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伯戡黎》不叙戡黎事，专记祖伊告王之词。盖西伯既专征伐，德业日盛，纣恶不悛，必有覆亡之虑。故祖伊不避忌讳，沈痛道之，冀纣改悔，洵不愧直言敢谏之臣。读经者念祖伊之忠良，恨受王之不晤可也。乃抛却正文，但辨戡黎为武王，非文王，而蔡氏复谓周家初无利天下之心，又谓殷之亡初无与于周，究竟为文王讳乎？为武王讳乎？苏东坡曰：‘祖伊之谏，尽言不讳。汉、唐中主所不能容者，纣虽不改，而终不怒，祖伊得全。则后世人主不如纣者多矣。”此言实为透辟。观《东坡书传》中，绝无一语及周不利殷，而直本《史记》，断西伯为文王。呜呼！祖伊之心何心哉？恐而奔告，所恐者谁哉？”《北轩笔记》（元陈世隆著）所论，仍是争辩西伯一面，于祖伊心事似尚未明了。顾其说有洽于愚衷，因附录之。考亭云：“《西伯戡黎》看来只不伐纣，其他事亦都做了。若说文王终守臣节，何故有此？只是后人因孔子‘以服事殷’一句，遂委曲回护如此。其说然否？曰‘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其中有多少道理，多少忠孝，多少诚心。委曲至此，便是至德。其伐崇戡黎，只因纣赐弓矢铁钺，得专征伐，故不道之国西伯得而伐之耳。然则祖伊之奔告谓何？盖臣子之心有见于兴亡之会，故因戡黎之事恐而奔告，虑纣之必亡，欲其改过以图存。非谓文王取纣之天下也。观其奔告之词，只称殷之不德，而不及周，则其本情可知矣。若曰文王伐崇戡黎都做了，只不伐纣，是谓曹操东征西讨都做了，只未取汉是一样，然则孔子何私于文王，特为溢美？后人何私于孔子，曲为回护？若以孔子之言未可信，则天下更有可信之言乎？或曰武王继文王为西伯，戡黎者武王也。纣使胶鬲视师，而曰西伯何来？盖武王将欲伐纣而先戡黎也。若然，则文王之心事愈益明白。使西伯而文王也，则祖伊之恐徒以其理，使西伯而武王也，则祖伊之恐明见其势。可恐而卒不如所恐，文之所以为文也，可恐而即如其所恐，武之所以为武也。”而考亭于武之伐纣，则曰“武王于此自是住不得”，于文王以服事殷，却曰“只不伐纣”，是以文王之伐纣反不如武王之伐纣为直截也，失之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