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士之科，至本朝入仕，为最捷之径。得之者夸耀傲睨，以为舍八比外无文章，舍进士外无人物；鄙之者摘疵索垢，视如土苴，皆失其正也。或曰：前明四等生员，谪为典史，犹以为辱，奈何今日生员，望升斗如拾百级之难。此言不知从何而肇，闻之者亦莫敢以辩。盖明季廪生，四等黜为典史，增生黜为民，或因典吏而误为典史欤？否则岂有进士仅官推知、评博、中行，生员乃敢以一命为辱哉！宋季进士初授止于丞尉。唐进士试吏部不中，仍一布衣，求丞尉而不可得。方今海内板荡，执政者宜急收罗英俊，以安王室，勿更泥于专用正途为言。要知刘表立学校，作雅乐，非不为美，史官何以讥之？讥其作不急而昧于时务也。学校犹不足重，况今之八比耶。因择《日知录》数则以证之。
一曰：生员，犹曰官员，有定额，故谓之员。明初诸生，无不廪食于学，《会典》言，洪武初，令在京府学六十人，在外府学四十人，州三十人，县二十人，日拾廪膳，听于民间选补，仍免其差徭二丁。其后以多才之地，许令增广，以不过三人五人而已，踵而渐多。宣德年，定为之额，如廪生数。其后又有军民子弟俊秀待补增广之名，久之，乃号曰附学，遂无常额，而学校自此滥矣。按此，是每邑学额只有此数，非每科即取此数也。
一曰：洪武二十四年七月庚子，诏岁贡生不中，其廪食五年者罚为吏；不及五年者遣还读书，次年复不中者，虽未及五年亦罚为吏。成化四年五月，议准革去附学生员而不果。宣德三年三月，将生员公同考试，食廪膳七年以上学无成效者，罚充吏；六年以下者，追还所给廪米，黜为庶民。宣德四年，天下生员已三万余人，即有病其太滥者也，故有是令。
一曰：考《通典》举人条例，四经出身，授繁县尉判，进士与四经同资，是唐时进士初除不过县尉。士之及第未便释褐，尚有试吏部一关，且有出身二十年不获禄者。今则二甲犹为部属，崇浮长惰，职此之繇，贵之太骤也。
一曰：今则遐陬下邑亦有生员百人，其中之恶劣者，一为诸生，即思把持上官，侵噬百姓，聚党成群，投牒呼噪，崇祯之末，开门迎贼，缚官投伪，几于魏博之牙军，成都之突将矣。呜呼！养士而不精，其效乃至如此。正统十四年六月，诏生员事犯黜退者，轻罪充吏；若犯奸盗、冒籍科举、挟妓饮酒、居丧娶妻妾等罪者，南北直隶人，发国子监充膳夫，各布政司人，发邻近儒学充斋膳夫。
一曰：《旧唐书》，武德至永徽，每年进士或至二十余人，而秀才止一二人。玄宗御撰《六典》言，凡贡举人有博识高才、强学待问、无失俊选者，为秀才，通二经以上者为明经，明闲时务、精习一经者为进士。《张昌龄传》，本州欲以秀才举之，固辞，乃充进士贡举及第。是则秀才之名，乃举进士者不敢当，今以生员而冒呼秀才，何也？
一曰：明初洪武四年，以秀才丁士梅为苏州知府、童权为扬州知府。十年十二月，以秀才徐尊生为翰林应奉。十五年八月，以秀才曾泰为户部尚书。二十年二月，以孝廉李德为应天府尹。此皆辟荐之名，非所施于科目之士。今俗谓生员为秀才，举人为孝廉，皆非也。
一曰：举人乃举到之人，不若今人以举人为一定之名也。进士乃诸科目中之一科，不若今人已登科而后谓之进士也。自本人言之，谓之举进士；自朝廷言之，谓之举人。不若今人以乡试榜谓之举人，会试榜谓之进士也。
一曰：下第举人犹令入监读书，三年许以省亲，未有使之游荡人间者。正统十四年，节省京储，始放回籍。其放肆无耻者，遂干谒靡所不为，已见于成化十四年礼部之奏。至于末年，则挟制官长，武断乡曲，崇祯中乃命巡按御史考察，已不可返矣。进士即举人中之一科，其试于礼部者，人人皆可谓之进士。试毕放榜，其合格者，曰“赐进士及第”，后又广为“赐进士出身”、“赐同进士出身”，然后谓之登科。宋政和三年五月，臣僚言：陛下罢进士，立三舍之法，今赐承仪郎徐“赐进士出身”，于名实未正，乞改“赐同上舍出身”。从之。
一曰：唐制取士之科，有秀才，有明经，有进士，有俊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此岁举之常选也。其天子自诏之科，曰制举，如姚崇下笔成章、张九龄道侔伊吕之类，见于史者凡五十余科，故谓之科目。今代止进士一科，则有科而无目矣，犹沿其名，非也。
一曰：唐制天子自诏曰制科，所以待非常之才，如贤良方正直言敢谏、博通坟典达于教化、军谋宏远堪任将率、详明政术可以理人之类，其名最著。天子巡狩行幸，封禅泰山梁父，往往会见行在。其所以待之之礼甚优，而宏才伟论非常之人，亦时出于其间，不为无得也。宋朝初年，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明吏治达于教化，凡三科。景德中，又诏置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博通典坟达于教化、才识兼茂明于体用、武足安边洞明韬略、运筹决胜军谋宏远、材任边寄堪为将帅等六科。天圣中，又置高蹈邱园、沈沦草泽、茂才异等三科，非工商杂类，并许奏荐，或于本贯投状乞应。高宗时，并有博学鸿词科。
一曰：唐时所放进士，每岁不过二三十人。士之及第者，未便释褐，入仕尚有试吏部一关。韩文公三试于吏部无成，十年犹布衣。且有二十年不获禄者。《文献通考》言，开宝八年，王嗣宗为状元，止授泰州司理参军；太平兴国以后，始授将作监丞、大理评事、通判诸州，当时以为异数。
一曰：今科场之病，莫甚于拟题。且以经文言之，所习本经四道，而本经可以出题者不过数十。富家巨族，延请名士馆于家塾，将此数十题各撰一篇，酬价，令其子弟及僮仆之俊慧者记诵熟习。入场命题，十符八九，即以所记之文抄誊上卷，较之风檐结构，难易迥殊。《四书》亦然。发榜后，少年貌美者多得馆选。天下之士，靡然从风。余闻昔年《五经》之中，惟《春秋》止记题目，然亦须兼读四传、《礼记》、《内则》。百年以来，《丧服》等篇皆删去不读，今则并《檀弓》不读矣。《书》则删去《五子之歌》、《汤誓》、《盘庚》、《西伯戡黎》、《微子》、《金滕》、《顾命》、《康王之诰》、《文王之命》等篇不读，《诗》则删去淫风变雅不读，《易》则删去讼、否、剥、遁、明夷、睽、蹇、困、旅等卦不读，止记其可以出题之篇，及此数十题之文而已。昔人所须十年而成者，以一年成之，故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人才，有甚于咸阳所坑者也。其拟题一则，言之尤详，惜词费不及尽录，其意总以士子知难而攻苦必多，攻苦多则群居终日言不及义者自少，士习可渐归于正矣。
一曰：今之经义，始于宋熙宁中王安石所立之法，命吕惠卿、王等为之。陈后山《谈丛》言，荆公经义行，举子专论王氏章句，而不解经义，荆公悔之曰：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徒变秀才为学究也。岂知数百年后并学究而非也。此法不变，则人才日消矣。赵鼎曰：安石设虚无之学，败坏人才，使学者不治《春秋》，不读《史》《汉》，皆穿凿破碎无用之空言也。若今之时文，既非经传，复非子史，展转相承，皆杜撰无根之语。乃覆局之臣，犹托之祖制而相持不变乎？
愚按国家用人之道，固应器识而后文章。词藻虽美，士行不饬，又安望其忠君泽民，有所设施。黠者矫情以猎无仕，劣者恃势，肆意放行，世道诈伪，里选不可复举矣。是宜广设科目之涂，以收贤俊，未可以四海之才，局于一辙。又必慎其发轫，先由州县官察其乡评，学校官考其行迹，然后再行送考。若居乡不循矩应事专尚巧伪者，概不准其应试。如此设置科条，庶乎少床侥幸之志，以长廉毅之风，俾在上者得于贤中收才，不于文中失士为允也。朱子曰：科举虽中了状元，可惜输了这边工夫。顾宁人曰：用八股之才而使之理烦治众，此夫子所谓贼夫人之子也。熊文端《迩语》曰：若科目果可得人，程朱该是状元。袁简斋比八股文字为俳优之不如，是说未免太激。若持平之论，吾必以天下英才，或俯首就范以科目出身，非科目之外必无英才也，《宋史》黄祖舜言，抱道怀德之士，多不应科目，老于韦布。在宋季科目之广，士且耻于由此进身，况限于一科而已哉！是以明季士风最下，有由来也。
又按康熙己未，诏试博学鸿儒之科。上谕取前代制科旧例来阅，查得两汉授无常职晋上第授尚书郎；唐制高等特授尊官，其次等〔予〕出身，因之有及第、出身之分；宋制为五等，其第一、二等皆不次之擢，三等始为上等，恩数比廷试第一人，四等为中等，比廷试第三人，皆赐制科出身，五等为下等，赐进士出身。制科之贵重可见矣。毛奇龄《制科杂录》中，考之甚详。
又按《明史》：每岁天下按察司选生员二十以上、厚重端秀者，送监考留。会试下第举人，入监卒业。堂宇宿舍，饮馔澡浴，俱有禁令；省亲、毕姻、回籍有限，违者谪远方典史或充吏云云。此乃贡生入监肄业，如今之拔贡、岁贡考满授职之例，非州县生员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