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司使班在翰林学士之上，旧制权使即与正同，故三司使结衔皆在官职之上。庆历中，叶道卿为权三司使，执政有欲抑道卿者，降敕时，移权三司使在职下结衔，遂立翰林学士之下。至今为例。后尝有人论列，结衔虽依旧，而权三司使初除，阁门取旨，间有叙学士上者，然不为定制。
三司使排列在翰林学士的上面，从前的制度权使与正官地位相同，因此三司使签署官衔都在官职的上面。庆历年间，叶道卿做了权三司使，执政大臣中有想压制他的，在颁发诏令时，把三司使移至官职下面签署，就摆到了翰林学士的下面了。到现在还是惯例。后来曾有人议论过，签署官衔虽然依旧不变，但权三司使刚被任命，在阁门领取圣旨，偶尔也有排在学士上面的，但不是固定的制度。
宗子授南班官，世传王文正太尉为宰相日，始开此议，不然也。故事：宗子无迁官法，唯遇稀旷大庆，则普迁一官。景祐中，初定祖宗并配南郊，宗室欲缘大礼乞推恩，使诸王宫教授刁约草表上闻。后约见丞相王沂公，公问前日宗室乞迁官表何人所为？约未测其意，答以不知。归而思之，恐事穷且得罪，乃再诣相府。沂公问之如前，约愈恐，不复敢隐，遂以实对。公曰：“无他，但爱其文词耳。”再三嘉奖，徐曰：“已得旨别有措置，更数日当有指挥。”自此遂有南班之授。近属自初除小将军，凡七迁则为节度使，遂为定制。诸宗子以千缣谢约，约辞不敢受。子与刁亲旧，刁尝出表藳以示予。
皇族子弟被委任为南班官，世间传说是在太尉王旦当宰相时，才有了这一动议，其实不是这样。从前的制度，皇族子弟没有升官的规矩，只是遇到少有的大庆典时，才一律提升一级。景祐年间，开始确定祖宗在向南祭祀时一同祭祀，宗室子弟想利用举行大礼的机会请求给予恩惠，让诸王宫教授刁约起草报告给皇上看。刁约见到丞相王曾，王曾问：“前些日子宗室子弟请求提升的报告，是谁写的？”刁约不知道他的用意，回答说不知道。回去后一想，担心事情弄清后被怪罪，就再次拜访丞相府。王曾又像先前一样问他，刁约越发惊慌，不敢再隐瞒，就据实回答。王曾说：“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喜欢报告的文词罢了。”又再三夸奖，不慌不忙地说：“已经得到皇上的旨意，另有安排，过几天应当有具体指示。”从这时起就有了任为南班官的事。皇家近亲从开始封为小将军起，共提升7 次就担任节度使，这就成了固定的制度。那许多皇家子弟用千匹丝绢感谢刁约，刁约推辞不敢接受。我与刁约有老交情，刁约曾拿出报告的草稿给我看。
大理法官皆亲节案，不得使吏人。中书检正官不置吏人，每房给楷书一人，录净而已。盖欲士人躬亲职事，格吏奸，兼历试人才也。
大理寺法官都亲自过问案情，不得派小官吏去做。中书检正官不设置小官吏，每个办公处所提供一个用楷隶抄写公文的人，仅仅负责誊写清楚。大概想让士大夫亲自处理职责内的事务，阻止官吏的奸诈行为，还带有一个个检验才干的意思。
太宗命创方团球带赐二府文臣。其后枢密使兼侍中张耆、王贻永皆特赐，李用和、曹郡王皆以元舅赐，近岁宣徽使王君贶以耆旧特赐，皆出异数，非例也。
宋太宗下令制作方团球带赏赐中书省和枢密院这二府的文官大臣。后来，枢密使兼侍中张看、
王贻永都得到特别的赏赐，李用和、曹佾都因为是大舅得到赏赐，近年来宣徽使王拱辰因为年高望重得到特别赏赐。他们都是很特殊的情况，不是惯例。
近岁京师士人朝服乘马，以黪衣蒙之，谓之“凉衫”，亦古之遗法也，《仪礼》“朝服加景”是也。但不知古人制度章色如何耳。
近年来京城士大夫穿朝服骑马，要用暗色的衣套在外面，叫做“凉衫”。这也是古时候留下来的规矩，《仪礼》说“朝服加景”就是这个意思。只是不知道古人的制度规定花纹和颜色怎样罢了。
内外制凡草制除官，自给谏待制以上，皆有润笔物。太宗时，立润笔钱数，降诏刻石于舍人院。每除官，则移文督之，在院官下至吏人院驺皆分沾，元丰中，改立官制，内外制皆有添给。罢润笔之物。
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和知制谐凡是草拟任命官员的诏令，从给谏、待制官以上，都有润笔钱物。宋太宗时，规定了润笔的钱数，下诏令刻在石碑上竖立在舍人院中。每次任命官员，就发文督查这事，从院官往下到小官随从都可分享。元丰年间，改变了设立官职的制度，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和知制诏都增加了薪俸，就取消了润笔的钱物。
唐制官序未至，而以他官权摄者为“直官”，如许敬宗为“直记室”是也。国朝学士舍人皆置直院。熙宁中，复置直舍人学士院，但以资浅者为之，其实正官也。熙宁六年，舍人皆迁罢，阁下无人，乃以章子平权知制诰，而不除直院者，以其暂摄也。古之兼官，多是暂时摄领；有长兼者，即同正官。予家藏《海陵王墓志》，谢眺文，称“兼中书侍郎”。
唐朝的制度，官员晋升的顺序没有轮到，而用其他官阶暂时代理职务的人，称做“直官”，比如许敬宗任直记室就是这样。本朝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都设置了直院。熙宁年间，又设置了直舍人、学士院，只让资历浅的人充当，其实是正式职务。熙宁六年，中书舍人都被提升或免职了，秘书阁中无人，就让章衡临时任知制诏，却不任命为直院官，因为他是暂时代理。古时候的兼职官，大多是暂时代理职务，有长时间兼任的，就同正式职务一样。我家里收藏有《海陵王墓志》，谢朓撰写，署衔是“兼中书侍郎”。
三司开封府外州长官升厅事，则有衙吏前导告喝。国朝之制，在禁中唯三官得告：宰相告于中书，翰林学士告子本院，御史告于朝堂，皆用朱衣吏，谓之“三告官”。所经过处，阍吏以梃扣地警众，谓之“打杖子”。两府亲王，自殿门打至本司及上马处；宣徽使打于本院；三司使知开封府打于本司。近岁寺监长官亦打，非故事。前宰相赴朝，亦有特旨许张盖打仗子者，系临时指挥，执丝梢鞭入内。自三司副使以上，副使唯乘紫丝暖座从人，队长持破木梃，自待制以上，近岁寺监长官持藤杖，非故事也。百官仪范，著令之外，诸家所记，尚有遗者。虽至猥细，亦一时仪物也。
三司、开封府、京城外州府的长官上官衙办事，就由衙役在前面开路吆喝。本朝的制度，在皇官中只有三种官才能通报：宰相到中书省通报，翰林学士到翰林院通报，御史大夫上朝堂通报，都用穿红衣的差吏，叫做“三告官”。凡是经过的地方，守门官吏用棍棒敲打地面来提醒民众，叫做“打杖子”。对两府、亲王，要从殿门开始敲打直到本司或上马的地方；宣徽使敲打到本院；三司使、开封知府敲打到本司，近年来寺监长官也要敲打，这不是过去的规矩。以前宰相上朝，也有皇上特旨准许张开车盖、敲打棍棒的，那是临时的指令。拿着丝梢鞭进宫，是从三司副使以上才可以，副使只能乘坐紫丝暖座跟随着他，队长拿着破木棒。对待制以上的人，近年来侍监长官拿着藤棒，这也不是过去的规矩。文武百官的仪仗规则，除有明确的法规之外，各家也有记录，还有被遗漏的。虽然规定得特别琐细，也是一个时期的礼仪制度。国朝未改官制以前，异姓未有兼中书令者，唯赠官方有之。元丰中，曹郡王以元舅特除兼中书令，下度支给俸。有司言：“自来未有活中书令请受则例。”本朝没有修改官制以前，皇舅家的人没有兼任中书令的，只有追赠官职时才有。元丰年间，曹佾以大舅的身份被特别任命兼任中书令，发文到度支使发给薪俸。官吏说：“从来没有活的中书令接受薪俸的先例。”
都堂及寺观百官会集坐次，多出临时。唐以前故事皆不可考。唯颜真卿与左仆射定襄郡王郭英义书云：“宰相、御史大夫、两省五品、供奉官自为一行，十二卫、大将军次之；三师、三公、令仆、少师、保傅、尚书、左右丞、侍郎自为一行，九卿、三监对之。从古以来，未尝参错。”此亦略见当时故事，今录于此，以备阙文。
都堂及寺观里文武百官会集时的座次，大多是临时安排的。唐朝以前的旧制度都无法查考，只有颜真卿写给左仆射定襄郡王郭英乂的信上说：“宰相、御史大夫、两省五品、供奉官自成一行，十二卫大将军在其次；三师、三公、令仆、少师、保傅、尚书、左右丞、侍郎自成一行，九卿、三监各自为界。自古以来，不曾有过差错。”这里也能大略看出当时的那些规矩。现抄录在这兄，用来补充文献的缺漏。
赐“功臣”号，始于唐德宗奉天之役。自后藩镇下至从军资深者，例赐“功臣”。本朝唯以赐将相。熙宁中，因上“皇帝”尊号，宰相率同列面请三四，上终不允，曰：“徽号正如卿等‘功臣’，何补名实？”是时吴正宪为首相，乃请止“功臣”号，从之，自是群臣相继请罢，遂不复赐。赏赐“功臣”的称号，从唐德宗奉天战役开始。这以后藩镇往下到从军资历深的人，照例赏赐。
“功臣”称号。本朝只用来赏赐将相。熙宁年间，因给皇帝加上尊号，宰相带领同级官员当面向皇帝请求三、四次，皇上始终没有答应，说：“徽号正如你们各位的‘功臣’称号一样，对名和实有什么好处？”这时吴正宪当宰相，就请求废止“功臣”称号，皇上听取了这一建议。从这时起大臣们一个接一个请求免除称号，于是不再赏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