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裕钊、吴汝纶先后掌莲池书院,王运掌尊经、船山两书院,王先谦掌校经堂,皆培植人才不少。至学堂兴而师礼废丧殆尽,稍知自爱者皆裹足不前矣。
金川平,始立健锐营;缅甸平,始立火器营。皆乾隆时兵政,相沿至今不改。
端方奏:“江宁省会为东南之望,关于学务一切并计岁支仅百七十万金,似不为多。”(见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官报》)此人眼孔虽大,良心则尽丧矣。
朝廷不知采用何人之策,忽思经营卫藏,拔赵尔丰为边务大臣。驻边三年,糜款滥杀,大失边民心。初由各海关拨开办费百六十万,度支部又岁筹常年经费五十万(见三十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官报》),其兄尔巽方督四川,又倾司帑济之,蜀人衔之刺骨。
张荫桓好画,蓄王石谷真迹至百幅之多,因自名其所居曰“百石斋”。后谪新疆诛死,尽流落关外矣。
张佩纶为讲官时屡参李鸿章,及其败也,鸿章弃前怨,延之课子,且赘为婿,当时有“西席作东床”之谣。或云:法越之战,鸿章实阴尼之,事后恐为佩纶所持,故不得已而出此。
鹿传霖、锡良素称廉谨,皆大臣中之稍负时望者,独ウ于知人,殊不可解。传霖密荐三人,一江宁布政使樊增祥、一广西巡抚沈秉、一江苏巡抚程德全。
增祥屡被弹奏,沈、程则效力乱党,俨然以佐命自居。锡良白首出关,乃调用郑孝胥、熊希龄、杨度。人固未易测耶!
宣统初,凡各省督、抚请将某员宣付史馆立传,或请昭雪获戾罪臣,皆不下部议,即降旨:“著照所请。”朝廷盖视此等表扬为无足轻重之事,名教扫地尽矣。
载泽既管度支,建两大策:一设各省监理财政官,尽夺藩司之权;一设盐政处于京师,尽夺盐政盐运使之权,即所谓中央集权是也。
戊申达赖入觐,从者数百人,沿途供给及临行赏赉费用不赀,犹不能结其欢心。所进表文,辞多不逊,亦优容之,无敢驳诘者。曩时州县供给使差,率多赔累,是役准报部作正开销,沿途州县官反获大利。及归,改使由京汉路易长江轮船入蜀,免其途中骚扰。
监国派新讲官十一员,一孙家鼐、一陆润庠、一荣庆、一唐景崇、一朱益藩、一李家驹、一刘廷琛、一赵炳麟、一乔树丹、一宝熙、一劳乃宣,分为八门,多偏重西学。初尚分班进讲,后渐弛,只按期呈递进章,如言官上封事而已。
汪兆铭谋炸杀监国,未成被执,释勿诛。民政部肃亲王善耆不交大理院,径定罪监禁。及送狱,遣许世英语部臣:“此国事犯宜优待。”副大臣王序忿曰:“我不知如何优待!”大臣沈家本明知不合法,亦默然不言,竟收受之。
善耆轻佻无威仪,自执鼓板与饔奴杂坐弹唱。光绪末年,日夜谋夺奕之席,财力大薄,不能敌也。
袁树勋以顺天府尹内召,奕求假五十万金,不予,遂羁留不令赴任。后被举为湖南铁路总办,临行请训,孝钦询顺天府事,对曰:“臣奉命此来,旅寓数
月,尚未接印视事,未由知之。”孝钦愕然,始知为奕所抑。
御史刘汝骥放徽州府,入见。孝钦曰:“汝谒军机乎?”对曰:“未也。”徐谕之曰:“军机终须一谒。外官不比台谏,当稍学应酬也。”
近世吴县潘氏、常熟翁氏、嘉兴钱氏皆父子相继秉政,世以阀阅相高。自潘祖荫死,翁同、钱应溥相继去位,九列中遂无世臣。
光绪中叶,朝士多讲金石,潘文勤尤笃好之。文勤既薨,家人相聚而泣曰:“先尚书身后一无所有,只无数破铜烂铁,堆积书房,不能易盐米也。”
张荫桓由监生起家而为礼部侍郎,张翼由门丁起家而为内阁侍读学士,自是仕途流品不分清浊矣。
孝钦定策立德宗时,召见群臣于养心殿,无敢持异议者,唯文祥言国家多难,宜立长君。孝钦佯为不闻,同列即叩头而退。
有人游厂肆,见吴大篆联甚佳。问价,索番银二饼,嫌其过昂。厂贾笑曰:“此在甲午以前,虽再倍其数不可得。自款日以后,求者渐稀,故所值只此耳。”
某巡抚入京陛见,过天津,李鸿章宴之。谈及边事,因问北洋战兵可得几何?鸿章笑曰:“苟延之局,何必认真。”既而引酒自酌曰:“失言!失言!当罚酒一卮。”
常州赵凤昌年少美姿客,鄂督张之洞嬖之,用为内巡捕,所言无所不听,群呼为“一品夫人赵氏”。
庚子之变,山西巡抚毓贤初拟遣戍,行至兰州,有旨令就地正法。甘肃布政使李廷箫先任山西,贤旧僚也,劝令自裁。贤曰:“我大臣也,今有旨诛我而不延颈受刃,是朝廷之法不能行于臣下也。勉谢李君,毋以我为念”。贤死,廷箫私谓其亲曰:“当山西拳祸初起,吾亦有地方之责,宁忍独生?”亦仰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