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五曰：明君者，非遍见万物也，明於人主之所执也。有术之主者，非一自行之也，知百官之要也。知百官之要，故事省而国治也。明於人主之所执，故权专而奸止。奸止则说者不来，而情谕矣。情者不饰，而事实见矣。此谓之至治。至治之世，其民不好空言虚辞，不好淫学流说。贤不肖各反其质，行其情，不雕其素，蒙厚纯朴，以事其上。若此则工拙愚智勇惧可得以故易官，易官则各当其任矣。故有职者安其职，不听其议；无职者责其实，以验其辞。此二者审，则无用之言不入於朝矣。君服性命之情，去爱恶之心，用虚无为本，以听有用之言，谓之朝。凡朝也者，相与召理义也，相与植法则也。上服性命之情，则理义之士至矣，法则之用植矣，枉辟邪挠之人退矣，贪得伪诈之曹远矣。故治天下之要，存乎除奸；除奸之要，存乎治官；治官之要，存乎治道；治道之要，存乎知性命。故子华子曰：“厚而不博，敬守一事，正性是喜。群众不周，而务成一能。尽能既成，四夷乃平。唯彼天符，不周而周。此神农之所以长，而尧舜之所以章也。” 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拙人，若此。则愚拙者请矣，巧智者诏矣。诏多则请者愈多矣，请者愈多，且无不请也。主虽巧智，未无不知也。以未无不知，应无不请，其道固穷。为人主而数穷於其下，将何以君人乎？穷而不知其穷，其患又将反以自多，是之谓重塞之主，无存国矣。故有道之主，因而不为，责而不诏，去想去意，静虚以待，不伐之言，不夺之事，督名审实，官使自司，以不知为道，以柰何为实。尧曰：“若何而为及日月之所烛？”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外？” 禹曰：“若何而治青北，化九阳、奇怪之所际？赵襄子之时，以任登为中牟令。上计，言於襄子曰：“中牟有士曰胆胥己，请见之。”襄子见而以为中大夫。相国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邪！为中大夫，若此其易也？非晋国之故。”襄子曰： “吾举登也，已耳而目之矣。登所举，吾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终无已也。”遂不复问，而以为中大夫。襄子何为？任人，则贤者毕力。人主之患，必在任人而不能用之，用之而与不知者议之也。绝江者托於船，致远者托於骥，霸王者托於贤。伊尹、吕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者之船骥也。释父兄与子弟，非疏之也；任庖人钓者与仇人仆虏，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犹大匠之为宫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訾功丈而知人数矣。故小臣、吕尚听，而天下知殷、周之王也；管夷吾、百里奚听，而天下知齐、秦之霸也。岂特骥远哉？夫成王霸者固有人，亡国者亦有人。桀用羊辛，纣用恶来，宋用唐鞅，齐用苏秦，而天下知其亡。非其人而欲有功，譬之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长也，射鱼指天而欲发之当也。舜、禹犹若困。而况俗主乎？
【译文】
能明察的君主，不是普遍地明察万事万物，而是明察君主所应掌握的东西。有道术的君主，不是一切都亲自去做，而是要明瞭治理百官的根本。明瞭冶理百官的根本，所以事情少而国家太平。明察君主所应掌握的东西，因而大权蚀揽，奸邪止息。奸邪止息，那么游说的不来，而真情也能了解了。真情不加虚饰，而事实也能显现了。这就叫做最完美的政治。政冶最完美的社会，人民不好说空话假话，不好流言邪说。贤德的与不贤德的各自都恢复其本来面目，依照真情行事，对自己的本性不加雕饰，保持敦厚纯朴的品行，以此来侍奉自己的君主。这样，对灵巧的，拙笨的、愚蠢的、聪明的，勇敢的、怯懦的，就都可以因此而变动他们的官职。变动了官职，他们各自就能胜任自己的职务了。所以，对有职位的人就要求他们安于职位，不听他们的议论，对没有职位的人就要求他们的实际行动，用以检验他们的言论。这两种情况都明察了，那么无用之言就不能进入朝廷了。君主依照天性行事，去掉爱惜之心，以虚无为根本，来听取有用之言，这就叫做听朝。凡是听朝，都是君臣共同招致理义，共同确立法度。君主依照天性行事，那么讲求理义的人就会到来了，法度的效用就会确立了，乖僻邪曲之人就会退去了，贪婪诈伪之徒就会远离了。所以，治理天下的关键在于除掉奸邪，除掉奸邪的关键在于治理官吏，治理官吏的关键在于研习道术，研习道术的关键在于懂得天性。所以子华子说：“君主应该求深入而不求广博，谨慎地守住根本，喜爱正性。与众人不相同，而要致力于学得驾驭臣下的能力。完全学到了这种能力，四方就会平定．只有那些符合天道的人，不求相同却能达到相同。这就是神农之所以兴盛，尧、舜之所以名声卓著的原因。”
君主认为自己聪明却认为别人愚蠢，认为自己灵巧却认为别人笨拙，这样，那么愚蠢笨拙的人就请求指示了，灵巧聪明的人就要发布指示了。发布的指示越多，那么请求指示的就越多。请求指示的越多，就将无事不请求指示。君主即使灵巧聪明，也不能无所不知。凭着不能无所不知，应付无所不请，道术必定会穷尽。当君主却经常被臣下弄得道术穷尽，又将怎样治理人民昵?穷尽了却不知道自己穷尽了，又将犯自高自大的错误。这就叫做受到双重阻塞。受到双重阻塞的君主，就不能保佳国家了。所以有道术的君主，依靠臣子做事，自己却布亲自去做。要求臣子做事有成效，自己却不发布指示。去掉想象，去掉猜度，清静地等待时机。不代替臣子讲话，不抢夺臣子的事情做。审察名分和实际，官府之事让臣子自已管理。以不求知为根本，把询问臣子怎么办作为宝物。比如尧说；“怎样做才能象日月那样普照人间?”舜说；“怎样做才能使四方边远之处归服?”禹说；“怎样做才能治服青丘国，使九阳山、奇肱国受到教化?”
赵襄子当改之时，用任登当中牟令。他在上呈全年的帐簿时，向襄子推荐道：“中牟有个人叫胆胥己，请您召见他。”襄子召见胆胥己以后让他当中大夫。相国说；“我料想您对这个人只是耳闻，尚未亲眼见到其为人如何吧!当中大夫，竟是这样容易吗?这不是晋国的成法。”襄子说：“我提拔任登时，已经耳闻并且亲眼花缭乱见到他的情况了。任登所举荐的人，我如果还要耳闻并且亲眼见到这人的实际情况，这样，用耳朵听、用眼睛观察人就始终没有完了。”于是就不再询问，而让胆胥己当了中大夫。襄子还需做什么呢?他只是任用人，那么贤德的人就把力量全部献出来了。
君主的弊病，一定是委任人官职却不让他做事，或者让他做事却与不了解他的人议论他。横渡长江的人靠的是船，到远处去的人靠的是千里马，成就王霸之业的人靠的是贤人。伊尹，吕尚、管夷吾、百里奚，这些人就是成就王霸之业的人的船和千里马啊。不任用父兄与子弟，并不是疏远他们；任用厨师、钓鱼的人与仇人、奴仆，并不是偏爱他们。保住国家、建立功名的原则要求君主不得不这样啊。这就如同卓越的工匠建筑官室一样，测量一下官室的大小就知道需要的术材了，估量一下工程的大小尺寸就知道需要的人数了。所以小臣伊尹、吕尚被重用，天下人就知道殷，周要成就王业了，管夷吾、百里奚被重用，天下人就知道齐、秦要成就霸业了。他们岂只是船和千里马啊?
成就王业霸业的当然要有人，亡国的也要有人。桀重用干辛，纣重用恶来，宋国重用唐鞅，齐国重用苏秦。因而天下人就知道他们要灭亡了。不任用贤人却想要建立功业，这就好象在夏至这一天却想让夜长，射鱼时冲着天却想射中一样。舜、禹对此尚且办不到，更何况平庸的君主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