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 ○变法

    国家储积，多倚东南，惟苏为最。永乐、洪熙间，征敛制下多侵克，官得其十三四五而已。宣德五年，上命周文襄公来巡，首延父老讲求利害，创立“调收”之法，委曲详尽，自此利始归于上。又得况公为守，念苏赋太重，奏减正额三分，七邑计减七十二万余石，人称公有再造之恩。二公既去，后人恒守其法，稍有变更，遂为民病。故朝廷每遣巡抚及守士之臣，必降玺书申戒，使毋轻改焉。弘治二年，官有喜变法者，不加深思，遽革“调收”，易以新制，粮胥得为奸利，每石擅增无名之耗三斗，尽入私家，自兹利榷复移于下。以今粮胥所增之数三计，正与况公所减者相当，是乃复征旧额也。七十二万石之多，官不得取，民不得免，使二公之良法大坏，甚可叹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