）脚，而论兵法：孙子，即孙膑，因受一种截去两腿膝盖上膑骨的膑刑以后得名。齐国人，曾与庞涓一起从鬼谷子学兵法。后庞涓担任魏国大将，忌孙膑之才，把孙膑骗到魏国，处以膑刑。孙膑后被齐威王任为军师，著有《孙膑兵法》。
（38）不韦迁蜀，世传《吕览》：不韦即吕不韦，战国末年的大商人。秦庄襄王时，被任为相国，封文信侯。始皇即位，称吕不韦为“尚父”。他曾命门下的宾客编撰了《吕氏春秋》（又称《吕览》）一书。秦始皇亲政后，被免去相国职务，赶出都城，又令迁蜀，忧惧自杀。
（39）韩非囚秦，《说难》、《孤愤》：韩非是战国末期法家的代表，出身韩国贵族。为李斯所谗，在狱中自杀。《说难》、《孤愤》是《韩非子》中的两篇。
（40）《诗》三百篇：今本《诗经》共三百零五篇，这里是指约数。
（41）陶唐：即唐尧。尧最初住在陶丘（今山东定陶县南），后又迁往唐（今河北唐县），故称陶唐氏。《史记》列为五帝之一。
（42）至于麟止：前122年（汉武帝元狩元年），猎获白麟一只，《史记》记事即止于此年。前481年（鲁哀公十四年），亦曾猎获麒麟，孔子听说后，停止了《春秋》的写作，后人称之为“绝笔于获麟”。《史记》写到捕获白麟为止，是有意仿效孔子作《春秋》的意思。
（43）黄帝：传说中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姬姓，号轩辕氏、有熊氏。《史记》首篇即《五帝本纪》，黄帝为五帝之首，所以这样说。
译文：
太史公说：“先人说过：‘自周公死后五百年而有孔子。孔子死后到现在五百年，有能继承清明之世，正定《易传》，接续《春秋》，意本《诗》、《书》、《礼》、《乐》的人吗？’其用意就在于此，在于此吧！我又怎敢推辞呢。”
上大夫壶遂问：“从前孔子为什么要作《春秋》呢？”太史公说：“我听董生讲：‘周朝王道衰败废弛，孔子担任鲁国司寇，诸侯嫉害他，卿大夫阻挠他。孔子知道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政治主张无法实行，便褒贬评定二百四十二年间的是非，作为天下评判是非的标准，贬抑无道的天子，斥责为非的诸侯，声讨乱政的大夫，为使国家政事通达而已’。孔子说：‘我与其载述空洞的说教，不如举出在位者所做所为以见其是非美恶，这样就更加深切显明了。’《春秋》这部书，上阐明三王的治道，下辨别人事的纪纲，辨别嫌疑，判明是非，论定犹豫不决之事，褒善怨恶，尊重贤能，贱视不肖，使灭亡的国家存在下去，断绝了的世系继续下去，补救衰敝之事，振兴废弛之业，这是最大的王道。《易》载述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所以在说明变化方面见长；《礼》规范人伦，所以在行事方面见长；《书》记述先王事迹，所以在政治方面见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所以在风土人情方面见长；《乐》是论述音乐立人的经典，所以在和谐方面见长；《春秋》论辨是非，所以在治人方面见长。由此可见《礼》是用来节制约束人的，《乐》是用来诱发人心平和的，《书》是来述说政事的，《诗》是用来表达情意的，《易》是用来讲变化的，《春秋》是用来论述道义的。平定乱世，使之复归正道，没有什么著作比《春秋》更切近有效。《春秋》不过数万字，而其要旨就有数千条。万物的离散聚合都在《春秋》之中。在《春秋》一书中，记载弑君事件三十六起，被灭亡的国家五十二个，诸侯出奔逃亡不能保其国家的数不胜数。考察其变乱败亡的原因，都是丢掉了作为立国立身根本的春秋大义。所以《易》中讲‘失之毫厘，差以千里。’说‘臣弑君，子弑父，并非一朝一夕的缘故，其发展渐进已是很久了’。因此，做国君的不可以不知《春秋》，否则就是谗佞之徒站在面前也看不见，奸贼之臣紧跟在后面也不会发觉。做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否则就只会株守常规之事却不懂得因事制宜，遇到突发事件则不知如何灵活对待。做人君、人父若不通晓《春秋》的要义，必定会蒙受首恶之名。做人臣、人子如不通晓《春秋》要义，必定会陷于篡位杀上而被诛伐的境地，并蒙死罪之名。其实他们都认为是好事而去做，只因为不懂得《春秋》大义，而蒙受史家口诛笔伐的不实之言却不敢推卸罪名。如不明了礼义的要旨，就会弄到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的地步。君不像君，就会被臣下干犯，臣不像臣就会被诛杀，父不像父就会昏聩无道，子不像子就会忤逆不孝。这四种恶行，是天下最大的罪过。把天下最大的罪过加在他身上，也只得接受而不敢推卸。所以《春秋》这部经典是礼义根本之所在。礼是禁绝坏事于发生之前，法规施行于坏事发生之后；法施行的作用显而易见，而礼禁绝的作用却隐而难知。”
壶遂说：“孔子时候，上没有圣明君主，他处在下面又得不到任用，所以撰写《春秋》，留下一部空洞的史文来裁断礼义，当作一代帝王的法典。现在先生上遇圣明天子，下能当官供职，万事已经具备，而且全部各得其所，井然相宜，先生所要撰述的想要阐明的是什么呢？”
太史公说：“是，是啊，不不，不完全是这么回事。我听先人说过：‘伏羲最为纯厚，作《易》八卦。尧舜的强盛，《尚书》做了记载，礼乐在那时兴起。商汤周武时代的隆盛，诗人予以歌颂。《春秋》扬善贬恶，推崇夏、商、周三代盛德，褒扬周王室，并非仅仅讽刺讥斥呀’。汉朝兴建以来，至当今英明天子，获见符瑞，举行封禅大典，改订历法，变换服色，受命于上天，恩泽流布无边，海外不同习俗的国家，辗转几重翻译到中国边关来，请求进献朝见的不可胜数。臣下百官竭力颂扬天子的功德，仍不能完全表达出他们的心意。再说士贤能而不被任用，是做国君的耻辱；君主明圣而功德不能广泛传扬使大家都知道，是有关官员的罪过。况且我曾担任太史令的职务，若弃置天子圣明盛德而不予记载，埋没功臣、世家、贤大夫的功业而不予载述，违背先父的临终遗言，罪过就实在太大了。我所说的缀述旧事，整理有关人物的家世传记，并非所谓著作呀，而您拿它与《春秋》相比，那就错了。”
于是开始论述编次所得文献和材料。到了第七年，太史公遭逢李陵之祸，被囚禁狱中。于是喟然而叹道：“这是我的罪过啊！这是我的罪过啊！身体残毁没有用了。”退而深思道：“《诗》、《书》含义隐微而言辞简约，是作者想要表达他们的心志和情绪。从前周文王被拘禁羑里，推演了《周易》；孔子遭遇陈蔡的困厄，作有《春秋》；屈原被放逐，著了《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才编撰了《国语》，孙子的腿受了膑刑，却论述兵法；吕不韦被贬徙蜀郡，世上才流传《吕览》；韩非被囚禁在秦国，才写有《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都是圣人贤士抒发愤懑而作的。这些人都是心中聚集郁闷忧愁，理想主张不得实现，因而追述往事，考虑未来。”于是终于下定决心记述陶唐以来直到武帝获麟那一年的历史，而从黄帝开始写起。
赏析：
《太史公自序》是《史记》的最后一篇，是《史记》的自序，也
是司马迁的自传，人们常称之为司马迁自作之列传。不仅一部《史记》总括于此，而且司马迁一生本末也备见于此，是研究司马迁及其《史记》的重要资料。原序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历叙世系和家学渊源，并概括了作者前半生的经历；第二部分利用对话的形式，鲜明地表达了作者撰写《史记》的目的，是为了完成父亲临终前的嘱托，以《史记》上续孔子的《春秋》，并通过对历史人物的描绘、评价，来抒发作者心中的抑郁不平之气，表白他以古人身处逆境、发愤著书的事迹自励，终于在遭受宫刑之后，忍辱负重，完成了《史记》这部巨著；第三部分是《史记》一百三十篇的各篇小序。全序规模宏大，文气深沉浩瀚，是《史记》全书的纲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