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国朝自庄廷钅龙、吕留良、戴名世连兴大狱，文字之禁极严，内外士夫罔敢谈国故者。予来京师，七年之间，经甲午、戊戌、庚子三大变，私叹史官失职，起居注徒戴空名。历朝纂修实录，馆阁诸臣罕载笔能言之士，但据军机档册草率成书，凡一切内廷机密要闻，当时无人纪述，后世传闻异辞，家自为说，遂失是非褒贬之公。俯仰三百年庙堂擘画之勤、将相经营之苦，慨然于弓髯乔木之感，未尝不戚戚于怀也。

    同时在京好谈掌故者有汪舍人穰卿、冒郎中鹤亭，询其著述，秘不肯示人。其出而问世者，多不脱小说余习，外此更无闻焉。甚矣，史才之不易也！

    予趋职之暇，时有所纪，久之遂成卷帙，大约见而知之者十之七八。士非忧患不能著书，不经乱世亦不能尽人情之变。予忝负言责，绠短汲深，自愧无丝毫补济，安敢自托于古人忧患著书之旨？聊存此篇，备异时史官采择，庶为恶者知所戒而好善者交勉。人情变极思迁，亦转移风气之一道也。自辛亥三月，予携此稿辞职出都，不半载而武昌乱作，欲再行赓续，而东西窜走，交游断绝，四方音问不通，遂长为山中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