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畏死远难，降北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贵生之士”。学道立方，离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学之士”。游居厚养，牟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语曲牟1知，伪诈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辩智之士”。行剑攻杀，暴憿之民也，而世尊之曰“磏2勇之士”。活贼匿奸，当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3誉4之士”。此六民者，世之所誉也。赴险殉诚，死节之民，而世少之曰“失计之民”也。寡闻从令，全法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朴陋之民”也。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而世少之曰“寡能之民”也。嘉厚纯粹，整谷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愚戆之民”也。重命畏事，尊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怯慑之民”也。挫贼遏奸，明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謟谗之民”也。此六民者，世之所毁也。奸伪无益之民六，而世誉之如彼；耕战有益之民六，而世毁之如此；此之谓“六反”。布衣循私利而誉之，世主听虚声而礼之，礼之所在，利必加焉。百姓循私害而訾之，世主壅于俗而贱之，贱之所在，害必加焉。
故名赏在乎私恶当罪之民，而毁害在乎公善宜赏之士，索国之富强，不可得也。
【注释】1.牟：古通“蟊”。《汉书•景帝纪》：“吏以货赂为市，渔夺百姓，侵牟万民。”《玉篇•牛部》：“牟，取也，夺也。”这里引申为贪取、侵夺之意。
2.磏：(lián砚)《说文》：“磏，厉石也。一曰赤色。”原意指有棱角的石块，这里引申为有方正之意。
3.任：《管子•大匡》：“吾权任子以死生。”《史记•季布栾布传》：“为气任侠。”《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王甚任之。”《说文》：“任，保也。”这里用为信任、保护之意。
4.誉：《诗•周颂•振鹭》：“以永终誉。”《礼记•射义》：“则燕则誉。”这里用为荣誉、美名之意。
【译文】贪生怕死逃避危难，是在战场上投降败北的民众，而社会上却尊称他们为“珍视生命的读书人”。学习人生道路立定奋斗方向，是背离法度的民众，而社会上却尊称他们为“有文化的读书人”。到处游说寄居篱下得到丰厚供养，是侵夺别人的寄生虫，而社会上却尊称他们为“有才能的读书人”。讲起歪理来很聪明，是虚伪诡诈的民众，而社会上却尊称他们为“雄辩有智慧的读书人”。玩弄利剑行凶杀人，是凶残冒险的暴徒，而社会上却尊称他们为“刚正勇敢的斗士”。救活乱臣贼子藏匿奸邪之人，是应当判处死刑的罪犯，而社会上却尊称他们为“保护美名的读书人”。这六种人，是社会上所称赞的。为国家赴险尽忠，是为节操而牺牲的烈士，而社会上却贬低他们为“不会计算的傻瓜”。不关心社会新闻只顺从命令的，是守法的良民，而社会上却贬低他们为“简朴粗陋的笨蛋”。努力耕作得以食用，是生产财富的能人，而社会上却贬低他们为“缺少才能的草包”。善良厚道单纯质朴，是正派善良的君子，而社会上却贬低他们为“愚蠢幼稚的白痴”。重视生命敬畏事业，是尊重上级的贤人，而社会上却贬低他们为“胆小怕事的窝囊废”。挫败乱贼遏制奸邪，是使上级君主明白的俊士，而社会上却贬低他们为“阿谀奉承的马屁精”。这六种人，是社会上所诋毁的人。奸邪诡诈无益于国家的人有六种，而社会上竟像那样来称赞他们；耕地作战有益于国家的人有六种，而社会上却像这样来诋毁他们；这就称之为“六种反常”。布衣百姓考虑到自己的私利而称赞那些无益于国家的人，当代君主听到这些虚假的名声就礼貌地敬重他们，礼貌地敬重他们，利益必然也就加到他们头上了。百姓考虑到对自己有害而诋毁那些有益于国家的人，当代君主被这种世俗偏见所蒙蔽而鄙视他们，被蒙蔽而鄙视，灾难必然就会加到他们头上。
所以名誉奖赏给了那些谋私作恶该受惩罚的人身上，而诋毁刑罚却落到那些为国家做好事应当受奖赏的人身上，要想求得国家的富强，是不可能的。
【说明】六反，就是六种反常现象，前面六种应该受到惩罚的奸邪之人，却受到世俗的称赞，而后面六种应该受到称赞的人，却受到世俗的诋毁。难怪至今有许多人心理不平衡。普通老百姓从私利、私害的角度出发，任意毁誉各种人物，这种现象至今仍然存在，统治者如果受到世俗舆论的蒙蔽和影响，必然就会使赏罚失当，从而不能使国家富强。世俗舆论不仅能蒙蔽统治者、领导人，就是对于普通人也有很强的影响力。很多人就是因为承受不了世俗舆论的压力而走上斜路走上绝路。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谨慎地对待世俗舆论，既不要受世俗舆论的影响，也不要完全不参考世俗舆论。现代各国政府很重视世俗舆论，称之为“民意调查”，有许多事情都要参考“民意调查”，搞“听证会”，这种做法并没有什么不对，可是普通老百姓考虑问题往往都是从自己的私利、私害出发的，很少有全局观念。而对一个国家的治理，那绝对是要从国家的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的。这两者截然不同。再说，大部分民众都没有自己的主见，往往是人云亦云，有很强的从众心理，孔子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说的就是大部分民众都有从众心理，会被环境所影响，会被环境所移动。所以，谨慎地对待世俗舆论才是正确的。
【原文】古者有谚曰：“为政犹沐也，虽有弃发，必为之。”爱弃发之费而忘长发之利，不知权者也。夫弹1痤2者痛，饮药者苦，为苦惫之故不弹痤饮药，则身不活，病不已矣。今上下之接，无子父之泽，而欲以行义禁下，则交必有郄3矣。且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父母之怀衽，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故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而况无父子之泽乎？今学者之说人主也，皆去求利之心，出相爱之道，是求人主之过父母之亲也，此不熟于论恩，诈而诬也，故明主不受也。圣人之治也，审于法禁，法禁明著，则官法；必于赏罚，赏罚不阿，则民用。官治则国富，国富则兵强，而霸王之业成矣。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人主挟大利以听治，故其任官者当能，其赏罚无私。使士民明焉，尽力致死，则功伐可立而爵禄可致，爵禄致而富贵之业成矣。富贵者，人臣之大利也。人臣挟大利以从事，故其行危至死，其力尽而不望。此谓君不仁，臣不忠，则不可以霸王矣。
【注释】1.弹：(tán潭)《韩非子•说林下》：“秦医虽善除，不能知弹也。”《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不能使人以半寸砥石弹之。”《资治通鉴•后梁均王贞明元年》：“弹疽不严，必半复聚。”这里用为针刺之意。
2.痤：《山海经•中山经》：“金星之山多天婴，可以已痤。”《荀子•君道》：“公正之士，众人之痤也。”《韩非子•解老》：“夫内无痤疽瘅痔之害，而外无刑罚法诛之祸者。”《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夫痤疽之痛也，非刺骨髓，则烦心不可支也。”《说文》：“痤，小肿也。”《素问•生桉通天论》：“郁乃痤。”这里用为人皮肤上的肿疮之意。
3.郄：(xì怯)同“郤”。也作“隙”。《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虽锢南山犹有郄。”《史记•留侯世家》：“九江王鲸布，楚枭将，与项王有郄。”《黄帝内经•素问》：“刺郄中大脉，令人仆，脱色。”《正字通•邑部》：“郄，同隙。”这里用为空隙、裂缝之意。
【译文】古代有谚语说：“为政就好比洗头，虽然会掉一些头发，必然还是要洗的。”舍不得掉几根头发的耗费而忘记洗头能促使头发生长的好处，就是不懂得权衡利弊得失的人。用针刺痈疮是疼痛的，吃药是苦的，但如果因为痛苦的缘故而不愿意打针吃药，那么命就活不了，病就治不好了。如今上下级之间的接触交往，没有父子之间那种恩泽，而想用行为于最佳行为方式去禁控下级，那么交往必然就会有裂痕。况且父母亲对于子女，生了儿子就去祝贺，生了女儿就杀死。子女都是父母所生，但生了儿子就祝贺，生了女儿就杀死，这是因为父母亲考虑到自己今后的利益，从长远利益打算的缘故。所以父母亲对于子女，尚且以盘算对自己是否有利的观念去对待他们，更何况是没有父子之恩泽的上下级关系呢？如今学者游说君主，都叫君主去掉求利的思想，从相爱的原则出发，这是要求君主对臣民的爱超过父母对子女的爱，这是一种不善于讨论恩爱的无知之谈，是一种欺骗和杜撰，所以明白的君主是不接受的。圣人对于国家的治理，是明确地制定法律禁令，法律禁令明白清楚了，那么官府就能依法办事；坚决地实行赏罚，赏罚公正不偏，那么民众就能使用。官僚机构得到治理那么国家就能富强，国家富裕了那么兵力就会强盛，而称霸天下的事业就能成就。称王称霸，是君主最大的利益。君主怀着这个称王称霸的大利益来治理国家，所以任用官吏的时候要求有相当的才能，进行赏罚时也没有偏私。使读书人民众都明白这样的道理，尽力拼命，那么功劳就可以建立而爵位俸禄也就可以得到，爵位俸禄得到了而富贵荣华的事业也就成就了。荣华富贵，是臣子的最大利益。臣子怀着这种荣华富贵的大目标来做事，所以行为于危难之事直到死亡，他们力量即使用尽了也不会有怨恨。这叫做君主不仁爱，臣下不忠诚，那么就不可以称王称霸了。
【说明】韩非在本节认为，君主统治不应该讲仁爱，因为再讲什么仁爱都是虚假的，再有什么仁爱也比不上父子之间的那种关系。因此，上下级之间讲仁爱，就是反常现象。君主，统治者所应该讲的，一是依法治理，二是赏罚分明，只要有这两条，做臣子的就会拼命卖力，因为他们都是为了荣华富贵才当官的。韩非的这节评议偏激了，儒家所说的仁爱，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友好关系，善良关系，相互爱护的关系。并不是指父子之间、夫妻之间的那种恩爱关系。人们虽然也是为了爵位俸禄去当官去卖命，但也是为了人民百姓的幸福安宁而当官而卖命。再说，上下级之间的仁爱关系，应该看成是互相爱护的关系，只有上级爱护下级，下级也爱护上级，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才能维持下去。如果谁都不爱护对方，只为了自己的私利去为人处事，那么统治政权也就维持不下去了。爱护，是相对等的，赏罚也是相对等的。依照孔子的对等原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不对等，那么任何关系都不可能维持下去。君主、统治者如果不爱护臣下，而只要求臣下爱护自己，要求臣下忠诚，要求臣下卖命，卖了命而又不奖赏，这种不对等关系能维持吗？臣下对君主统治者亦是如此。所以，统治者不仁爱，臣下不忠诚，称王称霸是不可能的。
【原文】夫奸，必知则备，必诛则止；不知则肆，不诛则行。夫陈轻货于幽隐，虽曾、史可疑也；悬百金于市，虽大盗不取也。不知，则曾、史可疑于幽隐；必知，则大盗不取悬金于市。故明主之治国也，众其守而重其罪，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止。母之爱子也倍父，父令之行于子者十母；吏之于民无爱，令之行于民也万父。母积爱而令穷，吏威严而民听从，严爱之策亦可决矣。且父母之所以求于子也，动作则欲其安利也，行身则欲其远罪也。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亲以厚爱关子于安利而不听，君以无爱利求民之死力而令行。明主知之，故不养恩爱之心而增威严之势。故母厚爱处，子多败，推爱也；父薄爱教笞，子多善，用严也。
【译文】那奸邪的，必然被知就会有戒备，必然被诛就会停止作恶；不会被知就会放肆，不会被诛就会为所欲为。如果把轻便的可以随身携带的货物陈放在幽暗隐蔽的地方，虽然是曾参、史鱼那样的廉洁之士也值得怀疑；把百金悬挂在市场上，虽然是大盗也不敢去取。不被知道，那么曾参、史鱼那样的廉洁之士就值得怀疑；必然被知道，那么惯偷大盗也不会去拿悬挂在市场上的黄金。所以明白的君主治理国家，防范措施多而惩罚重，使民众因为严格的法令受到约束而不因为品行的廉洁停止作恶。母亲对子女的爱比父亲还要加倍，但父亲之命令子女却是十个母亲都比不上的；差役对民众没有什么爱，其命令对于民众却是父亲的万倍。母亲积聚母爱而命令却行不通，差役只要一威严而民众就要听从，威严和仁爱的策略到此就可以决断了。况且父母亲对子女所企求的，在行动工作方面希望他们安全有利，在立身处世方面希望他们远离罪过。君主上级对于民众，有灾难就用他们卖命，安定太平时就使他们竭尽全力。父母亲怀着深厚的爱关切子女安全有利而子女不听从，君主凭着没有仁爱有利的办法求取民众卖命而命令却能贯彻执行。明白的君主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不培养恩爱之心而增强威严之势。所以母亲以深厚的爱对待子女，子女多半会道德败坏，这是因为推行了爱；父亲用很少的爱管教鞭笞子女，子女多半品行善良，这是因为利用了威严。
【说明】韩非在本节又一次否定了“爱”，他认为，只要法、罚重，那么很多人就会考虑自己的行为方式；法制严密，奸邪的行为就会被知道——被觉察，法制不严密，那么谁都值得怀疑；所以法制、法治是重中之重。接着他论证说，就是在家庭里也是这样，母爱是最美好的最伟大的，但子女们基本上都不会听母亲的话，而且母爱会使子女道德败坏，父爱因为比母爱要少许多，且父亲多持威严之势，所以子女们多会听从父亲的话。也就是说，父亲是家庭里的执法者，人们服从法制就会变得善良，人们沉溺于母爱就会道德败坏。其言下之意就是，爱，不值得提倡，只有法才能约束人们的行为方式。韩非的这种说法其实是很错误的，人类正因为有了爱，才建立起人类社会，人们要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才能获得更好的生存环境；如果都是互相敌对，互相仇视，那么人类也就发展不到今天。而人类的发展，并不是靠有了法制才发展的，而是依靠共同的生活经验，约定俗成的风俗习惯，也就是“礼”，才逐渐发展起来的。人们的各种行为方式，无不受着约定俗成的风俗习惯的约束，没有谁在任何一个行为前先考虑法律是如何规定的，人们考虑的仅是亲人、朋友、同事、上下级对这个行为的看法。而周围人们的看法其实就是“风俗习惯”。所以，一个国家的治理，最关键的就是了解人们的风俗习惯，并且根据各种原因，移风易俗，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法律，只是社会行为规范的一种补充，一种外在形式的，一种条文形式的补充，也就是说，法律，是对违反、违抗各种社会行为规范的惩处。因为约定俗成的风俗习惯——社会行为规范，是大部分人认同的，违背了大部分人认同的东西，必然就不受欢迎，所以人们要依照法律来惩处。而国家、国家机器，是为了维护大部分人的利益的，所以必然要惩处少部分人的不符合群体利益的行为。确实，恩爱、宠爱、溺爱会使一些人放肆自己的行为，尤其是执法者的这些爱会使许多人忘乎所以；而正是因为执法者凭借自己执法的权力才使被恩爱、被宠爱、被溺爱的人忘乎所以，所以问题的关键不是恩爱、宠爱、溺爱，而是执法者在施行爱的过程中不执行法制，让爱处于首位，法律处在第二位，才使得被恩爱、被宠爱、被溺爱的人忘乎所以。告子说：“食、色，性也，”饮食与爱，是人类的天性，其中男人的本性是去宠爱，女人的本性却是希望被宠爱。女人一般不会去宠爱一个男人，她只会去体贴、关怀一个男人；男人也不希望被一个女人所宠爱，他只会去怜悯、爱护、心疼一个女人。因此，爱，是存在的，是必不可少的，关键问题是，我们让爱处在一个什么位置。
【原文】今家人之治产也，相忍以饥寒，相强以劳苦，虽犯军旅之难，饥馑之患，温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怜以衣食，相惠以佚乐，天饥岁荒，嫁妻卖子者，必是家也。故法之为道，前苦而长利；仁之为道，偷乐而后穷。圣人权其轻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弃仁人之相怜也。学者之言皆曰“轻刑”，此乱亡之术也。凡赏罚之必者，劝禁也。赏厚，则所欲之得也疾1；罚重，则所恶之禁也急。夫欲利者必恶害，害者，利之反也。反于所欲，焉得无恶？欲治者必恶乱，乱者，治之反也。是故欲治甚者，其赏必厚矣；其恶乱甚者，其罚必重矣。今取于轻刑者，其恶乱不甚也，其欲治又不甚也。此非特无术也，又乃无行。是故决贤、不肖、愚、知之美，在赏罚之轻重。且夫重刑者，非为罪人也。
明主之法，揆2也。治贼，非治所揆也；所揆也者，是治死人也。刑盗，非治所刑也；治所刑也者，是治胥靡3也。故曰：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此所以为治也。重罚者，盗贼也；而悼惧者，良民也。欲治者奚疑于重刑名！若夫厚赏者，非独赏功也，又劝一国。受赏者甘利，未赏者慕业，是报一人之功而劝境内之众也，欲治者何疑于厚赏！今不知治者皆曰：“重刑伤民，轻刑可以止奸，何必于重哉？”此不察于治者也。夫以重止者，未必以轻止也；以轻止者，必以重止矣。是以上设重刑者而奸尽止，奸尽止，则此奚伤于民也？所谓重刑者，奸之所利者细，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加大罪，故奸必止者也。所谓轻刑者，奸之所利者大，上之所加焉者小也。民慕其利而傲4其罪，故奸不止也。故先圣有谚曰：“不踬5于山，而踬于垤6。”山者大，故人顺之；垤微小，故人易之也。今轻刑罚，民必易之。犯而不诛，是驱国而弃之也；犯而诛之，是为民设陷也。是故轻罪者，民之垤也。是以轻罪之为民道也，非乱国也，则设民陷也，此则可谓伤民矣！
【注释】1.疾：《易•豫•六五》：“贞，疾恒，不死。”《诗•大雅•思齐》：“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诗•大雅•荡》：“疾威上帝，其命多辟。”《诗•大雅•抑》：“庶人之愚，亦职维疾。”《楚辞•九章•惜诵》：“疾亲君而无地兮，有招祸之道也。”朱熹注：“疾，犹力也。”《荀子•荣辱》：“孝弟原悫，軥録疾力，以敦比其事业而不敢怠傲。”《荀子•臣道》：“事人而不顺者，不疾者也。”《吕氏春秋•尊师》：“凡学，必务进业，心则无营，疾讽诵，谨司闻。”高诱注：“疾，力也。”这里用为力求之意。
2.揆：（kuí葵）《诗•鄘风•定之方中》：“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易•系辞》：“初率其辞而揆其方。”《国语•周语》：“南北之揆七同也。”《孟子•离娄上》：“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楚辞•离骚》：“皇览揆予初度兮，肇锡予以嘉名。”《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知贵不能，以教歌之法先揆之。”《论衡•实知》：“凡圣人见祸福也，亦揆端推类。”《说文》：“揆，度也。”这里用为大致估量之意。
3.胥靡：通“须”。《管子•君臣》：“胥令而动者也。”《荀子•君道》：“狂生者，不胥时而落。”《史记•扁仓传》：“胥与公往见之。”《韩非子•解老》：“胥靡有免，死罪时活。”《史记•赵世家》：“太后盛怒而胥之。”这里用为等待之意。
4.傲：《南史•萧子显传》：“恃才傲物。”这里用为轻视之意。
5.踬：(zhì志)《左传•宣公十五年》：“杜回踬而颠。”《说文》：“踬，蛤也。”《论衡•命禄》：“举之过一钧，则踬仆矣。”这里用为被绊倒之意。
6.垤：（die迭）《诗•豳风•东山》：“鹳鸣于垤。”《孟子•公孙丑上》：“麒麟之於走兽，凤凰之於飞鸟，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类也。”《荀子•宥坐》：“如垤而进，吾与之。”《韩非子•奸劫弑臣》：“夫世愚学之人比有术之士也，犹蚁垤之比大陵也。”《方言》十一：“蚍蜉其场谓之坻，或谓之垤。”宋黄庭坚《次韵子瞻赠王定国》：“百年炊未熟，一垤蚁追奔。”这里用为小土堆之意。
【译文】如今一般人家治理产业时，如果家长用忍饥挨饿来抑制欲望，用吃苦耐劳来勉励劳动，虽然遭到战争的祸乱，荒年的灾患，还能够穿暖吃饱，必然就是这种家庭了。如果家长用丰衣美食来怜爱家庭成员，用安逸享乐来疼爱家庭成员，如果碰上自然灾害造成的荒年，嫁掉妻子卖掉孩子的，必然就是这种家庭了。所以以法治作为道路，开始吃苦而有长远利益；用仁爱为道路，得到暂时的欢乐而后来会困苦。圣人权衡这其中的轻重，从长远利益出发，所以用法治使民众能忍受管束，而废除仁爱的人对民众的怜爱。学者们的意见都说要“减轻刑罚”，这是使国家混乱灭亡的措施。凡赏罚都必须要必然，就是为了勉励立功禁止犯罪。奖赏丰厚，那么想要得到就会力求；惩罚严重，那么所厌恶的就会很快禁止。想要得到利益的人必然厌恶受害，受害，就是利益的反面。违反自己的欲望，怎么能得不到所厌恶的？想要治理的人必然厌恶混乱，混乱，是治理的反面。因此想把国家治理好的人，他的奖赏必然很丰厚；那非常厌恶混乱的人，他的惩罚必然很严厉。如今采取减轻刑罚的人，他对混乱的厌恶肯定是不深的，他对治理国家的愿望也不是很强烈的。这并不是没有办法，而是不想行为于治理。因此判断人们的贤能、不肖、愚蠢、智慧的标准，在于赏罚的轻重。况且加重刑罚惩处的人，并不是为了要惩处人。
明白的君主的法制，在于估量人们的行为。治理乱臣贼子，并不是治理所估量的人们；如果治理所估量的人们，那就是在惩治死人了。刑罚施于盗贼，并不只是为了惩治所惩治的盗贼；如果只是治理所惩治的盗贼，那就是治理可以等待的了。所以说：加重对一个奸邪行为的惩罚而可以禁止国境内所有的奸邪行为，这才叫治理国家。受到重罚的，是盗贼；而感到恐惧的，是善良的民众。想要把国家治理好的人怎么能怀疑重刑的作用呢？至于那丰厚的奖赏，并不只是为了奖赏有功绩的人，而也是为了勉励全国的人。受到奖赏的人乐于得利，没有受到奖赏的人羡慕受赏者的家业，这是酬劳了一个人的功劳而勉励了全国所有的民众，想要治理国家的人对于丰厚的奖赏还有什么怀疑的呢？如今不知道治理国家的人都说：“严厉的刑罚伤害民众，轻刑就可以用来禁止奸邪了，何必非要加重刑罚呢？”这是不懂得治理之道的人。用重刑能制止的，并不一定用轻刑能加以制止；用轻刑能制止的，就一定可以用重刑来制止。因此君主设置重刑而奸邪全部被禁止，奸邪全都禁止了，那么这重刑对于民众又有什么伤害呢？所谓的重刑，是指坏人得到的好处很小，而君主加在他们头上的罪名很大。民众决不会为了很小的好处而甘愿被加上很大的罪名，所以奸邪就一定会被禁止。所谓的轻刑，就是指坏人得到的好处很大，君主加到他们头上的罪名很小。民众羡慕这种大利而轻视那很小的罪名，所以奸邪就禁止不了。所以先前的圣人有句谚语说：“人不会被高山绊倒，而会被小土堆绊倒。”山高大，所以人们顺从它；小土堆很小，所以人们忽视它。如今刑罚很轻，民众必然忽视它。违反了法律而不惩处，是在治国的同时抛弃国家；违反了法律而惩处，是在给民众设置陷阱。因此轻微的处罚，是民众的小土堆。因此把轻刑作为治理国家的道路，不是搅乱了国家，就是给民众设置了陷阱，这可以说是伤害了民众。
【说明】本节仍是韩非对“爱”的评议的延续，统治者对人民没有仁爱的思想，就不会减轻刑罚，就象家长一样，如果一昧溺爱子女，尽量满足他们锦衣玉食的生活，那么到了荒年，或遇到天灾人祸，就会家破人亡。所以治理家庭要用严格的家法，更何况是治理国家呢？韩非在这里还是把“爱”理解成单纯的宠爱、溺爱，而忽视了“爱”的广泛内涵。但他谈到的重刑、轻刑问题，仍有可取之处。加重刑罚，是对所有人的一种震慑力，法律缺少震慑力，就会没有威严。震慑，只是一种防止，并不是具体实施，它只是让人们感到害怕，从而减少或不行为于邪恶的行为方式。如果减轻刑罚，就象现代许多国家免除死刑一样，许多犯罪的人就会不顾一切去违反法律，反正没有死刑，坐几年牢又会获得减刑，不断地获得减刑，坐十几年牢又可以出来了。而其它轻刑，也会使犯罪的人更抱侥幸心理。加重刑罚，并不是对所有犯罪的人加重处罚，只是对罪大恶极的少数人加重而已。
【原文】今学者皆道书策之颂语，不察当世之实事，曰：“上不爱民，赋敛常重，则用不足而下恐上，故天下大乱。”此以为足其财用以加爱焉，虽轻刑罚，可以治也。此言不然矣。凡人之取重赏罚，固已足之之后也；虽财用足而后厚爱之，然而轻刑，犹之乱也。夫当家之爱子，财货足用，货财足用则轻用，轻用则侈泰。亲爱之则不忍，不忍则骄恣。侈泰则家贫，骄恣则行暴。此虽财用足而爱厚，轻利之患也。凡人之生也，财用足则隳于用力，上懦则肆于为非。财用足而力作者，神农也；上治懦而行修者，曾、史也，夫民之不及神农、曾、史亦明矣。老聃有言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夫以殆辱之故而不求于足之外者，老聃也。今以为足民而可以治，是以民为皆如老聃。故桀贵在天子而不足于尊，富有四海之内而不足于宝。
君人者虽足民，不能足使为君天子，而桀未必为天子为足也，则虽足民，何可以为治也？故明主之治国也，适其时事以致财物，论其税赋以均贫富，厚其爵禄以尽贤能，重其刑罚以禁奸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贵，以过受罪，以功致赏，而不念慈惠之赐，此帝王之政也。
【译文】如今学者们都称说典籍中歌功颂德的空话，不明了当代的实际情况，都说：“君主上级不爱民，赋税的征收一直很重，那么民众就会因为资财不够用而怨恨上面，所以天下大乱。”这是认为使民众资财丰富就是对民众的仁爱，虽然减轻刑罚，也是可以治理的。这种说法不对。凡是人们采用厚赏重罚，本来就是在民众富足之后的事；虽然在民众资财富足后再去深爱他们，然而减轻刑罚，还是会引起混乱的。比如当家长的溺爱子女，让他们财货足够使用，货物钱财足够使用那么就会轻易乱用，轻易乱用就会奢侈骄泰。家长溺爱他们就不会忍心约束他们，不忍心约束他们那么就会让他们骄奢淫逸。奢侈骄泰那么就会使家庭贫困，骄奢淫逸那么就会让他们行为暴虐。这就会造成虽然钱财足够使用而爱得深厚，轻视利益的祸患。大凡人的生性，钱财足用那么就会懒得用力劳动，上级软弱那么就会肆意地为非作歹。钱财足用而仍然尽力劳动的，是神农那样的人；上级软弱而仍然尽力修行的，是曾参、史鱼那样的人，而民众比不上神农、曾参、史鱼那是很明显的。老子有句话说：“知道满足就不会受到耻辱，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遇到危险。”因为危险和耻辱的缘故而不在足够的生活条件之外谋求私利的人，只有老聃。如今以为使民众富足就可以治理好国家的人，是以为民众都象老聃似的人。所以夏桀高贵地处在天子之位而不满足自己的尊贵，富有得拥有天下而不满足于已有的珍宝。
统治人民的君主虽然能使人民富足，也不能使他们富足到当上天子，而夏桀还不一定把当上天子看成是富足，那么虽然使人民富足，又怎么可以用来治国呢？所以明白的君主治理国家，迎合天时人事来获得财物，讨论确定赋税的征收来调节贫富，加重爵位俸禄来使贤能的人尽心尽力，加重刑罚来禁止奸邪的人和事，使民众因为出力而得到财富，因为给国家办事而得到尊贵，因为有过错而受到惩罚，因为立功而受到奖赏，而不指望靠君主的仁慈赏赐，这才是帝王的政治措施。
【说明】本节仍是韩非对“爱”的评议的延续，韩非一再强调用“爱”是不能治理国家的，因为怜爱、宠爱、溺爱会使人们懒惰、骄奢淫逸、轻视财富，而法治则会让人们都受到一定约束，有了约束，人们的行为就可以收敛，国家也就好治理了。
【原文】人皆寐，则盲者不知；皆嘿，则喑者不知。觉而使之视，问而使之对，则喑盲者穷矣。不听其言也，则无术者不知；不任其身也，则不肖者不知。
听其言而求其当，任其身而责其功，则无术不肖者穷矣。夫欲得力士而听其自言，虽庸人与乌获不可别也；授之以鼎俎，则罢健效矣。故官职者，能士之鼎俎也，任之以事而愚智分矣。故无术者得于不用，不肖者得于不任。言不用而自文以为辩，身不任者而自饰以为高。世主眩其辩、滥其高而尊贵之，是不须视而定明也，不待对而定辩也，喑盲者不得矣。明主听其言必责其用，观其行必求其功，然则虚旧之学不谈，矜诬之行不饰矣。
【译文】人都睡着了，那么就是盲人也不可能察觉；都沉默了，那么就是哑巴也不可能察觉。醒过来让他们睁开眼看东西，提问题让他们回答，那么哑巴、盲人就会回答不出来。不听取他的言论，那么没有学识的人就不会知道；不任用他本身，那么不肖者也不会被察觉。
听取他的言论而要求与事实相符，任用他本身而责求他办事的功效，那么没有才干不肖之徒就会困穷。想要得到大力士而要听他的自我介绍，虽然庸俗之人与乌获就不能区别；拿鼎俎给他们举一下，那么谁弱谁强就分明了。所以官职这个东西，就是考查有能力的读书人的鼎俎，把职事交给他们干一下而愚蠢和智慧就能分清了。所以没有能力的人就得不到使用，不肖之徒就得不到任用。他们的言论没有被采用却还自我粉饰为有口才，他们本人没有被任用却还自我粉饰为清高。世俗的君主迷惑于他们的口才、贪图他们的清高而尊敬重视他们，是不等他们看东西就确定他们的视力好，不等待回答就确定他们的辩才好，这样哑巴、盲人之类的人就不会被发现了。明白的君主听取他的言论必然要责求他们的功用，观察他们的行为必然要要求他们的功效，那么陈腐空洞的学说就不会再谈论，自吹自擂弄虚作假的行为也就掩饰不住了。
【说明】不听取其言论就安排任用，不考查能力就安排任用，这几种现象也是反常现象；之所以会出现这些反常现象，原因就在于统治者的怜爱、宠爱、溺爱。而如果要依法听取、依法考查，那么被怜爱、宠爱、溺爱的人就不会被任用。所以，韩非的观点就是坚决反对统治者的“爱”。这种观点不错，是应该提倡的，但韩非把爱护、爱惜、爱慕等广泛意义上的“爱”全部理解成单纯的怜爱、宠爱、溺爱则是不对的。所以，我们在实际生活中、实际工作中一定要区分出不同情感的“爱”，不同情绪的“爱”，不能因为某种“爱”而否定人与人之间的仁爱关系。
本篇六反，讲的是六种反常现象，当然在实际生活中、实际工作中不止只有这六种反常现象，有很多反常现象都需要我们去清醒地认识、区分。不能认为这种现象出现在这个时代就是正常现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论时代怎样发展，总是要团结互助，相互仁爱的。否则，人类也就走投无路，永远困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