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初，给事中顾济言：“陛下首辟言路，群臣莫不因事纳忠，以赞成新政。然高远者似涉于迂阔，切直者或过于犯颜。若怒其犯颜，则言必不入；视为迂阔，则计必不行。如此而欲忠言日闻，不可得也。”
嘉靖初，诏都察院申明累朝禁例。凡都城内外诈冒皇亲太监名目，拦截桥道，私开店舍，指称内府包揽钱粮者，今巡城御史及厂卫缉捕究治，枷号发遣。
嘉靖初，给事中顾济言：“陛下临御以来，首翦群凶，天下称明。然奸党尚存，阴谋变幻，或乘机会以伤善类，或借鹰犬以快私仇，或执邪说以拒正论，或假言事以动朝廷。未败者思固宠，既败者幸复全。此治乱安危之机，不可不畏。”按此疏所云，凡为权奸者皆然，不独嘉靖初矣。
嘉靖初，光禄少卿孙镗言：“上供器皿，多留中不发。”世庙曰：“光禄寺供应器皿，俱系小民脂膏造办，甚为可惜。既在宫者，令尽数发出。以后每日照原进数发与该寺官厨收领。仍令本寺官用心查考出入，有损失欠少，指实参奏。”
弘治时，内府供用库，岁派青白盐十七万五千斤。正德以后，加至三十五万一千八百四十四斤。嘉靖初，以御史郑光琬言，始复弘治旧额。
嘉靖初，海西弗提卫进一小豹子，却不受。仍治辽东都指挥违例滥收之罪。
嘉靖初，巡仓御史刘寓生言：“运粮加耗之弊，有曰太监茶果者，每石三厘九毫，岁银一万五千六百两；曰经历司、曰该年仓官、曰门官门吏、曰各年仓官、曰新旧军斗，俱每石一厘，共银一万六千两；曰会钱者、曰小荡光银者，各每石一分，共银八万两；曰救斛面银者，每石五厘，计银二万。皆民膏血也。乞痛革其弊。”世庙命内外总督粮运等官，严行禁革。违者重治以罪。
嘉靖初，甘肃巡抚陈九畴请内帑银募军，户部言：“据九畴所称，本镇官军原额七万有余，近年逃亡几半。夫逃军既众，则余粮亦多。宜即以逃军所余之粮，为募军月粮诸费。”世宗深然其言。今各边动称无兵，何不仿此例行之也？
嘉靖初，南京兵部待郎席书言：“南畿民饥殊甚，考古荒政可行于今日者，惟作粥一法，不烦审户，不待防奸，至简至要，可以举行。而世俗咸谓不便，盖缘曾有举于一城，不知散布诸县，以致四远饥民闻风并集，主者势不能给，致民相聚而死，遂谓此法难行。臣今总计南畿作粥，江南北可四十二州县。大都大县设粥干十六所，中县减三之一，小县减十之五。诸所设粥处，约日并举，凡以饥来者，无论本处邻境军民男妇老幼口多寡，均粥给济。起今十一月半，抵麦熟止，计用米不过十六万石，银十六万两，可活人二十余万。取用有数，未至太糜；赈恤有等，不至虚费。此法一行，垂死之人，晨得而暮起，甚效甚速，其功甚大。”户部覆：“此法不特宜于南畿，宜通行天下灾荒处所，一体施行。”
内官监收白熟粳米，科索无厌，大率正粮一石，加费二石，始获批单。嘉靖时，以应天巡抚吴廷举言，始令今后内官监收粮悉如故事。每石加耗一斗，不许分外多收。军余人等，有仍前巧立名色科索民财者，如法究治。
嘉靖初，吏部侍郎胡世宁言：“人君大德，曰仁，曰明，曰武。然三德以仁为主，而明与武所以成之也。譬如天地，仁则其生成之德，明则其日月之照，皆不可一日而无。若武则雷霆，时可一震而已，震之数或震之过，则伤物必多而天威亵矣。故仁或可过而明则不可过也，明过则察；明犹可过而武决不可过也，武过则残。请自今中外群臣有罪，悉下司寇问理。罪状明白，轻重诛黜，皆依律科断，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所谓武也。若廷辱之以箠楚，或有偶毙雷霆之下者，遂伤日月之明，大为天地生成之累矣。”
嘉靖时，吏部尚书廖纪言：“祖宗朝人材未必如今日之盛，而当其时士习淳朴，绝无伪巧，勉修职业，不务虚名，故事治民安，国家赖之。正德以来，士多务虚誉而希美官，假恬退而为捷径，或因官非要地，或因职业不举，或因事权掣肘，或因地方多故，辄假托养病致仕，甚有出位妄言弃官而去者，其意皆籍此以避祸掩过，为异日拔擢计，而往往卒遂其所欲。以故人怠于修职，巧于取名，相效成风，士习大坏。”世庙是其言。令自今有假托养病致仕者，俱不准。京官衰朽，方准致仕，真病者，方准养病。有不奏弃官及奏不候命而去者，许该部科道及抚按官纠举，罢职不叙。
嘉靖初，致仕刑部尚书林俊言：“古者挞人于朝，与众辱之而已，非必欲坏烂其体肤而致之死也。成化时，臣及见廷杖三五臣，容厚绵底衣，重毡叠杷，然且卧床数月，而后得痊。正德时，逆瑾用事，始启去衣之端，酿有末年谏止南巡杖死之惨，幸遇新诏收恤，士气始回。臣又见成化、弘治间诏狱诸旨，惟叛逆、妖言、强盗‘好生打著问’，喇唬杀人‘打著问’；其余常犯，送锦衣卫镇抚司问，镇抚司奏送法司议罪。中间情重，始有‘来说’之旨。今一概打问，无复低昂，恐失旧典，非祖宗仁厚之意。”
世庙于万机之暇，留心篇章。嘉靖五年六月御平台，召大学士费宏、杨一清、石珤、贾咏入见，各作一诗相勖。赐宏诗云：“睠兹忠良副倚赖，舜皋仿佛康哉赓。朕缵大服履昌运，天休滋至卿其承。沃心辅德期匪懈，未让前贤专令名。”赐珤诗云：“黄阁古政府，辅导须才良。卿以廷荐人，性资特刚方。在木类松柏，在玉如珪璋。可否每献替，忠实无他肠。”赐咏诗云：“卿本中州俊，简在登台衡。君臣际良难，所贵德业并。朕固亮卿志，夙夜怀忠贞。《卷阿》有遗响，终听凤凰鸣。”赐一清诗云：“迩年西陲扰，起卿督边方。宽朕西顾忧，威名满华羌。予承祖宗绪，志欲宣重光。卿展平生猷，佐朕张皇纲。”
嘉靖时，都给事中周琅言：“律令所载，凡逮系囚犯，老疾必散收，轻重以类分，枷纽荐席，必以时饬，凉浆暖匣，必以时备。无家者给之衣米，有疾者给之医药。淹禁有科，疏决有诏。此祖宗良法美意。今无论轻重，概为幽囚，动引岁时。主者苦为谳覆之烦，吏卒惮于防闲之久，奏未成而罪人之骨已糜矣，伏乞严为禁约，酷吏知警，而民命无枉。”世庙深然其言。令“今后中外理官务平心推鞫，不得任意出入，以致冤滥。在外责之监司，在京令部院及科道纠察。但有用法深刻致戕民命者，即黜为民，即才守可观，不许推荐，务期用刑得中，以称朕钦恤之意。
嘉靖时，侍郎张璁等言：“祖宗设立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谓之法司，所以纠正官邪、清平狱讼也；设立东厂、锦衣卫，谓之诏狱，所以缉捕盗贼，诘访奸宄也。夫职业之废，谓之旷官；职掌之夺，谓之侵官。今后凡贪官冤狱，仍责之法司提问辩明，若有隐情曲法，听厂卫觉察上闻。凡盗贼奸宄，仍责之厂卫缉访捕获。然必审问明白，送法司拟罪上闻。庶于事体为当。”世庙深以为然。诏如议行。
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自桂萼始。
正统间，以学士一人在内阁，专管诰敕。后久不设。弘治七年复设，至用尚书兼学士如石珤、侍郎兼学士如贾咏辈掌管。至嘉靖六年，侍郎温仁和得请归省，乃以张璁议，始革不补。
嘉靖时，世庙因大学士杨一清言：“八府土田，多为各监局及戚畹势豪之家乞讨，或作草场，或作皇庄，使民失其常产。”有旨：“八府军民征粮地土，多为奸人投献，势家朦胧请乞，逼取地租，虽有勘断，终不明白。民失常产，何以为命？京畿如此，在外可知。宜令户部推侍郎及科道官有风裁者各一人，领敕往勘。不问皇亲势要，凡系滥请及额外占夺民业曾经奏诉者，查册勘还；各项草场亦有将军民地土混占者，一体清理。外省令御史按行，诸王府及功臣家惟祖宗钦赐有籍可据则已，凡近年请乞及多余侵占者，皆还军民。各处势要亦有指军民世业为抛荒猎而有之，皆宜处置。事竣具上其籍，户部务综其实，以副朕恤民固本之意，承委官有畏避权势保私蔽公者，以状闻。”
嘉靖时，礼部尚书方献夫等言：“尼僧道姑有伤风化，乞将见在者发回改嫁，以广生聚。年老者量给养赡，依亲居住。其奄寺拆毁变卖，敕赐尊经护敕等项追夺。戒谕勋戚之家，不得私度。”世庙是其言，因谕献夫曰：“昨霍韬言，僧道盛者，玉道之衰也。所言良是。今天下僧道无度牒者，其令有司尽为查革。自今永不许开度及私创寺观庵院，犯者罪无赦。”
嘉靖时，大学士张璁言：“景泰初，尚书于谦设立十二团营，最为紧要，日久渐废。至正德间，江彬用事引边兵入内操练，而团营之法益坏。今虏寇宣府，欲还京军征讨，十二万人选不满二三万，盖由强壮者役占权门，瘦羸者挂名影射。夫户部粮册十二万，不阙一人，而点选兵册仅仅若此。设有警变，何备之？乞敕权要，私占军丁者清出补伍，以充十二万原数，而量为精选，以备先锋，无事之日，如法操练。有事之日，即奉命启行，则营伍充实，京师有备矣。”世庙嘉纳之。
嘉靖时，都察院左都御史胡世宁言：“《书》曰：‘词尚体要。’律曰：‘陈言事理，并要直言简易，不许虚饰烦文。’弘治以前，臣僚章奏，皆删烦就简，故君上得以亲览无遗。及武宗之时，不亲政事，臣下遂因循自逸，不事删削，惟听吏胥全具文移。或一事而重言，或一本而数纸，虽臣等竟日，有不能周读一过者，乃以上劳君父。为治之体，岂宜如是？乞申敕内外诸司，凡事当奏题者，务照弘治以前旧规，删去烦文，务从简要，不许全录往来文移。而部院议覆者，亦必撮其要语，使无赘词，又无失事，庶几少便省览。”世庙深然其言。令诸司章奏，不许烦词，第宜明白，开陈要旨，庶易省阅。
嘉靖时，加张璁少保兼太子太保，桂萼太子太保。时方有事郊坛，二臣请候廷谢毕，乃敢受命。世庙曰：“古者人君接大臣无时，上下乃交。翌日扈从齐宫，即可出谢，不必陛见。”
嘉靖七年，提督团营官查上十二营官军原额一十万七千有奇，今止五万四千四百有奇。马原额一十五万二百余匹，今止一万九干三百余匹，且其中病惫虺瘠者过半。营务废弛，莫甚此时。今承平日久，其废弛又不止此矣。
嘉靖时，大学士张璁言：“成化以前，诰敕之体。犹为近古，其于本身，不过百余字。祖父母父母并妻室，不过六七十字，言之无费词，当之者无愧色。近来藻情饰伪，张百成千。以万乘之尊，下誉匹夫匹妇之贱，殊非事体。”世庙是其言。令自今诰敕务崇简实，不许竞饰浮词，致亵制体。
嘉靖时，给事中陆粲核实坝上等牛马羊房见在头畜共三千九百七十七，岁应用料豆三万九千三百一十五石有奇，草九十万一千五百八十四束。比之原数，减料一十四万二千余，草四百六万一千余。盖自有马房以来，糜费侵渔，不知有几。根盘势据，莫敢谁何。世庙报曰：“各马牛房宿弊，非止一端。蠹国害民，长奸惠恶，莫此为甚。自今敢有复蹈前弊，科道官及缉事衙门即指实参奏，处以重罪。”
嘉靖时，詹事霍韬言：“旧例盐一引输边粟二斗五升，故富商大贾，悉于三边自出财力招游民垦边地，艺菽粟，岁时屡丰，粟石值银二钱。时有计利者曰，输粟二斗五升支盐一引，是以银五分得盐一引。请更其法，课银四钱二分支盐一引。银二钱得粟一石，盐一引得粟二石，是一引之盐，得八引之利。户部以为实利，遂变其法。凡商人引盐，悉输粟于户部。由是商贾耕稼，积粟无用，遂辍业而归。边地荒芜，米粟一石值银五两，皆盐法更弊之故也。今欲足边粮，其复输粟之旧制乎？”按韬此议最是。
嘉靖初，詹事霍韬言：“洪武初年，天下田土八百四十九万六千顷有奇，弘治十五年，存额四百二十二万八千顷有奇，失额四百二十六万八千顷有奇。是宇内额田存者半，失者半也。因备查得湖广额田二百二十万，今存额二十三万；河南额田一百四十四万，今存额四十一万；广东额田二十三万，今存额七万。此皆欺隐于小民者也。洪武初户一千六十五万有奇，至弘治四年仅九百一十万。洪武初口六千五十四万有奇，至弘治四年仅五千三百三十八万。国初宜少而多，承平宜多而少，何也？又按天下藩府，洪武初，山西惟晋府一王，岁支禄一万石。今增郡王将军中尉而下共二千八百五十一位，岁支禄米八十七万有奇，则加八十七倍矣，举山西而天下可推也。又按天下武职，洪武初二万八千余员，成化五年至八万一千余员，增四倍矣。锦衣卫官洪武初二百一十一员，今一千七百余员，增八倍矣。户口日减，费用日增，可不思所以处之也？”
嘉靖时，兵部侍郎王廷相言：“备荒之政。莫过于古之义仓。若立仓于州县，则穷乡就仓，旬日待毙。臣以为宜贮之里社，定为规式。一村之间，约二三百家为一会，每月一举，第上中下户，捐粟多寡，各贮于仓，而推有德者为社长，善处事能会计者副之。若遭凶岁，则计户而散，先中下者，后及上户，上户责之偿，中下者免之。凡给贷，悉听于民。第令登记册籍，以备有司稽考。则既无官府编审之烦，亦无奔走道路之苦矣。”
嘉靖时，以工部尚书李鐩营求得谥，不协公论，并赠官俱革。因诏：“大臣家子弟，有托为求文，公行贿赂营求赠谥荫官者，缉事衙门访实，奏闻处治。”
嘉靖时，世庙因灾荒敕谕都察院，内一段言：“朕近因民穷，屡有蠲贷之命，闻所在官司仍微又催之者。夫官免之意在裕民，却乃如是。谕财则官民两不获，上拥虚名，下受重困，法令俱亡。著议处考究，其有欺隐及不遵的。从重治罪。”按此弊在今为尤甚。
嘉靖时，都给事中夏言奏：“国家旧制，给事中有缺，止于进士三十以上者选补。弘治间始以行人博士兼选；正德间始以推官知县兼选；正德末年始尽废进士考选之例。盖中大臣阴为沮止，辄以未经世故为言。夫古之人固有未尝徒劳州县而经纶素具，又有致身台辅而功名反损于治郡者，人品才器，不可一律拘也。况朝廷设立言官，当取其风裁，不当取其德量；当取其戆直，不当取其疏通；当取其有廊庙珪璋之度，不当取其簿书米盐之能。司马光曰：“凡择言官，当以三事为先：第一不爱富贵，次则重惜名节，次则晓知治体。臣以为当以光言为取人之则，用臣言求建官之体。若徒以老成谙练为言，是不过欲得脂韦妍阿、爱身固禄之流，利其不为己害而已。”
兵部尚书王琼尝言：“中国之于夷狄，顺利则抚之，然抚之过则纳侮；逆则拒之，然拒之甚则黩兵。天下事惟有是非两端，夫苟知其为是，而必可行，又计后来之成败，而不果于行，未有不误国殃民者也。”
云南羁縻之地，洪武、永乐间，原无镇守太监，后来始设，大为地方骚扰。嘉靖九年，以云南巡按毛凤韶言裁革。
嘉靖时，御史胡效才以父琏任都御史，奏当回避。世宗曰：“大臣子弟任科道官者，以回避改授翰林，皆近年阴厚私弊。效才准于在京别衙门相应职事改授。以后俱照此例行。”
常朝后，阁臣由东陛上，侍立御座东；锦衣卫官由西陛上，侍立御座西。翰林院官，日轮一人捧敕，在阁臣后候承旨。俱自嘉靖九年始。
嘉靖时，朝官失朝者三百人。世庙下法司议，法司请量加罚治。世庙怒其曲护，命三次不到者，俱送法司逮问。
文华殿东室，旧设佛像。世庙恶其不经，撤去之。乃祀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九龛南向，周公、孔子二龛东西向。自为祭文，行安神礼。
世庙御文花殿西室，谕大学士张璁：“卿可示萼、銮、时、缙、鼎臣、诰、孔晖、言、潮，人各以经书大旨一章讲解之，尤要交修之、实启沃之、诚切于身心政事风俗民情为目前紧要者来陈。勿相通谋。人各自献其诚，庶不负朕所望。”越数日，诸臣乃各撰次讲章以进。
嘉靖初，停止纳银入监事例，而苏州犹起送生员方世儒等至部，户部以为言。得旨：“纳粟系一时权宜，本非正途。矧今京官及方面子弟增银告纳，是导之贪也，剥民害国，将靡有止极，殊乖政典，久已停寝，何得违例起送？世儒等俱遣归，给还原纳银两。诸承行官吏，悉令巡抚官逮问。”
参议顾璘养亲致仕矣，后起家为浙江参政、山西按察使，俱未之官，仍乞养亲。数岁复起浙江左布政，未之任；复推副都御史巡抚山西，复乞养亲。世宗曰：“顾璘原系致仕养亲官，吏部如何连升为参政、按察使？既不之官，却又推升布政，未几又推巡抚，乃复以亲老为请，非人臣事君之道。璘仍以原任布政职衔致仕。内外大小官员，凡有托故养亲养病在家安坐超升不复供职者，皆冒滥君恩，全无臣子之义。并革去新衔闲住，不许起用。”
嘉靖十年，大内东偏火，延烧东西，十四连房俱尽。世宗谕大学士张璁曰：“宫中地隘而屋众，且贯以通栋，所以每有火患。闻南京宫中诸门皆砖砌，不用木，固知圣祖虑深。今所毁者，不须依旧式。未毁者量为规画，务使道涂疏豁，堂舍整简，勿令相近。门俱如南京制，斯免惊扰耳。”
世庙尝语张孚敬曰：“君臣之际，固不可严，此在朝之当慎，他处则犹家礼然。且汉文之召贾生，因语久而为之前席，今亦称美。故君臣不交，治功安成？卿夙夜在公，敬君尽礼，昨见退逊太过，恐非辅臣之于君者。夫何谓辅导大臣？与他诸臣不同，故曰：‘导之训教，辅以德义，保其身体。’此则不可以在朝之制相与明矣。今后凡会议，或卿有所入奏，无拘时而来，面相计处，庶裨交修。俟朕性志有定，方可广接他人，庶有所酌别贤否耳。”
嘉靖时，吏部言：国初设国子监官，专取问学优长德器老成者任之，使生徒有所观法，以为成材之地。迩来进士外选者，辄求改监职，苟历年资，遂得内补。以贤关为捷径，非祖宗立法养士之意。且今进士之科皆若此辈，则民社之责属之何人？自今宜著为例，有补外而求改监职者，非才力不及，则学术不正，不得擅改京职，以长奔兢。世庙深然其言。命如议禁革，著为例。
嘉靖乙未正月雪，世宗谕阁臣礼官曰：“今日欲与卿等一见，但蒙天赐时玉耳。”礼部尚书夏言因言：“以‘时玉’语雪，实前所未道，足为文训。”因作《天赐时玉赋》以献。
嘉靖十四年秋，世宗谕礼部尚书夏言：“朕宫左右小殿，东贮冕弁，西藏书史，欲悬以额，卿可拟名宋闻。”言拟左曰“端凝”，右曰“懋勤”以进。世宗览而悦之，曰：“卿所拟取端冕凝旒，懋学勤政，意义甚善。”遂遣中使赐言白金彩币。
禁内旧有大善佛殿，中有金银佛像，并金银函贮佛骨佛牙等物。世宗欲撒其殿，建皇太后宫。命侯郭勋、大学士李时、尚书夏言入视基址。言请敕有司以佛骨痊之中野，以杜愚惑。世宗曰：“朕思此物，智者曰邪秽，必不欲观；愚者以为奇异，必欲尊奉。今虽埋之，将来岂无窃发？”乃燔之于通衢，毁金银佛像凡一百六十九座，头牙骨凡万三千余斤。
祭启圣祠，旧皆国子监堂上官礼。嘉靖十五年秋祭，祭酒吕楠、司业童承叙俱有期服，乃以学士张璧代之。
内阁规制旧甚狭隘。嘉靖十六年，世宗命工匠相度，乃与大学士李时等议，以文渊阁中一间恭设御座，旁四间各相间隔，而开户于南，以为阁臣办事之所。阁东诰敕房内，装为小楼，以贮书籍。阁西制敕房南面隙地，添造卷棚三间，以容各官书办。而阁制益备矣。
嘉靖时，御史游居敬请禁约故兵部尚书王守仁及南京吏部尚书湛若水所著书，并毁门人所创书院。戒在学生徒勿远出从游，致妨本业。世宗曰：“若水留用，书院不奉明旨，私自创建，令有司改毁。自今再有私创者，巡按御史参奏。比年阳倡道学阴怀邪术之人，仍严加禁约，不许循袭，致坏士风。”
嘉靖十七年，命皇亲指挥以下千百户等官俱得陪祀郊庙，不在武官四品例，著为令。
嘉靖时，定远县生员黄淮献《大明中兴颂》。有旨：令厂卫五城禁各处游民及罢黜生员潜居京师建言希用者。
嘉靖十七年诏书内一款：“士大夫学术不正，邪伪乱真，以致人材卑下。文章政事，日趋诡异，而圣贤大学之道不明，关系治理，要非细故。朕历览近代诸儒，惟朱熹之学醇正可师。祖宗设科取士，经书义一以朱子传注为主。比年各处试录文字，往往诡诞支离，背戾经旨。此必有一等奸伪之徒，假道学之名，鼓其邪说，以惑士心，不可不禁。礼部便行与各该提学官及学校师生，今后若有创为异说、诡道背理、非毁朱子者，许科道官指名劾奏。”
嘉靖时，都御史王廷相言：“古之君子，难进易退，宁自守以俟时，无宁毁道以求进，故足以康济世务，风励时俗也。今士风与此殊异，一登仕宦之途，即存侥幸之念。谄谀贿赂，无所不为。遇一官缺，必有数人竞争。于是京师有讲抢攘之谣，而廉耻扫地矣。夫恬静，君子也；奔竞，小人也。奔竞进，则恬静必退。由是以小人引小人，而朝无君子矣。其为世道不祥，莫大焉。”
嘉靖时，御史闻人诠言：“今时文体诡异己极。乞申饬天下，力崇古朴，其要在先责督学宪臣，次责场屋考校等官。”世宗报曰：“自后遇乡试，礼部必详阅试录与各生公居。有仍前离经叛道诡辞邪说者，则治监临考校官之罪，黜其中式者为民。”
嘉靖时，建安王宸潚遣校尉张益赍奏至京，授之秘札，嘱以夤缘关通之谋，益藏奏牍中，遂误彻。御览，诏下法司逮问。于是礼科言：“近日各宗室章奏烦渎，多由奸徒拨置，营差入奏，厚赍金帛，潜住京师，例外比例，恩外乞恩，谋画万端，期于必得。往往借口关节，侵牟无算，欺蔽宗室，污辱朝士，请严为禁例。”世宗乃诏诸王，以后务自点检。戒谕宗室，敬遵祖训，一切事宜，必与令甲相合，方许遣奏。如有法外乞恩再三奏渎者，所司即劾奏之。具奏使事竣不还，延至半月以上者，捕治不贷。
嘉靖二十四年诏：“有司官贤否，止据抚按举劾，政体归一。今后总督清军巡关等官，止于专职，所属论列，不许一概混及。”
嘉靖时，都给事中叶镗言：“今之谈边事者，无出修边召募两端，然自有虏患以来，当事诸臣建议修边，耗费帑藏无算，而虏入不能捍御，虏退不能邀扼，边墙果足恃乎？沿边卫所，军有定额，皆计口给粮。军亡而额存，可以勾补；额虚而粮存，可以召补。今悉置不理，而徒以召募充数，尤为失策。请自今稍节修边冗费，为养军赏军之资；罢摆边军士，为哨探守堡之用。仍备查各边军原额之数，汰去老弱，简精壮者更代。则召募可无行，而边备自实矣。”
嘉靖时，给事中杨允绳言：“古者立郡县之等，明铨序之品，所以人与地相适。今宜剂量政务烦简，地方边腹，道里冲僻，列三等为铨除。中有请托规避者，痛加裁抑。至于履任后，人才地方或未相宜，又有出于铨拟所不及者，令抚按官奏报改调，则人才各适于用，铨拟渐趋于平矣，按选法莫善于此疏，莫不善于今之掣签。”
嘉靖时，户部尚书潘潢因镇巡官以召募新军疏请加饷，言：“国初，各边钱粮，取办民屯二种，马料取之采青牧放，岁有常供，未尝告乏。迩者民粮逋负，屯种废弛，而动请内帑。虚腹心以奉四肢，非完策也。乞行巡按御史先查各省起运钱粮，各卫所屯田子粒，别其积欠，严限催征。是后会计岁用，先尽民屯二粮，开中盐引及各税课等项，通融计算，裒多益寡。或有非常蠲减，方许奏发帑银。庶边臣奏讨之烦，非所虑矣。”
嘉靖二十九年，兵部侍郎王邦瑞言：“国初，京营劲兵，不减七八十万，而元戎宿将，常不乏人。嗣是三大营变而为十二团营，又变为两官厅，虽浸不初若，然原额军尚足三十万八千有奇。迄今承平既久，武备废弛，在营操练不过五六万人而已。户部支粮则有，兵部调遣则无。比者丑虏深入，守城出战，动称无军。其见在者，率老弱疲惫市井游贩之徒，衣甲器械，取给一旦。臣以为卒伍之不足，其弊不在逃亡，而在占役；训练之不精，其罪不在军士，而在将领。今之提督武臣，多世胄纨绔，不闲军旅。平时则役占营军，以空名支饷，临操则四集市人，呼舞博笑而已。先年尚书王琼、毛伯温、刘天和辈尝有意整饬之矣，将领恶其害己，率从中阻挠；军士久习骄惰，辄倡流言。清理未半，复从中止。彫敝至极，我皇上亲见其害矣。宜差风力科道，通查十二营人马数目，取户部粮册参考，见在者必汰去老弱，逃亡者设法勾补，占役者悉征著伍，然后人给衣甲器械，加意练习。勿为群议浮言所摇，庶几营务可饬矣。”世宗以其疏陈积弊皆是，于是革去十二营两官厅名目，止用京营总兵官一员，以仇鸾为之，赞理军务文臣一员，以复祖制，以一事权。仍令兵部会官定议，兵部会议言：“京营之制，主训练在京官军，其始止合大小教场以训练五军将士而已。永乐初，立五军营，操练官军，专备征伐戍守之用，三千营司宝纛令旗，神机营司神枪火器，谓之三大营。五军、神机二营，俱有中军左右掖哨，五军营、三千营具有五司。至于千二围子手、幼官、殚忠等，又俱有营，附于五军营中，而各有司焉。时营无不知兵之将，将无不练之卒，然且有御前试验及按月开报之条，以赏罚惩劝之。所以兵休而不骄，兵用而不困。正统末，尚书于谦见五军营军士精壮老弱参处，就中挑选十二万，团操为十二营，立为奋武等名，以别其号。总以提督，以重其权。十二营内，莫不各有三大营。至于老弱，存留大营，遂为次拨，亦应变济时之权也。至正德，而东西官厅之制立焉。其法就十二营中挑选精锐，另设总兵参将统领，各边奏请，待报启行。是十二团营又为老家，而两官厅又为团营地。至于今日，则两官厅之兵，又未必精。营日分而愈弱，军日选而愈弊。官多则占役者重，而军士疲于奔走。营分则稽查为难，而军士易于隐蔽。因条为兴革六事。”世宗命如议，遂革提督监枪内臣。既而仇鸾复请以四武营归五军营，中军四勇营归左右哨，四威营归左右掖。中军左右哨掖各设坐营官一员为正兵，参将二员为奇兵，正兵以备守城，有警则以奇兵出征。从之。
嘉靖时，兵部尚书聂豹言：“唐臣陆贽谓：中国与夷狄各有所长，不可勉于所短而敌其长，宜用所长以乘其短。是以修封疆，守要害，堑蹊隧，垒军营，谨禁防，明斥堠，务农以足力，练卒以蓄威。寇小至则遏其冲，大至则邀其归，据险以乘之，多方以误之。使其勇无所施，众无所用；掠则靡获，攻则不能；进有腹背受敌之虞，退有首尾难救之患。此万全之术也。”
嘉靖时，延绥巡抚王输言：“陕西四镇边储，自嘉靖十年查核，今经二十余年，士马日耗，粮饷日增。如延绥镇，旧设军六万六千余名，今止五万余名；马二万九千余匹，今止一万三千余匹。岁用五十六万有奇，计浮费不下一十四万。宁夏镇，旧设军四万四千余名，今止二万八千余名，马二万四千余匹，今止一万二千余匹。岁用四十一万有奇，计浮费不下十万。甘肃镇，旧设军四万五千余名，今止三万五千余名；马二万七干匹，今止一万八千余匹。岁用四十一万有奇。固原镇，旧设军七万九千余名，今止一万一千余名；马三万五千余匹，今止八千余匹岁用三十四万有奇，计浮费各不下一十六万。求其增费之源，与耗散之弊，有逃亡倒失，朦胧滥支，此破冒积习之弊，逋负侵没，因缘为奸，此征解积之习之弊。报警则以小为大，出师则以少为多，地里远近，日期后先，或可缓先发，或应掣故留，此征调积习之弊。使车宾旅，实繁有徒，供给馈遗，冒支储胥，此支放积习之弊。夫额外之费既已日增，法外之奸从而日蠹即竭内地之财以供边，愈加而愈不足矣。”
嘉靖时，御史屠仲律言：“诸将御寇，不善用兵之弊：先发后行，克期始动，前军未起，先声已闻，弊一；谋不预成，计不先定，冥行突进，动陷伏中，弊二；守不据险，屯不列要，奔急救难，贼逸我劳，弊三；兵不专一，主客杂聚，猝遇狡贼，易衣变饰，突然前来，不能别识，弊四；兵无素统，将不预设，一遇有警，猝然命官，本以乌合之人，率以未经识面之将，弊五；法令姑息，纪律不肃，进有必死之恐，退无伏顿之虑，畏敌而不畏将，弊六；地形不习，险易不识，趋利不及，避难不早，弊七；粮糗不储，料理不周，远兵劳役，抚恤未至，枵腹待爨；穷愁思归，弊八；士不精选，勇怯无辨，前击后解，谨然而散，虽悍夫勇士，以无援而力屈，或先奔而胆丧，弊九。九弊不除，虽贲、育执戈，莫能济矣。”
嘉靖时，给事中游震得疏陈营务，部覆言其不便。得旨：“营兵宜如旧。以后诸臣建白窒碍难行者，部臣毋得依违题覆既行辄易。”
嘉靖丙辰，遣官册封，修撰陈谨，给事中徐应、郭立彦俱后至。诏下镇抚司逮问，谨谪为惠州府推官，应、立彦俱按察司知事。而以编修吕旻，给事中汤日新、纪公巡代之。
嘉靖时会荐边才，御史罗廷唯言：“臣观朝廷近日以边材为急，而诸臣所举有不尽然者。所举大臣，不曰胸藏万兵，则曰筹决千里。所举武臣，不曰身经百战，则曰雄当万夫。是十刘基、百徐达并生于一时，其去言官初议，失之远矣。甚或钻刺方行，而此举适有以投其机；罪过已深，而此举反有以籍其口；迁延日久，而此举复有以招其来。是因明诏，以开倖门，有志之士，差与为伍，陛下安得而用之？臣尝谓，才如司马迁保李陵，知兵矣，居延一败，而迁受腐刑；忠如诸葛亮举马谡，知兵矣，街亭一败，而亮落相职。古人慎重兵事，立法如此其严，故事鲜败绩。今被荐者不自洁其人之短长，荐人者不复任其事之成败，则人孰不怀侥幸之心乎？若谓人才难得，姑且试焉。则兵者危事，以庸才试危事，所伤益多，此臣所以重为国家惜也。”世宗嘉纳其言，切责诸臣举荐泛滥、吏部题覆依违之罪，所举竟不果用。
祖宗时，只有调士兵赴各省杀贼之例，未有调边兵入内地者。正德间，流贼猖獗，始调许泰、郁永等领边兵杀贼。继而江彬统宣大兵扈武宗南巡，识者忧之。随有大同叛卒之变，康戌后，仇鸾奏遣四御史分往各边选兵入卫，每岁兵十八枝，鸾自领，防护京陵，犹未守蓟镇也。至何栋任总督，奏蓟镇兵马未完，暂借二枝防守，待蓟兵练完撒还。至王忬，却将边兵尽调赴蓟镇，分布摆守各墙，又将辽东全镇兵马尽调入关。以致贼乘虚入边，抢杀一空，调兵之害如此。
世宗曾因部臣言，诏：“蓟镇练兵，分区以守，今八年矣，一卒不练。每遇防秋，不过多调边兵，此岂远谋？令兵部详议。”议上，复诏：“蓟镇不遵旨练兵，而恃调兵。幸虏不至，辄相玩怠。今诸兵颖年远戍，人情不堪，粮饷多縻，岁复一岁，何时而已？该镇原分各区人马，兵部可遣郎中一人，与巡关御史备阅兵数多寡，操练与否限一月还奏。”
嘉靖时，光禄岁用银计三十六万。世宗以为多，疑有乾没。乃谕内阁：“今无论祖宗时两宫大分，尽省九嫔仅十余，宫中罢宴设二十年矣。朕日用膳品悉下料，无堪御者，十坛供品，不当一次茶饭。朕不省此三十余万，安所用也？”阁臣对：“祖宗时，光禄寺除米豆果品外，征解本色岁额定二十四万，彼时该寺岁用不过十二三万，节年积有余剩，后加添至四十万。近年稍减，乃用三十六万。其花费，情弊可知。而冒费之弊有四：一、传取钱粮，原无印记，止凭手票取讨，莫敢问其真伪。一、内外各衙门开支酒饭，或一人而支数分者，或其事已完而酒饭尚支者。一、门禁不严，下人侵盗无算。一、每岁增买磁器数多。臣查得《会典》内一款：凡本寺供用物件，每月差御史一员照刷具奏，内府尚膳监刊刻花拦印票，遇有上用诸物，某日于光禄寺取物若干，用印钤盖，照数支领进用。本寺仍置文簿登记，岁终会计稽查。此一例不知何年停罢。若查复旧规，则诸弊可革矣。”乃切责该寺官，而添差御史，月籍该寺支费进览。
嘉靖三十八年，给事中龚清言：“太仓之财，岁以千万计，中间请乞频仍，给予泛滥。乞敕提督侍郎，月具银库内外出入之数，务在简易明白，一览可见嬴缩。各司自当畏惧撙节，而所省不赀矣。”诏可。太仓银库之月报出纳，自此始。
九边旧无客兵，止有主兵。岁派民运屯盐，足以自给。后因民运多逋，屯盐渐弛，又客兵调遣不常，遂致奏讨数多，中间糜耗特甚。世宗一日谕户部曰：“朕见诸边疏请内帑，想初因急需，后遂援为口实，岂无侵冒自私之弊？今后必慎度以给。”圣心之明见如此。
嘉靖时，蓟辽总督许论奏：“密云、昌平二镇年例饷金，俱防春用尽。防秋仍用三十二万有奇。”于是户科都给事中郑茂言：“各边钱粮虚糜之甚，奏讨之多，莫有过于蓟镇者。臣查嘉靖三十六年边饷，密云止八九万，今三十四万有奇；昌平镇止三五万，今十四万有奇。何前后悬绝如是？夫春防小警，为费若此，防秋何以加之？诸边效尤，又何以应之？论在镇三年，一卒未练，而粮饷独倍往昔，岂无侵冒之弊？宜敕大臣风宪官赴边计议，较数岁之中，酌为定规。庶边臣不敢妄求，司计得有所执。”世宗是其言。令论回籍听勘。
总理宣大粮饷侍郎霍冀等言，奉旨勘上蓟镇客兵粮饷不敷之数，言：“蓟镇主客钱粮，自二十九年而京运始发，至三十九年而额数愈增。如蓟州主兵年例不过六七万，今则十四五万矣；客兵不过十数万，今则三十万矣。密云主兵年例不过一二万，今则七八万矣；客兵不过八九万，今则二十二三万矣。盖缘往时蓟镇主止四五路，今则增为十区，而副参游守增添数倍矣。往时未有客兵，俱主兵调遣，今则山、陕、辽、保分番征调矣。往者在边止于防秋，今则戍守无虚月无虚岁矣。此年例之所以愈增而愈不足也。”
嘉靖时，廷臣议上理财事，内一款言：“国初，岁派边储足供岁用，原无请发帑银之例。后缘边疆多警，或广召募，或增营堡，额派钱粮支费不敷，不得不仰给于京储。然考嘉靖十八等年，各边岁发仅及五十九万，今且增至二百三十余万。盖近来各边或无故调遣，或假名按伏，因而乾没。其费不赀，司计者将何以应之？宜行各督抚官，亲诣各城，从实拣选，汰其老弱虚冒，以还先年主兵原额。诸所新设营垒，查非要害，尽当随宜省并。”世宗报曰：“近年边饷，侵冒多端。各督抚官正己率属，厘革积弊，违者听部臣并该科参治。”
旧例，鸟思藏请封，皆遣番僧为正副使，而以通事监之。嘉靖四十二年，遣番僧远丹班麻等封阐化等王，比至中途，肆为骚扰，不受通事约束。礼部因请：“自后诸藏请封，即以诰敕付来人赍还，罢番僧勿遣。”封诸藏之不遣京寺番僧，自此始。
世宗一日问阁臣曰：“今取户、兵、工三部银四万两，犒蓟镇春防官军一次，可乎？”阁臣对曰：“春防既赏，秋防将引为例。赏则不以为恩，不赏则适以生怨。不若足其粮饷，而银赏则以待有功。”世宗深然之，曰：“赏罚非细事，正因无知生怨，难耳！今惟足实粮草，依时给与，乃可以行。”
先年，夷人入贡，无遣官伴递之例。嘉靖三十八年，以驿递殴伤贡夷，始议遣通事序班伴送。其后伴送序班，往往导诱诸夷，百般需索，因而乾没，恣为奸利。嘉靖四十三年秋，序班陶贵伴送海西夷人至三河，侵暴物特甚，为驿丞杨所奏。乃诏：“自后三卫海西诸夷入贡，蓟辽抚选委官舍押送。革伴送通事序班，以兵部听差指挥千百户一员代之。”
旧制，在京各衙门食盐，岁遣拔办吏一人下场收买。吏倚官势往往倍收为奸利，沿途私贩，莫敢诘捕。巡盐御史乃请令运司食盐较定斤两，筑包于司，俟支盐人役至，数包予之，自外不许别有夹带。诸役亦不许自行下场，违者论如律。各役既无所获利，而一应纳钞僦挽之费，悉其所出，多坐累不支，至有弃役逃去者。嘉靖四十三年九月，验封郎中陆光祖言于尚书严讷，疏请革之。自后百司遂停食盐，唯户部十三道岁支如故。
嘉靖间，刑科右给事中张岳条陈时政，内一款言：“今讲学家以富贵功名为鼓舞人心之术，而闻风争附者，则先富贵功名横于胸中，铨衡一缺，则翘首而垂涎馆局一开，则热中而濡足。司钱谷则慕秩署之清华，典刑名则思兵曹之喧赫，居台谏则美卿贰之崇高，以为不通其说，不究其术，则无以满蒲其欲而济其私。于是剽窃浮词，谈虚论寂，相饰以智，相轨以势，相尚艺能，相邀以声誉，初学之士，靡然从之。一入蒲团，皆宛然有圣人面貌，且洋洋独喜自负曰：“吾为会中人物矣。”臣不暇论其立心制行何如，试即与会之时，言语色笑，变态多端。或看喜怒于上官，定进止之秘诀；或腾毁誉于多口，发爱憎之神机；或间为坚白异同之谈，各质己私，哓哓不相下。一有爵位稍尊巧言雄辩者，参言其间，众皆唯唯，而莫敢发。岂天爵之论，以人爵而后定乎？今群工百执事，各有司存，既非奠贽于师弟，又非结契于朋侪，岂宜郡萃州处，什伍成群，以惑众听？善乎宋儒之言曰：“愿士大夫有此工夫，不愿士大夫有此门户。臣以为欲塞其门拒其户，在国家于用舍之间慎之而已。”
嘉靖时，礼科都给事中辛自修言：“人臣祗慎，而后朝廷之体尊。迩来题奏章疏，竞为缛艳，不惟九重清览，难于偏详，而事体处分，反以文晦。甚者以丑亵鄙秽之语，载之牍中，尤非对君之体。乞敕礼部转行内外百司，自后一应章奏，须言简事核，务持大体，不许仍前琐屑浮冗。如违，听该科参治。”世宗深然之，乃诏：“以后章奏，俱务简明质实，有如前欺肆者，科臣以闻。”
嘉靖四十五年秋，诏顺天抚按官严禁僧尼至戒坛说法。仍令厂卫巡城御史通查京城内外僧寺，有仍以受戒寄寓者，收捕下狱。四方游僧，悉听所在有司递回原籍当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