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选举，虽有贤良方正、直言敢谏、文学异等诸科，天子临轩亲策之制，初亦由于丞相、列侯、州郡所荐，与本朝鸿词制科相同。若付主司凭文取人，命之曰进士，则始于隋唐之世也。然其科目甚多，非必靳靳一局，犹存吾党四科之意。才气肆赡者，有身言书判科；野处岩栖者，有乐道不仕科。其专主于章句者，惟进士一科耳。进士之科，始于隋炀帝大业二年，至唐之时，已有浮靡无用之论。宋世因之。司马光复有请设十科取士之法，亦未专重于章句。其专重进士，专以王氏之八比文取人材者，实自胜国成化之世为始。数百年来，士夫非科目不能进身，非八股文不能科目。苟有班马之才，孙吴之略，不由八股之学，则群相诋讪，斥为粗官，转成终身之辱。是以士自束发讫于成名，只须习熟讲章，摹拟墨套，此外不须一涉。且防误入子史一词，致成疵累。虽有世家大族，芸编插架，只供作陈设，与鼎彝瓷石，同为美观，相戒毋敢寓目。一旦得志成名，以为读书之事毕矣。王应麟为宋末大儒，尝言：“习举业者，苟沽名誉，得则一切委弃，漫不加省，非国家之所望于儒生也。”在宋末举业已如此，况后之以八比为举业者也。黄南雷曰：“流俗之伦，虽穿穴经传，形灰心死至于君尽者矣。苟不策名，皆谓之无成。岂知场屋之外，乃大有事。”卓哉斯言，可以深慨也。本朝初年，用人不次，故八旗科目，时举时停，深恐习染虚浮，不崇实学，虽翰林学士，不必尽由科目陟阶。而其时人材蔚然，实有伟器，即汉籍中高士奇、朱彝尊辈，亦何愧于八比之土。且文物之盛，盛于制科，制科之盛，盛于数布衣、例监而已。乾嘉以来，士风渐以科目相尚，翰林史职亦不能更以他途进身。斯所以八股之学益专，博涉之志益替。甚至科目出身之官，虽有懵然不解时务、不达典章，亦必群相见谅，曰“读书人固应恕之”，与古人通经致用、读书明理之论，大相背矣。
旧制：第一场书艺二篇，经艺一篇，如未通经者，作书义三篇；第二场论一篇；第三场策一道。顺治十一二年乡会试，改为第一场书义三篇，经义二篇；第二场论一篇，判五条；第三场策三道。顺治十四五年乡会试，又改第一场书义三篇，经义四篇；第二场论表各一篇，判五条；第三场策五道。康熙二年，停止八比书艺经艺，改乡会试为两场，头场策五道；二场四书论一篇，经论一篇，表一道，判五条。八年，仍复旧制。乾隆二十二年，易表以时，而去论判，且移经文于二场。二十三年，复于第一场增性理论一篇。四十七年，始改今制，头场四书八比文三篇，五言八韵诗一首，题目皆由钦定；二场五经八比文五篇；三场策五道。愚按五策果能条对切实，亦可征其学问。所惜主司去取，皆以第一场四书文为鹄，他艺概置之不论。策论将原题所问，窜为所答，改欤字为也字而已。盖中式后进呈者，惟四书首艺。闱墨之刊刻者，亦只首艺。其余文字，皆束置如弃，虽有磨勘，亦属具文。合场士子万人，纵有一二条对策问，主司辄恐征引出于臆造，惮于考定；又恐断章取义，全文或涉忌讳，转致弃之不录。是以士子相戒悉以空文敷衍而已。
又考顺治十四年正月，谕令此后停止八旗考试例。康熙二年，以八旗生员无上进之阶，特准乡试一次，取中满州举人二十一名，蒙古十七名，汉军一百一十八名，咨送吏部录用，未取中之生员悉除之。次年八旗亦无会试。六年九月，复命八旗与汉人同场一例考试。八年乡试，满蒙共取十名，汉军取中十名。十五年复停八旗考试例，至二十九年重准举行。三十二年议准乡试增满蒙举额六名，汉军三名，会试额满蒙取中七名，汉军取中四名。三十五年、四十一年又递广八旗乡试中额，满蒙七名，汉军四名。嗣后又改为临时奏请，不限成额。
考唐宋设科之门甚多，故谓之科目。今则专设进士一途，是有科无目矣。古人最重制科，中在四等者，尚可比于一甲进土。而进士又有四甲、五甲等第，朱子即五甲进士出身，见于圭封亭题《绍兴十八年题名碑》。以文公之学，且中在五甲，则制艺去取之凭，又安在也。其题题名碑云：“若使当年无五甲，先生未免落孙山。”
又《随园随笔》云，李赞皇不喜科目，曰：“好骡马不入行。”金卫绍王不喜进土，曰：“高延玉人材非不佳，可惜出身不正。”以其中进士故也。此故高其技者与深恶进士者，通是一病，传曰“有所好恶，则不得其正”是也。
又云，汪伯彦未第时，开馆于王氏。秦桧当国，专以王氏新经字学取士。吴敏为蔡氏所荐，执政于靖康时，故亦崇奉王氏。安石学术之谬，甚于政事，如禁人读史汉，以子云、冯道为得圣人之时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