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治十二年九月大学士刘健奏：“昨太
监陈宽传旨：'今后但有票拟文书，卿等自书自封密进，不许令人代写。'仰见上委任腹心，防闲漏泄之意。但内阁事情诚为秘密，在祖宗朝，凡有咨访或亲赐临幸，或召见便殿，屏开左右，造膝密谕，以为常制。且如宣宗屡幸内阁，今阁臣不敢中坐。英宗不时召李贤，宪宗亦召李贤、陈文、彭时。上有密旨，则用御前之宝封示，下有章疏，则用文渊阁印封进，直至御前开拆，臣等所目见。今朝参讲读之外，不得复见天颜。即司礼监亦少至内阁。上有命令，必传之内侍，内侍传之文书房，文书房传至阁臣等，有陈说亦必宛转如前，达至御前。今圣上若有咨议，乞仍照祖宗旧事，或召臣等面谕，或亲洒宸翰数字封下，或遣太监密传圣意，庶事无漏泄。”上是之。盖自十年三月一召之后，至是两期余矣。上虽纳其说，直至次年四月廿九日，始召刘、李、谢三阁臣至平台，面商英国公张懋等辞兵柄疏。五月初三日又召，亦为勋臣请解兵权，其后亦不复召。
至十七年三月十六日，以圣慈太皇太后崩，复召辅臣刘健等三
人至内暖阁，议陵寝祔葬事。盖自十三年后，又阅四期矣。廿二日又召对，为祀孝穆皇后奉先殿也。史臣云：自庚申之召，不奉接者已五年，至是始连奉顾问，以为幸云。本年六月廿二日，上以虏中逃回人口，又召三臣入对于暖阁；至七月十五日，又召三臣对于暖阁，为边上用品字坑也。九月三日以来，日开日讲，召三臣入对暖阁。又半载为十八年四月十六日，上又召刘健等至内阁，议吏、户二部事，自此遂不豫，以及大渐矣。
故《孝宗实录》于召对一事，但纪内阁三辅，而刘华容之为本兵，戴浮梁之为总宪，其召对频数，十倍于三辅，而一字不之及，则揆地总裁雅意可知矣。
孝宗凭几之诏，仅命三辅臣受遗。而不及刘、戴二公，则内外亲疏之别也。二公尚不能见几而作，华容远戍，胎于此矣。
但孝宗朝最称宫府一体，而阁臣密奏，与主上密谕，上下传达，必内臣数转而始得寓目，盖捍格之端开已久矣。孝宗虽能与刘、戴诸公屏人谋断，不免为政地所忌。至今日内阁之权日轻，百叩不能一答，况部院之长，敢望昼日之接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