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1)。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2)，乘六龙(3)，得圣人之时(4)，臣妾亿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节高之。既而动星象(5)，归江湖，得圣人之清，泥涂轩冕(6)，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礼下之。在《蛊》之上九(7)，众方有为，而独“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阳德方亨，而能“以贵下贱，大得民也”，光武以之。盖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8)，岂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于名教也。
仲淹来守是邦，始构堂而奠焉，乃复为其后者四家(9)，以奉祠事。又从而歌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10)；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注释：
(1)严先生：严光，字子陵。东汉会稽人，少与刘秀同学。刘秀称帝后，征召入京，坚不出仕，归隐富春江。祠堂在今桐庐县。
(2)赤符：赤色的神符，相传是刘秀登基的吉兆。
(3)六龙：皇帝车驾的六匹马。
(4)圣人之时：孟子说孔子是“圣之时者”，即能适应时代的变化。又说伯夷是圣之清者，下文“得圣人之清”本此。
(5)动星象：《后汉书·严光传》：严光与光武“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严子陵共卧耳。’”
(6)泥涂轩冕：把官爵看得极轻。
(7)蛊、屯：《易》的卦名，引文为各卦的爻辞。
(8)微：如果没有。
(9)复：免除赋役。
译文：
严先生是光武帝的老朋友，他们之间以道义互相推崇。后来光武帝得到《赤符》，乘驾着六龙的阳气，获得了登极称帝的时机。那时他统治着千千万万的人民，天下有谁能比得上呢？只有先生能够以节操方面来尊崇他。后来先生触动了天上的星象，归隐江湖，达到了圣人自然清静的境界。先生视官爵为泥土，天下又有谁比得 上呢？只有光武帝能够用礼节对待他。
《盅》卦的“上九”爻 (yao) 都偏偏显示“不事奉王侯，保持自己品德的高尚。”先生正是这样做的。《屯》卦的：“初九”爻，阳气正开始享通，因而能够显示“以高贵的身份交结卑贱的人，深得民心。”光武帝正是这样做的。可以说先生的品质，比日月还高；光武帝的气量比天地还大。如果不是先生就不能成就光武帝的气量的宏大；如果不是光武帝，又怎能促成先生品质的崇高呢？先生的作为使贪婪的人清廉起来，胆怯的人勇敢起来，这对维护礼仪教化确实是很有功劳的。
我到这个州任职后，开始建造祠堂来祭奠先生，又免除了先生四家后裔的徭役，让他们负责祭祀的事情。从而又作了一首歌：
云雾缭绕的高山，郁郁苍苍，大江的水浩浩荡荡，先生的品德啊，比高山还高，比长江还长。
赏析：
严先生即严光，字子陵，少与汉光武帝刘秀同学。刘秀称帝后严光变姓名隐遁于钓，刘秀觅访征召至京，尝共卧偃，严光以足加秀腹上，次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帝笑曰：‘联故人严子陵共卧耳。’”后辞官不受，退隐于富春山（今浙江桐庐），后人称其所居之地为严陵濑。事见《后汉书;隐逸传》。范仲淹于宋仁宗明道年间出知睦州（辖境相当于今浙江桐庐、建德、淳安），始构严先生祠堂，使其后人奉祀，并作此记。
一个优秀的文人，其作品往往带有浓重的个人色彩，能反映出人格的高下。我们读范仲淹的这篇庙碑，就可以对他的为人处事的作风、查情观事态度有较为深刻的了解。
文章把严光与刘秀两相对照，既赞美了严光不贪官禄的高洁品质，同时也标举了汉光武帝礼贤下士的阔达的胸襟，是二者互为映衬，两人的形象的以相得益彰。
不过，文章既专为严光而作，侧点便在严光的身上。在作者看来，不但严光自身的所作所为体现了她的高尚的情操，而刘秀的礼遇，也是在严光的高洁的感召下而来的，因而，严光成就了汉光武帝某一方面的伟大。文章由此得出结论：严光的高洁情操，“使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于名教也。”
在这里，我们可以把作者对严光的不遗余力的褒举，看做是他射出逆境的一种自我的表白：个人的功名富贵，不过如同“泥涂”是不足惜的。只有高尚的志趣，才能“出乎日月之上”，才值得人们不懈地追求。同时，借着对刘秀的颂扬，作者也曲折的表达了对为人君者的期待。
全片文章观点鲜明，感情真挚，我们可以由此领略到，范仲淹作为一名伟大的政治家那坦荡磊落的心怀。
在形式上，文章采用对偶的结构，先将严、刘的事迹两两对举，在引用《周易》，称许前者“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后者“以贵下贱，大得民也”，最后分别以“日月”“天地”作比，表达了作者对他们的推崇。行文层层推进，节节相生，是文章结构严谨，一气呵成。
另一方面，在大量的对偶中,文章略有变化.如开头总述严光与刘秀的渊源及后文对严光”有功于名教”的总结，都以单行散句的形式出现。尤其是篇末以韵文作结，更是使文章齐整之中有添灵动，不会给人以呆板凝滞之感。
由此，读着可以感受到作为文学家的范仲淹，他那驾驭文字的身后的功力，那雍和平正的文风。正如清人锡周的点评：先生立朝，风度端凝，而为文亦是如此。
如果说，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让我们欣赏到的是汪洋恣肆，气象宏大之美，让我们看到他飘逸旷达的一面；那么他的《严先生祠堂记》则让我们读到他为文、为人深沉凝重、格调高古的一面。两者合二为一，构成了立体的政治家兼文学家的繁重呀的形象，让后人回味无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