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问曰：“贤者行道，得尊官厚禄；矣何心为佞，以取富贵？”曰：佞人知行道可以得富贵，必以佞取爵禄者，不能禁欲也；知力耕可以得谷，勉贸可以得货，然而必盗窃，情欲不能禁者也。以礼进退也，人莫之贵，然而违礼者众，尊义者希，心情贪欲，志虑乱溺也。夫佞与贤者同材，佞以情自败；偷盗与田商同知，偷盗以欲自劾也。
问曰：“佞与贤者同材，材行宜钧，而佞人曷为独以情自败？”曰：富贵皆人所欲也，虽有君子之行，犹有饥渴之情。君子则以礼防情，以义割欲，故得循道，循道则无祸；小人纵贪利之欲，逾礼犯义，故进得苟佞，苟佞则有罪。夫贤者，君子也；佞人，小人也。君子与小人本殊操异行，取舍不同。
问曰：“佞与谗者同道乎？有以异乎？”曰：谗与佞，俱小人也，同道异材，俱以嫉妒为性，而施行发动之异。谗以口害人，佞以事危人；谗人以直道不违，佞人依违匿端；谗人无诈虑，佞人有术数。故人君皆能远谗亲仁，莫能知贤别佞。难曰：“人君皆能远谗亲仁，而莫能知贤别佞，然则佞人意不可知乎？”曰：佞可知，人君不能知。庸庸之君，不能知贤，不能知贤，不能知佞。唯圣贤之人，以九德检其行，以事效考其言。行不合於九德，言不验於事效，人非贤则佞矣。夫知佞以知贤，知贤以知佞，知贤则贤智自觉，知贤则奸佞自得。贤佞异行，考之一验；情心不同，观之一实。
问曰：“九德之法，张设久矣，观读之者，莫不晓见，斗斛之量多少，权衡之县轻重也。然而居国有土之君，曷为常有邪佞之臣与常有欺惑之患？”〔曰〕：无患斗斛过，所量非其谷；不患无铨衡，所铨非其物故也。在人君位者，皆知九德之可以检行，事效可以知情，然而惑乱不能见者，则明不察之故也。人有不能行，行无不可检；人有不能考，情无不可知。
问曰：“行不合於九德，效不检於考功，进近非贤，非贤则佞。夫庸庸之材，无高之知不能及贤。贤功不效，贤行不应，可谓佞乎？”曰：材有不相及，行有不相追，功有不相袭。若知无相袭，人材相什百，取舍宜同。贤佞殊行，是是非非。实名俱立，而效有成败，是非之言俱当，功有正邪。言合行违，名盛行废。
问曰：“行合九德则贤，不合则佞。世人操行者可尽谓佞乎？”曰：诸非皆恶，恶中之逆者，谓之无道；恶中之巧者，谓之佞人。圣王刑宪，佞在恶中；圣王赏劝，贤在善中。纯洁之贤，善中殊高，贤中之圣也。〔恶〕中大佞，恶中之雄也。故曰：观贤由善，察佞由恶。善恶定成，贤佞形矣。
问曰：“聪明有蔽塞，推行有谬误，今以是者为贤，非者为佞，殆不得贤之实乎？”曰：聪明蔽塞，推行谬误，人之所歉也。故曰：刑故无小，宥过无大。圣君原心省意，故诛故贳误。故贼加增，过误减损，一狱吏所能定也，贤者见之不疑矣。
问曰：“言行无功效，可谓佞乎？”〔曰〕：苏秦约六国为从，强秦不敢窥兵於关外。张仪为横，六国不敢同攻於关内。六国约从，则秦畏而六国强；三秦称横，则秦强而天下弱。功著效明，载纪竹帛，虽贤何以加之？太史公叙言众贤，仪、秦有篇，无嫉恶之文，功钧名敌，不异於贤。夫功之不可以效贤，犹名之不可实也。仪、秦，排难之人也，处扰攘之世，行揣摩之术。当此之时，稷、契不能与之争计，禹、睾陶不能与之比效。若夫阴阳调和，风雨时适，五谷丰熟，盗贼衰息，人举廉让，家行道德之功，命禄贵美，术数所致，非道德之所成也。太史公记功，故高来祀，记录成则著效明验，揽载高卓，以仪、秦功美，故列其状。由此言之，佞人亦能以权说立功为效。无效，未可为佞也。难曰：“恶中立功者谓之佞。能为功者，材高知明。思虑远者，必傍义依仁，乱於大贤。故《觉佞》之篇曰：‘人主好辨，佞人言利；人主好文，佞人辞丽。’心合意同，偶当人主，说而不见其非，何以知其伪而伺其奸乎？”曰：是谓庸庸之君也，材下知昬，蔽惑不见。〔若〕〔大〕贤之君，察之审明，若视俎上脯，指掌中之理，数局上之棋，摘辕中之马。鱼鳖匿渊，捕渔者知其源；禽兽藏山，畋猎者见其脉。佞人异行於世，世不能见，庸庸之主，无高材之人也。难曰：“人君好辨，佞人言利；人主好文，佞人辞丽。言操合同，何以觉之？”曰：《文王官人法》曰：推其往行，以揆其来言，听其来言，以省其往行，观其阳以考其阴，察其内以揆其外。是故诈善设节者可知，饰伪无情者可辨，质诚居善者可得，含忠守节者可见也。人之旧性不辨，人君好辨，佞人学求合於上也。人之故能不文，人君好文，佞人意欲称上。上奢，己丽服；上俭，己不饬。今操与古殊，朝行与家别。考乡里之迹，证朝庭之行，察共亲之节，明事君之操，外内不相称，名实不相副，际会发见、奸为觉露也。
问曰：“人操行无恆，权时制宜。信者欺人，直者曲挠。权变所设，前後异操，事有所应，左右异语。儒书所载，权变非一。今以素故考之，毋乃失实乎？” 曰：贤者有权，佞者有权。贤者之有权，後有应。佞人之有权，亦反经，後有恶。故贤人之权，为事为国；佞人之权，为身为家。观其所权，贤佞可论。察其发动，邪正可名。
问曰：“佞人好毁人，有诸？”曰：佞人不毁人。如毁人，是谗人也。何则？佞人求利，故不毁人。苟利於己，曷为毁之？苟不利於〔己〕，毁之无益。以计求便，以数取利，利则便得。妒人共事，然後危人。其危人也，非毁之；而其害人也，非泊之。誉而危之，故人不知；厚而害之，故人不疑。是故佞人危而不怨；害人，之败而不仇，隐情匿意为之功也。如毁人，人亦毁之，众不亲，士不附也，安能得容世取利於上？
问曰：“佞人不毁人於世间，毁人於将前乎？”曰：佞人以人欺将，不毁人於将。“然则佞人奈何？”曰：佞人毁人，誉之；危人，安之。“毁危奈何？” 假令甲有高行奇知，名声显闻，将恐人君召问，扶而胜己，欲故废不言，常腾誉之。荐之者众，将议欲用，问人，人必不对曰：“甲贤而宜召也。何则？甲意不欲留县，前闻其语矣，声望欲入府，在郡则望欲入州。志高则操与人异，望远则意不顾近。屈而用之，其心不满，不则卧病。贱而命之则伤贤，不则损威。故人君所以失名损誉者，好臣所常臣也。自耐下之，用之可也。自度不能下之，用之不便。夫用之不两相益，舍之不两相损。”人君畏其志，信佞人之言，遂置不用。
问曰：“佞人直以高才洪知考上世人乎？将有师学检也？”曰：人自有知以诈人，及其说人主，须术以动上，犹上人自有勇威人，及其战斗，须兵法以进众，术则从横，师则鬼谷也。传曰：“苏秦、张仪从横习之鬼谷先生，掘地为坑，曰： ‘下，说令我泣出，则耐分人君之地。’苏秦下，说鬼谷先生泣下沾襟，张仪不若。苏秦相赵，并相六国。张仪贫贱往归，苏秦座之堂下，食以仆妾之食，数让激怒，欲令相秦。仪忿恨，遂西入秦。苏秦使人厚送。其後觉知，曰：此在其术中，吾不知也，此吾所不及苏君者。”知深有术，权变锋出，故身尊崇荣显，为世雄杰。深谋明术，深浅不能并行，明暗不能并知。
问曰：“佞人养名作高，有诸？”曰：佞人食利专权，不养名作高。贪权据凡，则高名自立矣。称於小人，不行於君子。何则？利义相伐，正邪相反。义动君子，利动小人。佞人贪利名之显，君子不安。下则身危。举世为佞者，皆以祸众。不能养其身，安能养其名？上世列传弃〔荣〕养身，违利赴名，竹帛所载，伯成子高委国而耕，於陵子辞位灌园。近世兰陵王仲子、东〔郡〕昔庐君阳，寝位久病，不应上征，可谓养名矣。夫不以道进，必不以道出身；不以义止，必不以义立名。佞人怀贪利之心，轻祸重身，倾死为矣，何名之养？义废德坏，操行随辱，何云作高？
问曰：“大佞易知乎？小佞易知也？”曰：大佞易知，小佞难知。何则？大佞材高，其迹易察；小佞知下，其效难省。何以明之？成事，小盗难觉，大盗易知也。攻城袭邑，剽劫虏掠，发则事觉，道路皆知盗也。穿凿垣墙，狸步鼠窃，莫知谓谁。曰：“大佞奸深惑乱其人如大盗易知，人君何难？”《书》曰：‘知人则哲，惟帝难之。’虞舜大圣，驩兜大佞。大圣难知大佞，大佞不忧大圣。何易之有？”〔曰〕：是谓下知之，上知之。上知之，大难小易，下知之，大易小难。何则？佞人材高，论说丽美。因丽美之说，人主之威，人〔主〕心并不能责，知或不能觉。小佞材下，对乡失漏，际会不密，人君警悟，得知其故。大难小易也。屋漏在上，知者在下。漏大，下见之著；漏小，下见之微。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孔子曰：“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於民。”误设计数，烦扰农商，损下益上，愁民说主。损上益下，忠臣之说也；损下益上，佞人之义也。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聚敛，季氏不知其恶，不知百姓所共非也。
译文：
有人问：“贤能的人实行先王之道，能得到高官厚禄，人们为什么一定要去谄媚奉承，来取得富贵呢？”我说：谄媚奉承的人知道实行先王之道可以得到富贵，但却一定要以谄媚奉承来取得爵位和俸禄，是因为不能克制贪婪的欲望；人是知道努力耕作可以获得粮食，努力经商可以得到财富，然而一定要去盗窃，是因为私心得不到克制，以礼制来决定自己做官还是辞官，这样的人没有不被尊重的，然而违背礼制的人多，尊奉道义的人少，这是私心贪婪，神志昏乱而执迷不悟的缘故。其实，谄媚奉承的人与贤能的人才智相同，只是谄媚奉承的人由于私心而自取灭亡；偷盗的人与种田的、经商的才智相同，只是偷盗的人由于贪心而自投法网。
有人问：“佞人与贤者才能相同，才能和操行应该是相称的。那么佞人为什么偏偏因为有私心而自取灭亡呢？”我说：富贵是人共同的欲望，即使有君子的操行，还是会有饥渴的私欲。只是君子能用礼制来克制私心，用道义来抑制私欲，所以能够遵循先王之道，遵循了先王之道就没有灾祸。而小人则放纵贪利的欲望，违犯礼义，所以采取不正当的献媚讨好，不正当的献媚讨好就会招来罪过。可见，贤者是君子，佞人是小人。君子与小人本来操行就不同，行为取舍的标准也不一样。
有人问：“谄媚奉承的人与说坏话陷害人的人是一路货呢？还是有区别呢？”我说：“谗人与佞人都是小人，一路货伎俩不同，都是以嫉妒为本性，但采取的行动与动机却不一样。谗人是用口害人，佞人是以事害人；谗人公开说不隐瞒自己的意见，佞人则模棱两可地隐藏自己的动机；谗人没有欺骗的心计，而佞人存有阴谋诡计。所以君主能疏远谗人而亲近仁人，不能识别贤人与佞人。指责的人会说：“君主都只能疏远谗人亲近仁人，而不能识别贤人与佞人，那么佞人就不能识别了吗？”我说：“佞人可以识别，而君主不能识别。平庸的君主，不能识别贤人；不能识别贤人，就不能识别佞人。圣贤的人，用九条道德标准来检验人们的行为，根据办事的效果来考察人们的言论。行为不符合九条道德标准的，言论不被办事效果证明的，这种人就不是贤人而是佞人。看来能识别佞人就可以识别贤人，能识别贤人就可以识别佞人；能识别佞人就自然会觉察到贤智的人，能识别贤人就会自然地发觉奸佞的人。贤人与佞人的操行不同，而考察他们的是同一个标准；他们私心不同，而看到的却是同一效果。
有人问：“用九条道德标准检验行为的方法，已经设立很久了。读过《尚书·皋陶谟》的人，没有不知道的，这就好比用斗斛来量多少，用秤来称轻重一样。但是在位拥有领土的君主，为什么在自己下边常常会有奸邪的佞臣和常常会有被欺骗受蒙蔽的祸害呢？”我说：不怕没有斗斛，而是所量的不是谷物；不怕没有秤，而是所称的不是该称的东西的缘故。在君位的人，都知道用九条道德标准可以检验人的行为，办事的效果可以识别人的私心，然而被欺骗蒙蔽却不能看见，那是没有考察明白的缘故。只有不善于考察的人，没有不可以检验的行为；只有不善于考察的人，没有不可以识别的私心。
有人问：“行为不符合九条道德标准，办事的效果经不起考核官吏功绩标准的检验，这种人很接近于不是贤人，不是贤人那就是佞人了。平庸之材，没有高超的才智，够不上贤人，不能建立贤人的功绩，不具备贤人的操行，可以说是佞人吗？”我说：才能有够不上的，操行有赶不上的，功绩有比不上的。即使智慧比不上，才能相差十倍百倍，但是行为取舍的标准应该是相同的。贤人与佞人的操行迥然不同，但好就是好，坏就是坏。一个人的实际德行和名声即使都很不错，但他办事的结果有成功也会有失败；一个人对是非的评议即使很恰当，但他办事的效果有好的也会有坏的。只有那些言论符合先王之道而行为却违反先王之道，名声很大而操行败坏的人，才是佞人。
有人问：“行为符合九条道德标准的就是贤人，不符合的就是佞人。只有社会上一般人操行的人能全说是佞人吗？”我说：凡是操行不好的都是恶人，恶人中犯上作乱的，称作“无道”；恶人中善于伪装的，称作佞人。君主制定刑罚和法令，佞人被列在恶人中；君主奖赏和勉励，贤人被列在善人中。善人中最好的，是贤人中的圣人；恶人中极坏的佞人，是恶人中的枭雄。所以说：“由善人中可以观察出贤人，由恶人中可以观察出佞人。”只要断定出善人与恶人，那么贤人与佞人就会显露出来了。
有人问：“视听有看不清听不见的时候，做事难免有犯错误的时候。如今以这样的标准为贤人，做不到的为佞人，恐怕不符合贤人的实际情况吧？”我说：视听难免会看不清听不见，做事难免犯错误，这是一般人的缺点。所以说：明知故犯不论罪再小也要严惩，误犯的过失，不论多大也可以宽赦。圣明的君主要考查犯罪的动机，所以能严惩明知故犯的人，宽赦误犯过失的人。明知故犯就要加重惩罚，误犯过失可以减轻处理，这是所有狱吏都能决定的，贤者看见了是不会有疑惑的。
有人问：“人的言论和行为没有效果，就能说是佞人吗？”我说：苏秦联合齐、楚、燕、赵、韩、魏六国促成合纵，使得强大的秦国不敢趁机向关外发兵；张仪促成连横，使得六国不敢同时向关内进攻。六国联盟形成合纵，就使秦国畏惧六国强大；秦国促成连横，就使秦国强大天下弱小。他俩功绩昭著效果明显，被记载在竹帛的史册上，即使是贤人又怎么能超过他们呢？司马迁叙说很多贤人的事迹，张仪与苏秦分别有传，并没有憎恶他们的文字，功绩和名声均相当，跟贤人没有两样。其实，功绩不能用来证明一个人的贤德，就像名声不能用来断定人的实际品德一样。张仪和苏秦是排难解忧的人，处于战乱社会，实行合纵与连横的主张。在这种时候，稷和不契不可能与他们争比计谋，禹和皋陶不可能与他们比效果。至于说气候正常，风调雨顺，五谷丰收，盗贼减少甚至消灭，人人讲究廉洁谦让，家家推崇道德的功绩，禄命显贵美好，治国方略能做到的，这些都不是道德能促成的。司马迁记录功绩，是有意向后代推崇，因此在记录成就时就突出其效果，广泛收录卓越人物，因为张仪和苏秦的功绩值得赞美，所以列入了他们的事迹。由此说来，佞人也能用权术游说立功做出效果。即使没有效果，也不能把他们说成佞人。有人会质问说：“恶人中立功的称作佞人。能做出功绩的人，才智一定高明；思虑深远的人，一定依靠仁义，可是他们都混杂在大贤之中。所以“觉佞”篇说：‘君主喜欢辩论，佞人便言语锋利；君主喜欢文章，佞人便文章华美。’与君主心意相同，碰巧投合了君主的心意，君主由于喜欢就看不见他的错误，怎么还能知道他们作假并察觉他们的奸邪呢？”我说：这是说平庸的君主，才能低下头脑糊涂，才被蒙蔽迷惑看不见。要是圣贤的君主，就能考察清楚明白，像看砧板上的干肉，手掌中的纹理，数棋盘上的棋子，点车辕中的马一样。鱼鳖藏在深水潭里，捕渔的人知道它们生息的地方；禽兽躲在深山中，打猎的人看得见它们的行踪。佞人的操行不同于一般人，一般人不能看出来，可见平庸的君主，是没有高超才智的人。又会有人质问：“‘君主喜欢辩论，佞人就言语锋利；君主喜欢文章，佞人就文章华美。’既然言论操行都相同，又怎么能察觉出他们呢？”我说：《大戴礼记·文王官人》上说：“根据他从前的话来衡量他后来的行动，听他后来的话来检查他过去的行动，看他公开的表现来考察他背地里的行为，观察他的内心来衡量他的外表。”所以假装亲善故作清高的人就能识别，修饰伪装不真实的人就能辨别，质朴诚实为善的人就能知道，具有忠心保持气节的人就会显现出来。佞人原来的性格不善辩论，由于君主喜欢辩论，佞人便学着迎合君主；佞人本来的才能不会作文、由于君主喜欢文章，佞人就想去迎合君主。君主奢侈，佞人自己就穿着华丽的服装；君主节俭，佞人自己就不修饰打扮。现在的操行与过去的不一样，在朝廷上的行为与在家的不一样。考察他们在乡里的行为，验证他们在朝廷上的行为，察看他们供养双亲的节操，弄清他们事奉君主的品德，要是内外互不相称，名声与实际互不符合，碰巧就会显现出来，奸邪的伪装就会被察觉和揭露出来。
有人问：“人的操行没有永恒不变的，可以斟酌形势制定适当的措施，因而诚实的人有时也会欺骗人，正直的人有时也会不公正。一个人斟酌形势变化有所安排，前后行动可以不一样；一件事为了适应需要，对周围的人可以说不同的话。儒者的书上记载，权宜之计不止一种。现在用平素一贯的言行来考察他们，不是不符合实际情况了吗？”我说：贤者有权宜之计，佞人也有权宜之计。贤者实行权宜之计，后来有好结果；佞人实行权宜之计，也违反常规，但后来得到坏的结果。所以贤人的权宜之计，是为了公事为了国家；佞人的权宜之计，是为了自己为了家庭。观察他们所实行的权宜之计，就可以评论出贤人与佞人；观察他们的动机，就可以说出邪恶与正直了。
有人问：“佞人喜欢诋毁人，有这事吗？”我说：佞人不诋毁人。如果诋毁人，这人就是谗人。为什么呢？因为佞人寻求利益，所以不诋毁人。如果对自己有利，为什么要诋毁他呢？如果不对自己有利，诋毁他也没有好处。用计谋求得好处，用权术得到利益，利益和好处得到了，还要嫉妒别人与自己一起做官，然后危害别人。他们危害人并不诋毁人，而他们害人并不薄待人。他们称赞人而危害人，所以人不知道；厚待人而危害人，所以人不怀疑。因此佞人危害人，人却不怨恨他；害人，人遭灾祸却不仇恨他，这是因为佞人隐藏自己的真情实意做得很巧妙的缘故。如果诋毁别人，别人也要诋毁他，弄得众人不亲近，士不依附，怎么能得到社会的承认而从君主那儿取得利益呢？
有人问：“佞人不在一般人面前诋毁人，在郡将面前会诋毁人吗？”我说：佞人是利用别人去欺骗郡将，而不在郡将面前诋毁人。这人又问：“那么佞人是怎么做的呢？”回答是：佞人要诋毁人，就先赞扬他；要危害人，就先安稳他。怎样诋毁，怎样危害呢？假如甲有高尚的操行特殊的智慧，名声显赫，唯恐郡守召见询问甲，扶植提拔超过自己，佞人想故意使他被废置不用又不说他的坏话，就常常大加称赞他。推荐甲的人很多，郡守将打算用他，去问佞人，佞人肯定回答说：“甲很贤能应该召见他。为什么呢？甲的意思是不想留在县里，过去听他说过，声称希望进入郡府，在郡里则希望进入州府，由于志向很高那么操行就与一般人不同，只看远处的人，那么心思就不会关心近处。屈才而用他，他心里不满意，否则就装病不干；位低而使用他，就会伤害贤人，不这样就会损害长官的威信。所以郡守因此失去名声损害有声誉的人，是喜欢把可作部下的人都当作部下的缘故。郡守自已能够迁就他，任用他是可以的；自己估计不能够迁就他任用他就没有好处。”任用他，双方互相不会有好处；不任用他，双方互相不会有害处，郡守害怕甲的志向太高，就相信了佞人的话，于是放弃不任用甲。
有人问：“佞人只是以高超的才能和宏大的智慧观察和揣摩一般人呢，还是有老师作为学习的榜样呢？”我说：佞人自有才智可以欺骗人，但到他游说君主时，就需要权术来打动君主，就像名将自有勇敢来镇住敌人，但到他打仗的时候，就需要兵法来指挥军队进攻。他们的权术就是合纵和连横，老师就是鬼谷子。传书上说：“苏秦和张仪向鬼谷先生学习合纵与连横的权术，鬼谷先生挖地成了个坑，说：“能下来，说得使我哭出来，那么就能分到君主的封地。’苏秦跳下去，说得鬼谷子先生哭得眼泪流下来沾湿了衣襟。张仪也一样。”“苏秦辅助赵国，并且还辅助六国。张仪贫困低贱地回来，苏秦让他坐在堂下，拿仆人吃的饭菜给他吃，又多次责备以激怒他，想使他去辅助秦国，张仪愤怒怨恨，于是向西去秦国。苏秦派人以厚礼相送。张仪后来察觉，说：‘这次又落在他的圈套之中，我还不知道，这就是我赶不上苏君的地方。’”智谋深奥有权术，权宜之计高明得出奇，所以苏秦尊贵受人推崇，荣耀显赫，成为一代豪杰。计谋要奥妙，权术要高明，但它的舆妙与浅陋不能同时实行，明显与隐晦也是不能同时明白的。
有人问：“佞人修养名声抬高自己，有这事吗？”我说：佞人贪图财利垄断权力，不修养名声抬高自己。因为取得权柄，占据要职，就会抬高名声自己树立起来。这种行为被小人称赞，而君子不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利与义相矛盾，正与邪刚好相反。道义能打动君子，利益能打动小人。佞人贪图财利和名声显赫，君主感到不安，否则会自身难保。察看世上的佞人，都由于遭灾祸而结束，可见不能保养住自己的身体，怎么能修养自己的名声呢？上古列叙臣民事迹，凡放弃尊贵地位而修养自身品德的，凡抛弃物质利益而追求声望的，都会在竹简帛书的史册上记载下来，像伯成子高放弃国事而耕地，於陵子辞去相位，给人浇灌菜园。近代兰陵的王仲子、东郡的昔庐君阳，放弃官职长期托病，不接受君主的征召，这些可以称得上修养名声了。可见，君子不因为道义去做官，也必不因为道义去献身；不因为道义辞官不做，也必不因为道义来树立名声。佞人怀有贪图财利的心，看轻后患，只看重自身眼前的富贵，忘记生死和遭到杀身之祸，还谈什么名声的修养！道义被毁坏，操行从而被玷污，还说什么抬高自己！
有人问：“名声大的佞人容易识别呢，还是名声小的佞人容易识别呢？”我说：名声大的佞人容易识别，名声小的佞人难以识别。为什么呢？名声大的佞人才智高超，他的行迹容易察觉；名声小的佞人才智低下，他的痕迹难于察觉。用什么来证明呢？已有的事例，小强盗难于察觉，大强盗容易发现。攻打城池，抢劫虏掠，一旦发生则事情就会被发觉，众人都晓得有盗贼。挖墙打洞，像狸猫走步样敏捷，像老鼠偷吃样隐蔽，就不会知道是谁干的。有人会反驳说：“名声大的佞人奸狡得很，能够迷惑扰乱人们，如果他们容易识别，君主又为什么难于识别呢？”我说：《尚书·皋陶谟》上说：“能识别人才算明智，这连帝舜都难做到。”虞舜是大圣人，驩兜是大佞人。大圣人难于识别大佞人，大佞人不怕大圣人，怎么能说容易识别呢？这就是说，从下面来识别佞人，跟从上面来识别佞人是两回事。从上面来识别佞人，大的难于识别，小的容易识别；从下面来识别佞人，大的容易识别，小的难于识别。为什么呢？因为名声大的佞人才智高超，论说时辞句华美。凭看华美的辞句，已使君主折服，并不会责备他，才智有时也不能察觉他。名声小的佞人才智低下，对答时有谬误，碰巧不周密，君主就会警觉，能知道其中的原因。这就是大佞人难于识别而小佞人容易识别的缘故。屋漏是在上面，知道屋漏的人是在下面。漏的地方大，下面看见它就明显；漏的地方小，下面看见它就不明显。有人对孔子说：“冉雍有仁德而不会花言巧语。”孔子说：“为什么要能说会道呢？用狡辩来对付人，老招人讨厌。”错误地提出一些主张，烦扰农民和商人，老百姓受损害君主得好处，劳民悦主。君主受损害老百姓得好处，是忠臣的主张；老百姓受损害君主得好处，是佞人的主张。季康子比周公旦富有，但冉求还为他搜括财物而使他更富有。孔子说：“弟子们应该敲起鼓去声讨他。”搜括财物，季康子不知道那是罪恶，不知道是老百姓都反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