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端恪公甫通籍，有上孝感熊座师书，请黜陆象山、王阳明、陈白沙孔庙从祀。其议象山谓：“《六经》皆我注脚一语，非圣背经，狂妄自恣。”其议白沙谓：“静坐养出端倪，的系禅定一派。”至阳明之学，则以谓：“原于象山，而猖狂过之；似乎白沙，而诡谲为甚。若当孔子，难逭两观之诛；如遇孟子，必在放距之列。久窃从祀，万万不可。”其辞而辟之，尤为不遗气力。当时孝感得书，不知若何作答，特未见其有厘正从祀之疏耳。康祺窃考端恪之学，其始浸淫禅窟，则几与姚江之末派相同；其继师应潜斋，友沈士则、凌嘉印，则宗旨尤与陆王为近。即诵法朱学，渐悔前非，其时年仅三十余，亦不必卫道如是之严，论古如是之刻。岂程朱陆王，果如苗莠雅郑，势不两容，必焚其书而铲其名，乃足为紫阳之功臣欤？且静坐二字，似不始于白沙，何以一养端倪，便成禅定。末学浅漏，向读陆清献书而疑之，读端恪书而疑益甚矣。（按，白沙不无遗议，象山未可厚非。若阳明则宏才硕学，伟绩精忠，比肩汉葛亮，接踵宋天祥。彼自独有千古，本不借两字良知，分孔庑特豚之飨也。乃谓其功业不过杜预，学术甚于安石，门户之论，岂可谓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