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氏《记事稿》，尝因东皋书扇，记及嵇文恭公逸事云：嵇公与和珅同在政府，一日乞书楹帖。公受其纸，归，乃召翰林甲乙数人者饮于堂。童子彭寿请曰：“研墨已得矣。”公叱之曰：“吾方有客，尔何言？”客请其故而曰：“吾侪正乐观公之用笔以为法也。”公遂对客书之，甫半而彭寿覆其墨。公起诟让之，客为请乃已。明日，谢珅曰：“徒败公佳纸。”盖彭寿覆墨，公所教也。甲乙数人，皆珅门下士，使亲见之言于珅，以为信也。公所以委曲为是者，亦以称谓故也。钱氏又谓：公方与珅一堂议政，使其相水火，必激而偾事，去之既无其力，怒之何益，而卒能不丧所守，公盖有柔嘉之则者。康祺窃谓嵇公之事太曲，钱氏之论亦非。文恭两世宰辅，受国厚恩，不知珅奸则已，既知珅奸，上者抗疏以纠弹，次则洁身以引避，而乃委蛇共事，其咎岂止如楹帖之滥书。然不以之责公者，珅尊为上公，贵为懿戚，圣眷之笃，旷绝百僚，同时满臣如阿文成、福文襄，汉臣如朱文正、董文恭，均不能有所匡抑，奚独咎公？但论此举，设彭寿来请而诸翰林漠不置询，公将何以行其术？设明日谢珅而珅复易纸以请，公又将何以饰其词？且彭寿一小奴，宰相之家，仆从杂沓，甲乙之来，舆马纷繁，稍不解事，漏泄随之，万一辗转入珅耳，公不几自速其祸乎？夫东皋之所以被诬者，徒以门生二字耳。公与珅同在政府，其称谓不过等伦，珅虽骄横，必无强公称门生之理。平日不相趋附，而谓偶书楹帖，即玷终身，清议不如是之严，文网亦不如是之密。试观和珅败后，李潢、吴省钦辈，果仅以翰墨招尤乎？况公忠荩耆臣，早邀天鉴，使书联便恐罹祸，则与珅数年共事，断不能无一刺之拜谒，杯酒之往还，倘有指为踪迹昵密者，其将何以巧避乎？此事殆传之失真，钱氏遽笔之书，漫许为柔嘉之则。柔嘉本谊，恐不其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