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言：少时与父并弟同读富韩公《使北语录》，至于说大辽国主云：“用兵则士马物故，国家受其害。爵赏日加，人臣享其利。故凡北朝之臣劝用兵者，乃自为计，非为北朝计也。”三人皆叹其言明白，切中事机。老苏谓二子曰：“古人有此意否？”坡对曰：“严安亦有此意，但不明白。”老苏笑，以为然。辉观《三国志·顾雍传》，孙权时，沿边诸将各欲立功自效，多陈便宜，有所掩袭。权以访雍，雍曰：“兵法戒于小利，此等所陈，欲邀功名而为其身，非为国也。”又读《通鉴》，唐武德五年，突厥犯边，郑元诣颉利，说之曰：“唐与突厥，风俗不同，突厥虽得唐地，不能居也。今虏掠所得，皆入国人，于可汗何有？不如旋师，复修和好，可无跋涉之劳，坐受金币。又皆入可汗府库，孰与弃昆仲积年之欢，而结子孙无穷之怨乎？”颉利悦，引兵还。开元六年，吐蕃求和，忠王友皇甫惟明求奏事，从容言和亲之利，明皇未然。惟明力言，边境有事，则将吏得以因缘盗匿官物、妄述功状，以取勋爵，此皆奸臣之利，非国家之福。乃许其和。盖皆祖述严安之言也。后东坡载其说于《郑公神道碑》之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