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初以同知分发直隶，周馥方为藩司，言之李鸿章，知其为袁甲三侄也，始稍稍属以事。及世凯骤贵，交通政府，专北洋兵柄，馥反屈意事之。闻其抚山东时，或持北洋一书来谒，即日接见委要差。其人盖浮荡不羁末僚也，藩司以告，馥曰：“吾亦知其不可，慰帅欲之，奈何？”江西教案起，外务部曰：“北洋熟外交，得其人以往，必济。”于是世凯派津海关道梁敦彦往，卒不得要领而还。直隶创公债票，遍张告谕，无应者。日人贪其息，阴出金购之。及粤督请借洋款办新政，户部驳之曰：“洋款流弊多，利权外溢。北洋公债善，可仿行之。”公债之即洋款，部臣非不知之，盖借是以媚袁也。学堂、警察、新军皆萌芽天津，各省督、抚承望风旨，派员北上考察，皆采用其章程，如山东、河南、闽浙诸省，见之奏报，可考而知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