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初年，襄府枣阳王祐楒，疏请追崇兴献王，如张、桂言，并及宗室久锢穷困，欲开四民业，以安贫宗，且省禄粮。得旨褒其兴国议，而宗室事不允行。三朝以来，诸建白者及策士者，往往谈及此事，终龃龉中格。至今上始决意下令，一节宗人，俱得充诸生应举，为中外官，天潢二百余年抑郁之气始吐矣。又嘉靖九年，礼部因覆庆府丰林王台瀚疏，上手作书，与诸亲藩，欲将帝子应封者俱止为郡王；而亲王次子，俱封镇国将军。先以书示少传张璁，璁谓：“果如此，天下将谓主上薄于本根，非亲亲盛节。不如节其岁禄，如京朝官本折兼支为便计。”上遂持不下，而减禄之议亦格。至末年，始定《宗藩条例》一书，于是减省禄米，而诸藩亦自谓损禄以纾民困，因为成例，以至于今。窃谓世宗此举，尽善尽美，天子之子有限，而藩王支子无穷，帝子得郡王，如靖江王府事例，体不加贬；其王子皆镇国，则册世子、册妃及建府第等费，以至仪卫宫属，又细而校尉乐户之属，所费不赀，皆得省罢；又体统不太崇重，与地方长吏不至争礼相诟病。况奉国中尉之下，旧不降爵，此议若行，又可递降至七八品。其裨国计甚大。永嘉当国，肯任劳怨，独此事不能将顺圣意，使宗藩不亿，漫无节制。民生日匮，隐忧正大。惜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