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澄源之抚保定，既以屯田有效上闻，至壬寅之春，复上条议，陈利便。其一以水利为言，疏略曰：“臣谨按境内山川图迹，质以耳目闻见，易水可以溉金台，滹水可以溉恒山，溏水可以溉中山，滏水可以溉襄国，漳水来自邺下，西门豹常用之瀛海当诸河下流，故号河中，视江南泽国不异。
至子山下之泉，地中之水，所在而有。议督委各府佐贰一员及州县正官，并选南官中能识水利者，周循勘议，某处可筑坝建闸，某处可通渠筑堤，高则灌注，下则车汲。悉照南方开水田法，量发军民夫役，以便宜处置。计六郡之内，可成水田者，奚啻数万顷。每岁收获，可益谷千万石。畿辅从此富饶，永无旱涝之患。即不幸漕河有梗，亦可改折于南，取籴于北，此国家无穷之利也。”疏下部覆，奉旨允行。此其说与水田相表裹，真西北永利。未几。汪去任，此议亦格，至今无敢议及。煌煌明旨，固不及彼中旁挠之众口也。惜哉！
先是丁酉之冬，万邱泽世德，开府天津，建议兴水利，都水主事沈朝焕继之，上并下户部覆奏。世德言天津濒海荒芜地土，俱可屯粮，宜设法招集开垦；朝焕言天津南连静海，北距直沽，尽属膏腴，可以开垦。合二臣疏观之，真兵农两利之策，宜咨抚臣，开谕军民，自备工本，官给印照，俾永为己业。三
年之后，方许收税，每亩输谷一斗，中等六升，下者三升，耑备津备防饷之费。奉旨即举行之。时万中丞以御倭创开暮府，止辖河间一府，故不他及。若汪中丞所辖，则畿南六府，延袤千里，无非上腴。两抚境内，合之顺天，已尽帝畿，倘并施畚锸，则军国所需，不必取给东南。明旨再三申嘱，徒付空言，盖北人滞执偏见，难以理喻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