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录》曰：东坡撰《富郑公神道碑》载，公奉使语曰“北虏与中国通好，则人主专其利，而臣下无所获。若用兵，则利归臣下，而人主任其祸。故北朝诸臣争劝用兵者，此皆其身谋，非国计也。”予按唐郑元谓颉利曰：“汉与突厥风俗各异。汉得突厥，既不能臣；突厥得汉，复何所用？且抄掠皆入将土，在可汗一无所得，不如和好，国家必有重赉，币帛皆入可汗，坐受利益。”颉利纳其言。乃知郑公之言，出于元。仆谓东坡固尝言之矣。郑公此言，正祖严安论犭旬西南夷之议，《漫录》未之闻邪？自严安为是说后，三国志陆抗亦尝用此意谏吴主矣。时，师旅仍动，百姓疲敝，抗疏曰：“诸将犭旬名，穷兵黩武，动费万计，士卒雕瘁，寇不为衰，我已大病矣。今争帝王之资，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奸便，非国家之良策也。”元又祖其意。晋顾雍所言，亦是此意，非特抗也。
