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若自生退屈，即有下劣诗魔，入其肺腑之间，由立志之不高也。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头一差，愈鹜愈远，由入门之不正也。故曰，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又曰，见过于师，仅堪传授；见与师齐，减师半德也。工夫须从上做下，不可从下做上；先须熟读楚辞，朝夕讽咏以为之本；及读古诗十九首，乐府四篇，李陵、苏武，汉、魏五言，皆须熟读。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观之，如今人之治经。然后博取盛唐名家，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虽学之不至，亦不失正路。此乃从顶[宁页]上做来，谓之向上一路，谓之直截根源，谓之顿门，谓之单刀直入也。
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
诗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远，曰长，曰雄浑，曰飘逸，曰悲壮，曰凄婉。其用工有三：曰起结，曰句法，曰字眼。其大概有二：曰优游不迫，曰沉着痛快。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盖寡也。
禅家者流，乘有大小，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具正法眼者，是谓第一义；若声闻、辟支果，皆非正也。论诗如论禅，汉、魏、晋等作，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大历以还之诗，则已落第二义矣；晚唐之诗，则声闻、辟支果也。学汉、魏、晋与盛唐诗者，临济下也；学大历以还者，曹洞下也。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故也。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然悟有浅深，有分限之悟，有透彻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汉魏尚矣，不假悟也；谢灵运至盛唐诸公，透彻之悟也；他虽有悟者，皆非第一义也。吾评之非僭也，辨之非妄也。天下有可废之人，无可废之言，诗道如是也。若以为不然，则是见诗之不广，参诗之不熟尔。试取汉、魏之诗而熟参之，次取晋、宋之诗而熟参之，次取南北朝之诗而熟参之，次取沈、宋、王、杨、卢、骆、陈拾遗之诗而熟参之，次取开元、天宝诸家之诗而熟参之，次取李、杜二公之诗而熟参之，又取大历十才子之诗而熟参之，又取元和之诗而熟参之，又取晚唐诸家之诗而熟参之，又取本朝苏、黄以下诸公之诗而熟参之，其真是非亦有不能隐者。傥犹于此而无见焉，则是为外道蒙蔽其真识，不可救药，终不悟也。
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而古人未尝不读书，不穷理，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鉴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莹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作奇特解会，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以是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未有出处；读之终篇，不知着到何在。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张，殊乖忠厚之风，殆以骂詈为诗。诗而至此，可谓一厄也，可谓不幸也。然则近代之诗无取乎？曰，有之。吾取其合于古人者而已。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王黄州学白乐天，杨文公、刘中山学李商隐，盛文肃学韦苏州，欧阳公学韩退之古诗，梅圣俞学唐人平淡处；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法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山谷用工尤深刻，其后法席盛行，海内称为江西宗派。近世赵紫芝、翁灵舒辈，独喜贾岛、姚合之语，稍稍复就清苦之风，江湖诗人，多效其体，一时自谓之唐宗；不知止入声闻、辟支之果，岂盛唐诸公大乘正法眼者哉！嗟乎，正法眼之无传久矣！唐诗之说未唱，唐诗之道有时而明也。今既唱其体，曰唐诗矣，则学者谓唐诗，诚止于是尔。兹诗道之重不幸耶！故予不自量度，辄定诗之宗旨，且借禅以为喻，推原汉、魏以来，而截然谓当以盛唐为法。〔后舍汉、魏而独言盛唐者，谓唐律之体备也。〕虽获罪于世之君子，不辞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